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档案馆阅密

　　中央档案馆馆藏档案具有党政档案统一管理、档案形成单位级别高、公文类档案居多、均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档案、都是永久保管等特点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陈泽伟

　　在公众视线中的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履行全国档案事业行政管理和中央档案保管利用两种职能，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构。

　　日前，《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走进中央档案馆采访参观，不仅聆听观看了不同历史时期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录音录像资料，还近距离接触了诸多珍贵的档案资料原件。

　　馆藏凝聚岁月风云

　　中央档案馆1959年10月正式开馆。现收藏保管着1919年“五四”运动至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期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们从事新文化运动，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筹建中国共产党等伟大革命活动中所形成的档案；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共中央及其所属机构和派出机关在各个时期活动中形成的档案。

　　本刊记者看到，这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会议、特别会议，历届中央全会的档案，中共中央发布的各种决议、决定、指示、通告等，中国共产党与外国政党的来往文电等等；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起，相继在各地成立的苏维埃红色政权、抗日民主政权、解放区民主政权形成的档案；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及其各部委和各直属机构、全国政协形成的档案，其中包括筹备成立新中国的文件，历次制定和修改《宪法》的文件，国务院发布的决议、决定、指示、命令以及国家制定的国民经济计划等；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共青团中央等全国性人民团体形成的档案；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社会活动家的手稿、书信、日记等档案和资料，其中数量最多、相对最完整的是毛泽东主席的手稿，共有4万多件。

　　据统计，截至2010年，中央档案馆共收藏档案125万卷，有1亿多页，案卷排架长度达13774米。另外还有照片16万张，录音、录像磁带16000多盘，电子档案3900多盘。收藏报纸、期刊、图书等资料234万册。这些档案主要是从各个中央和国家机关接收而来，但也有的是从国内外的单位和个人手中征集而来，或由个人主动捐赠而来。

　　“我馆最早的一部分档案，来自党中央在上海时期建立的档案库，代号为‘中央文库’，正式名称是‘中央秘书处文件保管处’。”中央档案馆保管部主任许卿卿对本刊记者说，“中央文库”的档案包括有：1921年至1934年中央的各种文件材料和记录；中央各部委、各区中央局、红军各部队、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群众团体向中央报送的材料；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的文件；旅欧、旅美等中共党组织和团组织的文件材料；以及党内书报刊物等。

　　在白色恐怖时期，虽然中央文库负责人几经变换，保存地点也不停地辗转迁移，但这些档案都始终得到了妥善保管。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下，1950年2月，中央文库由专人负责清理登记并被安全押运到中央秘书处，成为1959年中央档案馆开馆时中央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还有延安及西柏坡时期的档案。“延安时期的档案不仅有中央在延安所形成的档案，还包括红军长征时携带的中央苏区等5个根据地所产生的档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出版物、会议发言报告等)以及红军长征的有关材料等等。”许卿卿介绍说：“1948年中共中央到达西柏坡，中央秘书处在此期间，又接收了中央工委的档案若干箱。1949年3月，中共中央迁往北平，延安和西柏坡时期的档案由后任新中国第一任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的曾三率领转移，安全无损地到达北京香山。”

　　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还包括从苏联接收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1956年，苏共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苏共中央主动向中共中央提出，把保存在苏联的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移交给中国。中共中央对苏共的这一表示立即作出积极反应，派人前往苏联进行整理、清点、装箱、封存，由苏方将这批档案送到北京。这些档案内容包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会议记录、部分代表团成员的手稿、发言记录，中共一大至六大历次代表大会的文件等等。这批档案记录了我党早期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有些是国内档案所没有的。

　　除了纸质档案外，中央档案馆还保存着录音录像档案。本刊记者此次聆听观看的不同历史时期四段珍贵录音录像资料——1924年孙中山《告诸同志》录音；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致开幕词；1975年1月13日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做政府工作报告；1988年邓小平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时的讲话，都属于这一范畴。

　　本刊记者采访了解到，中央档案馆馆藏档案具有党政档案统一管理、档案形成单位级别高、公文类档案居多、均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档案、都是永久保管等特点。这些档案主要是20年前形成的，即大都是1990年以前形成的档案，而较少有最近20年形成的档案。

　　根据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和便于利用的原则，我国档案法规定，中央级机构的档案，一般在形成满20年后，才向档案馆移交，所以，1990年以后各中央国家机关和各中央企业形成的现行档案，多数现仍由各单位自行保管。

　　档案整理有章可循

　　整理档案，对档案进行编目、鉴定与统计，是档案馆基础工作的重要环节。做好这些工作，使档案有规可循，有目可查，才能便于保管和利用。

　　1958年7月，在中央档案馆筹建期间，周恩来就对将要到中央档案馆工作的同志说：“到档案馆工作不仅要整理和保管好文件，更重要的是熟悉业务，多做些索引、目录，使利用时查找方便，别找一个文件花半天工夫啊！”

　　中央档案馆开馆后，针对利用与基础工作的矛盾，1960年底中央档案馆提出：“以内部建设为基础，以利用工作为主导，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基本思想。档案整理工作，应当是围绕当前需要有重点地进行工作。”

　　本刊记者了解到，当时针对馆藏档案的状况，中央档案馆把馆藏档案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有规有目，基本上可以查找利用；第二类是有规不可循，有目不可查；第三类是无规无目，无法查找利用的零散文件。对此，整理的相应具体办法是：对于第一类，即使有些小毛病，也可以不重新整理。对于第二类，可以在原有整理的基础上，进行部分的加工整理，但不打乱重整。对第三类，要认真进行整理，分清全宗，把文件按形成规律组卷、编目。总之，整理历史档案，不是根本不能动，而是要充分利用原有基础，不打乱重整。

　　许卿卿对本刊记者介绍道，档案的整理工作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

　　从建馆后到1963年底，中央档案馆总计整理加工各种历史档案近10万件，清理了历史档案150余万件，编制了档案目录，写出了档案全宗介绍或内容提要等参考资料。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中央档案馆更加重视档案基础工作，集中人力进行目录数据库的建库工作，结合建库进行档案整理编目，经过十年的努力，档案检索从全部手检达到部分目录机检。

　　1993年馆局合并后，中央档案馆集中人力物力，花大力气，对馆藏零散档案进行整理，呈现突出效果。随着高科技的发展，中央档案馆正以档案数字化为龙头，积极开展档案数字化，以此带动档案的整理工作，使档案整理更加趋于规范。

　　档案保管力求安全

　　“维护档案的完整与安全，最大限度地延长档案的寿命，长久地发挥档案的作用，是档案馆的基本职能。”许卿卿表示。

　　为了维护档案的长久安全，防止人为的和自然的有害因素对档案的破坏，中央档案馆研究了许多长久保存档案的办法，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

　　“最首要也是最基本的一点是，库房条件的好坏，对档案的安全保管关系极大。许卿卿说，“中央档案馆建有两座适合于保管档案的库房，这就给安全保管档案创造了好的条件。”

　　从本刊记者实地采访观察，中央档案馆档案库房具有三大特点：第一，外墙坚固，采用厚墙体，并使用了高效保温、隔热、防水的材料等；第二，档案库房内布局结构合理，安全、方便、适用；第三，库房门窗紧闭，设置通风、去湿、降温、采暖的设备可以控制库内温湿度。“整个库房达到了防光、防潮、防霉、防尘、防火、防盗的要求。”许卿卿介绍说。

　　除此之外，中央档案馆还采取了多项安全保管措施。比如说，档案提供利用，一律以复制件代替原件，确保档案原件不受损坏。对档案害虫的防治，采用化学的、物理的多种办法，杀虫防虫；对于破损档案的修复，主要采取传统手工托裱；陆续购进一批革命历史报刊的影印本，对保护报刊原件，提高利用率，起了非常好的作用。

　　据本刊了解，为防止突发事件，特别是战争对档案的损害，中央档案馆还提出必须制作多份档案并要有多处保存地点，加之用缩微照相的方法将重要档案复制成缩微胶卷、用数字化的方法把档案复制成光盘、磁盘等，这就为档案的多份、多库保存奠定了基础。□

　　档案工作人员要当司马迁

　　中共中央机要档案资料的总汇，被称之为“中央文库”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陈泽伟

　　档案是历史的真实记录，档案工作记录历史、传承文明、服务社会、造福人民。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以来就重视档案的保管和收集，不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中央领导人都对档案工作倾注心血，给予关心和支持。

　　“正是在历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领导下，经过几代档案人的拼搏奉献，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档案体系已经逐步形成并且不断自我完善，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杨冬权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强调道。

　　“任何时候都要注意保护文件”

　　《瞭望》：中国共产党的档案工作开始于何时？

　　杨冬权：1923年，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中央建立秘书制，决定党内外所有档案文件按照规定由秘书保管。1926年中央成立秘书处，负责全党文件的秘写、传递，档案的保管、处理、保密等工作。以后，又设立了专门负责保管中央档案文件的文件保管处。1923年至1928年，毛泽东、王若飞、邓小平等，都分别担任过党中央秘书长，直接领导文书档案工作。

　　在艰苦而恶劣的革命斗争环境下，党中央十分重视档案文件的安全与保密，不断地发出通知要求各级机关、部门，注意保护党的文件的安全，并采取了相应措施，文件要保存数套，一套留机关使用、一套隐藏在安全的地方，一套送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收存。

　　由于党中央文件保管处是中共中央机要档案资料的总汇，又被称之为“中央文库”，其地址和内部情况是绝对保密的，并想尽办法严加保护。党的地下工作者怀着坚贞的革命信念，前赴后继，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了中央文库珍贵的档案资料，张宝泉、陈为人、陈来生和许多没有留下姓名的为保护中央档案而不惧牺牲的英雄们，他们的事迹至今为后人传诵。

　　《瞭望》：在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哪些措施整理保护档案文件？

　　杨冬权：1931年，党中央进一步规范了文件的整理和保存办法，由瞿秋白起草了《文件处置办法》，办法对党中央各种档案文件的收集、分类、整理、编目、保管、销毁等都作了明确规定，特别是对于文件的保存，规定：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二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周恩来在这个文件上亲笔批示：“试办下，看可否便当”。这是现存的我们党最早的保管档案和文件的规定。

　　历史证明，《文件处置办法》的实施，对我们党文书档案工作的健康有序发展起了规范性作用，使中央文库收藏的一大批重要档案资料历经白色恐怖，得以保存到今天。

　　在严酷的战争年代，我们党的领导人不仅重视档案，身体力行收集保管档案，还经常教育党员要爱护每一份文件，保护好党的机密。在艰苦的长征途中，毛泽东随身携带着两个箱子，收藏着重要档案文件和手稿，《长岗乡调查》《兴国调查》《反对本本主义》都是从那两只箱子里找出来的。有一份他早年在湖南五县的调查手稿丢失了，他感到非常惋惜，经常提起这件事，感叹湖南五县的稿子他是颇下了一番工夫的。

　　毛泽东还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任何时候都要注意保护文件”，“遇到危险情况，你们不必顾我，要先保护秘书和文件”。在延安，毛泽东主席在与到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深情地谈到一名英勇的红军战士，把藏有苏维埃政府档案的两只铁制文件箱背在肩上，走完了长征全程。

　　刘少奇和朱德也曾明确指出：不论是白区地下党，还是农村革命根据地，档案工作的重要原则就是对档案“必须保证安全，但又要区别对待”，“在危险时宁肯烧光，决不让敌人得到片言只字。”1942年，刘少奇离开中原局到延安工作，在他离开苏北的时候，历尽艰辛，将多年积累的有关中原局的12包档案和各项重要资料带到延安。长征到达陕北后，许多中央领导都亲自过问档案工作问题，并亲自参加档案材料的收集工作。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署名发布《军委关于征集红军战史材料的通知》，邓小平同其他同志负责进行了大规模的红军档案征集工作，并取得显著成就。

　　1941年后，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机要处下设材料科、文书科、电讯科等机构分别负责文书处理、档案管理、材料综合和资料发行等工作，档案工作各项制度、规定进一步健全，各抗日根据地，许多机关都建立起了文书档案工作。晋察冀边区政府1939年9月发布《关于反扫荡斗争前处理文书卷册的命令》；冀中区党委设立“临时档案室”，将档案装箱，打仗时随部队转移，人称“游击档案室”。

　　1947年，国民党军进攻延安，中央决定实行战略转移。当时，中央十分关心档案资料的安全问题，决定由秘书处长曾三负责珍贵档案资料转移工作。刘少奇亲自指示，把档案分成甲、乙、丙、丁四类，区别对待，进行处置。精简后的档案有几十箱，转移起来不方便。周恩来指示曾三带着档案找贺龙，在贺龙、叶剑英、杨尚昆等关怀下，这批档案东渡黄河，被转移到山西兴县刘家曲隐蔽起来。1948年，这几十箱档案继续转移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中央工委所在地。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接管旧政权的档案和其他历史档案成为一项新的任务。1948年11月，朱德、彭德怀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惩处战犯命令》，其中指出：凡国民党军官和政府官吏“烧毁一切文电案卷者”均应逮捕法办，保护档案有功者受奖。

　　“档案工作人员要学习司马迁，

　　当司马迁”

　　《瞭望》：新中国建立后，档案工作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杨东权：总的来说，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开创了建立社会主义档案事业的新天地。

　　1949年10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二次会议决定由陈云、董必武组成接收委员会，负责接收国民党政府中央各机关人员、档案和物资。1951年9月29日，政务院公布《公文处理暂行办法》，对建立政府机关的文书、档案工作做了规定，提出了档案要集中管理的原则。从政务院到地方各级政权机关，都先后逐步建立了档案工作机构，集中管理机关档案。为了解决档案专业干部缺乏的问题，1952年，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宣传部委托中国人民大学设立了档案专修科。1954年，中央决定撤销大区的各中央局和大区一级行政机构，随后，中央办公厅、政务院秘书厅分别颁布《关于中央局撤销后档案集中管理的办法》和《关于大区行政机构撤销后档案集中管理的办法》，决定在集中管理和保持原机关档案完整的原则下，有步骤地把中央局和大区档案集中到北京。至1955年初，共集中档案2万余箱，这些档案为建立中央档案馆奠定了基础。

　　在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的过程中，全国档案事业的集中管理也开始了有计划的全面建设。经周恩来总理提请，1954年1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批准设立国家档案局，任命曾三为国家档案局局长。1955年11月，国务院批准《国家档案局组织原则》。从此，我国档案事业有了统一的管理机构，国家规模的档案事业建设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

　　1956年3月27日，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主持下，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关于加强档案工作的决定》。4月21日，《人民日报》刊发了决定全文，并配发了《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社论。1959年1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统一管理党、政档案工作的通知》，实行党政档案工作的统一管理。

　　1959年10月8日，经过数年筹备，中央档案馆正式开馆，周恩来题写馆名，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和杨尚昆等领导同志参加了开馆典礼。

　　使档案工作者永远不会忘记的是，1959年全国档案工作先进经验交流会在北京召开，周恩来总理在怀仁堂接见会议代表，在同国家档案局负责同志谈话时，他询问各地地方志的编修情况，指示说：“你们档案工作人员要学习司马迁，当司马迁。”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期间，国家档案局被非法撤消，中央档案馆被更改名称，工作职责也发生变化，国家档案事业也遭到严重破坏。

　　档案事业是一项崇高的事业

　　《瞭望》：中央档案工作何时回到了正轨？

　　杨东权：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转折，我国的档案事业也进入恢复和全面发展的新时期。1979年4月，经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国家档案局恢复工作，中央档案馆恢复名称和职责。

　　1980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国家档案局《关于全国档案工作会议的报告》上作出批示，指出：“档案是历史的记录，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档案工作是一项很重要的专门事业，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展历史研究，进行各项工作的必要条件。做好档案工作，不仅是当前工作的需要，而且是维护党和国家历史真实面貌的重大事业。”

　　同年5月，中央书记处作出开放历史档案的决定。这一决定顺应了时代的需要，为档案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促进档案馆由封闭、半封闭状态向开放状态转变，是档案馆工作的重大突破。以后，全国性的平反冤假错案和大规模编史修志大量利用了中央档案馆和各级档案馆的档案。

　　在全面恢复和发展档案工作，逐步建立起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国家档案事业的时候，档案立法被提到议事日程。国家档案局从1980年开始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几经广泛征求意见，1987年9月5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我国第一部档案法。从此，我国步入依法管理和发展档案事业的康庄大道。

　　《瞭望》：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档案工作给予了哪些关心和支持？

　　杨冬权：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档案工作。1984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合办的以公布党的档案和党史研究成果为主旨的刊物《党的文献》创刊之际，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欣然为刊物题写刊名。1989年12月，他又为新落成的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题写馆名。陈云同志也非常关心档案工作，1986年为新建的上海市档案馆题写馆名。

　　1990年7月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胡锦涛同志陪同下，专程到自治区档案馆看望并慰问档案工作者。他认真听取了档案馆工作情况汇报，参观了《历史缩影和结论》档案陈列展，并为自治区档案馆题词：“藏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开时，还与全体档案工作者合影留念。1999年，在中央档案馆成立四十周年之际，江泽民、李鹏、李瑞环分别题词，江泽民的题词是：“做好档案工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1995年12月和1999年12月，胡锦涛同志两次接见出席全国档案工作暨表彰先进会议的全体代表，并作了重要讲话。他在1999年的讲话中指出，档案是人类活动的真实记录，是人们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的重要依据。借助档案，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过去、把握现在、预见未来。档案事业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是一项崇高的事业。

　　2009年和2010年，胡锦涛总书记就解放军档案馆原馆员刘义权身患绝症仍以顽强的意志和奉献精神坚守在档案工作第一线的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希望全国档案工作者学习刘义权同志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并到医院亲切看望刘义权，称赞他不愧为践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先进战士，不愧为全国档案战线的时代楷模，不愧为优秀共产党员；还观看了反映刘义权同志先进事迹的话剧《生命档案》，给全国档案工作者以巨大的鼓舞。

　　正是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下，我们档案工作者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开展工作，开展服务，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着力建设和完善覆盖人民群众的档案资源体系、方便人民群众的档案利用体系、确保档案安全保密的档案安全体系，为我国的各项建设事业不断提供新的服务，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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