邱炯/插画

　　【编者按】

　　8月23日下午，上海市某小区内，一名女大学生爬上四楼的窗台欲跳楼自尽，引得楼下围观群众起哄，他们说着冷言冷语，或讥讽或嘲笑。最终，女孩纵身从四楼跳下，幸运的是，她落在已经铺好的气垫上，只有点轻伤。而令人寒心的，竟然有围观者说：“这么矮，根本摔不死”。

　　这种面对生命如此冷漠和麻木的情境，不禁使人想到鲁迅先生笔下的“看客”。是我们的社会出了问题？还是国民的劣根性在作祟？

　　这是个不那么容易回答的问题。当下，比寻找原因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拿镜子照一下自己，自己是否就是“看客”中的一员，甚至是“帮凶”呢？

　　【作者】《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黄莹莹 发自北京

　　作家、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梁晓声

　　“一个人去帮助别人，你就相信他是一个好心人就够了。相信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但是在我们这里都被解构了。”

　　我们总是把这种现象延伸到“社会出现了问题”，说社会使人们感到郁闷，因此导致这种现象，但是我个人觉得这种思维是不对的。因为如果是在一个受到长久的良好的文明和文化影响的国度里，即使社会存在的问题很多，人民也不会是这样的。即使在有阶级冲突的社会里，文化所张扬的也是一种超阶级的“人性本善”的力量。而我们在这方面的文化含量太少，因此我不赞同把这些都归结为社会问题。即使一个社会出现了问题，作为一个人，他的底线也不应该是看着自己的同胞将死，而把它当成一出戏来看。

　　我在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看过一部由前苏联小说改编的电影，名叫《前面是急转弯》，讲的是一个驾车者遇到别人出车祸了，到底是救还是不救的问题。不救者最后失去爱情，失去友谊，失去别人对他的尊重。同样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已经在半个世纪前已经拍过这样的电影，说明这个国家相对地比较在意文化对人民的影响。但是我们在这方面，说来惭愧，我们做得非常不够。从鲁迅的小说《药》开始，到今天，除了用文化去影响我们的民族，似乎也没别的办法了。

　　我们文化的教化和影响力不够。我很担心我们将来有一天会受到文化的报应。我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到现在如果还不赶紧真诚地补上人文这一课的话，有一天，文化的缺失会给我们带来沉痛的后果。

　　我们对待文化的态度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时期是我们相信文化的力量很大，但是这个时期，我们更多的是在把文化当做工具在利用，只是一种宣传的工具，而且这种宣传并不指向人心，那时文化只是一种政治的齿轮和螺丝钉，并没有把文化作为一种保证社会和谐运转的机器中的一环来看待。这个时期过去后，我们又转为一种沮丧的想法，觉得文化起不到那个作用了，甚至想干脆就放弃文化，因此现在的文化变成不起作用的文化了，丧失了文化的自觉性。

　　有些现象表面看起来是道德层面的问题，但是实际上是人性和心理层面的问题。一个当代人有时有可能并不明白自己的心理是不健康的，而恰恰心理不健康的人最可能拒绝承认这个事实。在这种情况下，靠一般的说教是没有用的，但是文艺有这种作用，文艺像一面镜子，不仅能照出自己的容貌，还能照出自己的内心。

　　现在很流行两个字——“作秀”。我们中国人可以把任何人的任何言行都冠以“作秀”二字，那么我们还相信什么不是“作秀”呢？我们没有愿意去相信的东西。按照我们的这种思维，华盛顿拒绝连任总统，回家当木匠，是在作秀；林肯的简朴也是作秀；马丁·路德金的演说也是作秀。如果一切的行为在中国人的眼里都是作秀的话，那么最后的叩问就是：“中国人到底信什么？”而世上原本是有很多可以相信的东西的，只要你简单地去相信它就好。一个人去帮助别人，你就相信他是一个好心人就够了。相信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但是在我们这里都被解构了。

　　社会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

　　“我们在骂社会、骂政府、骂别人的时候，也应该反思一下自己，是不是负起了对社会、国家应该负起的责任。”

　　我觉得现在更多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看客”层面上的了，现在很多人可以说是道德底线全无，只谋求最大利益。比如三聚氰胺事件，就等于是在婴儿的奶粉里面下毒，这就已经越过了道德底线；还有前不久，有个打工仔的手受了伤，到医院缝了几针，因为带的钱不够，医生把线缝了又拆；还有上海的医院着了火，医生丢下手术中的病人，让病人丧生在大火中。像这种恶劣的行径，已经不是“看客”了。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我们不会去过多地责备个人，而会认为是这个社会的系统出了毛病。这也和中医的观点不谋而合，西医说“我们治人的病”，中医说“我们治得病的人”。以前我们常说“社会问题”、“社会病”，而现在我们则说“问题的社会”、“病的社会”，我们的职责就是要把“病的社会”变成一个“健康的社会”，要把一个“问题的社会”构建成一个“和谐的社会”。

　　这种看客心态不是公民心态。一个自由和负责任的人才能称为公民，我们要大力地去塑造一种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国民心态。当然这种要求是比较高的，在我们的社会，没有主动去害人，但是遇事起哄架秧子的人，还是有一定数量的，“上梁不正下梁歪”，这些看客都是“下梁”，关键还是得看“上梁”正不正。

　　一个人去跳楼，就是对自己生命的不负责。鲁迅先生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作为一名年轻的学生，应该是去努力奋斗的，但是她却因为感情问题去自杀。但是我不愿意过多地去谴责她，一个人到了要自杀的地步，一定是心理有了病，或者是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对一个承受巨大痛苦的人，应该体现出人文关怀。

　　一个公民，应当具有自由、公平、正义的公民理念，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是人民当家做主，我们不能把自己当做看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人。社会好的话，有我们的一份功劳，社会不好的话，也有我们的一份责任。很多时候，我们在骂社会、骂政府、骂别人的时候，也应该反思一下自己，是不是做到了对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应该负有的责任。

　　诗人、作家 赵丽华

　　“在道德缺乏约束力的情况下，用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或许听起来觉得可悲，但也不失为一种方法。”

　　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淡薄，匮乏同情心，道德失范的现象特别明显。人与人之间缺乏互信的一个结果，就是互助的行为也会越来越少。从缺乏监管，到人们质疑，然后到越来越大的失望和不信任。

　　单看这件事，这个跳楼的女孩已经不是第一次要自杀了，这就有一种“狼来了”的感觉。这种人本身心态也是不健全的，在她的角度来看，她的生活可能是遇到了实在过不去的坎，但是三番两次地这样闹的话，也会消磨别人的同情心和善意，甚至影响别人的正常生活。

　　如果我们小区也有这么一个人，我可能也会嫌她太闹腾。但是我想我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一个生命就这样消失，我会先报警，然后想办法劝她。有时候年轻人冲动起来，就只想到自己纵身一跳就一了百了，但是想不到父母和家人会有多难过。这是一种需要调节的心理。

　　我觉得可以考虑把这种问题列入法律当中，我们国家的法律一直在慢慢地健全当中，并没有界定这种见死不救或是鼓励怂恿自杀的现象是否属于犯罪，如果法律中有此类条款，对这种冷漠的看客或怂恿者有一定的惩罚，这个惩罚不需要太重，但是哪怕小小的惩罚，可能都会对遏制这种现象起到一定的作用。在道德缺乏约束力的情况下，用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或许听起来觉得可悲，但也不失为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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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胜军微博：那些无聊的看客无疑成为事件结果的促进者，把别人的痛苦建立在自己的快乐之上，缺乏的是对社会责任的承担与良知。

　　@何T_何铭涛_經世濟國：或许中国人骨子里就有一种“惟恐天下不乱”的性格吧！？但是在当今社会，人实在太渺小了，大的事情改变不了，小的事情吧，例如扶起倒下的老婆婆却可能会惹上官司，所以倒不如退而求其次做个看客吧！

　　@无需被注意：国民的劣根性。各家电视媒体争相播报接连不断的家庭矛盾获得高收视率不也同样体现了国人爱当看客的事实么，我们有大把的时间关注别人的悲剧，却抽不出空培育自己美丽的心灵。

　　@四川茶客：缺乏自省的风气，才是导致看客心态的根本原因！不要责怪别人了，在指责别人的同时，先反省一下自己有没有看客心态吧！

　　@Police王：一个民族的成长跟一个人的成长是一样的，他都会有处于幼稚的阶段，这个阶段也是最为关键的阶段，看你怎么引导，引导得好，就会朝好的方向发展，引导不好，就会毁了他一生。

　　@自由的招待券：生活的太卑微，想从更悲惨的人那儿得到些平衡吧。

　　@自由的河流：有爱的地方也有很多，毕竟我们无法奢望全世界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同步文明并充满关爱。围观的力量亦正亦邪啊。

　　@猫小暧同学：当年我读书的时候教材就定义这样的“看客”是麻木不仁的。我到现在仍然能感觉到当时鲁迅先生的心痛。我在伤心：怎么这么多年的教育都改变不了咱们的“劣根”呢？

　　@小魔求爱：这样的社会现象曝露出的社会问题是让人心痛的，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的跳楼秀了。这严重地伤到民众的道德底线。多了就见怪不怪了，时间长了关切心理就变成了娱乐心理了。但愿人人都想开点，别动不动就跳楼了。

　　@超大型仙人掌毛绒玩具：唉...我只能保证我不参与围观...对于喜欢湊热闹的人，我只想说：好自为之！

　　@立晴85：看热闹不怕事儿大——这一调侃词句是近几年经常出现的语言。说不出的悲哀：我活得不好，你也别好；人人不如我最好。还有另一种是心理扭曲到一定地步，就嫌社会太平，这样更突显他的孤独，社会越“热闹”，他也越兴奋，烦恼啥的一扫而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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