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缓判决下的争议人生

　　专家称，死刑死缓的争议，在于我国死刑没有绝对标准，而社会关系的较量、权力运作、媒体压力也影响着判决

　　本刊记者 白菊梅

　　不久前，舆论对“药家鑫案”十分关注。开车撞完人后还将受伤者残忍刺死的青年药家鑫，虽有自首情节，但该不该判死刑，一时争议沸沸扬扬。药家鑫最终被执行死刑，但“药家鑫案”之后，媒体很快又掀起了一股“杀人偿命”的报道热潮，许多媒体拿“药家鑫案”作参照，认为不少以往被判死缓的罪犯明显判决过轻。这其中，最典型的当属被舆论称为“赛家鑫案”的“李昌奎案”。8月22日，“李昌奎案”进入再审程序。

　　一个“该死”没死的人

　　“李昌奎案”并不复杂。罪犯李昌奎与受害人王家飞、王家红同为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茂租乡鹦哥村人，李昌奎曾向王家飞求亲，被王家飞拒绝。2009年5月14日，李家与王家因琐事发生争执，远在西昌打工的李昌奎赶回老家。5月16日中午，李昌奎在王家门口遇到王家飞及其3岁的弟弟王家红。争吵扭打间，李昌奎在王家厨房门口将王家飞掐晕后实施强奸。王家飞苏醒后跑向堂屋，李昌奎提起锄头猛击其头部，致其倒地。随后又将王家红提起，猛摔向铁门。最后，李昌奎找来绳子，将姐弟俩的脖子勒紧后逃离现场。经鉴定，王家飞、王家红均系颅内损伤伴机械性窒息死亡。

　　同年5月20日，李昌奎到四川省普格县城关派出所投案自首。2010年7月15日，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李昌奎犯罪手段特别凶残、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家属损失3万元”。一审宣判后，李昌奎提出上诉。2011年3月4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一审量刑过重，以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判处李昌奎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此案一宣判，就有媒体提出质疑。“药家鑫案”被曝光后，民众将李昌奎与药家鑫相比较，认为李的恶劣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并将此案称为“赛家鑫案”。对这么个人，为什么会“轻判”？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称，依据是其“自首”情节。支持二审判决的人称，要依据法律，尊重和维护人的基本权益；反对者则称，“自首”在“药家鑫案”中也出现了，但不足以抵死。“李昌奎确实有自首情节，但有被迫的因素。”

　　在舆论压力下，“李昌奎案”出现转折。2011年7月16日，王家飞的父亲王廷礼拿到了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再审议定书。在我国司法体系中，再审是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错误判决、裁定进行重新审理。有网友就此评论称，“中国只要有死刑存在，李昌奎就该享受此待遇。”

　　一些“该死”没死的贪官

　　实际上，早在“李昌奎案”之前，关于“死刑”、“死缓”的标准，就一直存在争议，其中很多集中在一些贪腐高官的审判结果上。

　　2000年3月，江西省省长胡长清被执行死刑，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因经济犯罪被处以死刑的省部级高官第一人。胡长清被控受贿，涉案金额约为544万元。随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也因受贿、涉案金额4000余万元被判死刑，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因腐败被判死刑的国家领导人。

　　而随后几年的一些贪腐类案件，判决结果却让不少人难以捉摸。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受贿约1810万元，被判处死缓；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涉案金额高达近2亿元，被判处死缓；涉案金额近700万元的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涉案约1196万元的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王益、涉案约826万元的公安部原部长助理郑少东，也都被判处死缓；而对未成年少女“特别有兴趣”的最高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涉案约510万元，仅被判处无期徒刑……

　　当人们觉得“少杀慎杀”或许正成为法院对贪官判决的尺度时，2011年7月19日，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和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因贪污受贿，又被执行死刑。许迈永涉案金额1.45亿余元，还利用职务便利侵吞国有公司开发房地产项目利润约5359万元。姜人杰收受贿赂约1.08亿元。有关方面对判决的解释是：其行为已严重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不足以“从宽”。

　　对比这些贪腐官员的最终命运，不少人同样会提出疑问：为什么有人贪得少却判处死刑，而贪得多的却活在“死缓”的保护伞下呢？

　　让生死没有争议

　　“死刑”、“死缓”虽一字之差，却是生死之别。不论罪犯是平民还是高官，法律的判决都要让他们死个明白，让民众看个明白。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刑法专家刘明祥教授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说，目前，对死刑和死缓产生争议的根源，是因为我国死刑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在中国，绝对死刑标准只存在于两种情况：第一，绑架罪致人质死亡的，即使人质有心脏病、因惊吓死亡，绑架者也要被判死刑；第二，劫持航空器致人死亡的。而对于暴力犯罪和经济类犯罪而言，更多是相对的死刑标准，依照犯罪者作案动机、情节卑劣程度、犯罪严重程度以及造成的危害和社会影响来判定。”

　　这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问题。“犯罪严重程度”、“情节恶劣”等说法，是极其概括和抽象的规定，给了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力，造成了审判结果与社会预期的差异。

　　那么，哪些人适用死缓呢？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张兴宽律师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从法律上讲，一个案子中，被害人有重大过错，被告有自首、立功情节，或者其犯罪手段一般，也不是故意杀人，这些因素都可以帮助判了死刑的重犯不被立即执行。而刘明祥教授认为，具体到对贪官酌情减刑，标准大致有五个：第一，自首或立功；第二，受贿后没有挥霍，随即退赃；第三，不是主动索贿；第四，没有枉法，比如受贿后把钱捐出去行善了；第五，对社会的危害程度较轻。“像刘志华等官员被判死缓，是鉴于他们在案发后能主动坦白有关部门不掌握的受贿事实，构成自首。同时，还检举他人违法违纪，为查处有关案件发挥了作用。当然，他们也都积极退缴全部赃款，有悔罪表现。”

　　但这些标准执行起来也不容易。比如药家鑫和李昌奎，都有自首，但手段恶劣，这种情况下，还要参照其他因素，包括以往案例、从重或从轻情节在案件中的地位、社会反响程度和社会治安状况等方面。

　　而且，现在对谁该判死刑、谁该判死缓争议的背后，有更复杂的社会情绪，掺杂了社会关系的较量与不适当的权力运作，舆论的压力也常常影响法院的判决。在刘明祥看来，要解决以上问题，一个可行的方法是，让死刑判决书和量刑程序更加公开。同时，在判决时给出充分的理由，让舆论信服。他同时提醒，对“保外就医”等政策的审批程序一定要严格：“现在有这么种现象，一些人本身就被轻判，然后再借身体原因‘保外就医’，或在监狱享受一般囚犯享受不到的待遇，这些‘特权人物’值得警惕，限制其自由的措施不能丢，更不能让死缓成了一些人逃避制裁的工具。”

　　编辑：廖楠 美编：苑立荣 编审：丁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