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工程遗案——青基会违规投资亏损 当事人九年后直面公众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陈鸣 实习生 沈念祖

　　九年前，记者方进玉调查指证，中国青少年基金会挪用希望工程善款超过一亿违规投资并巨额亏损，但报道始终未能发出。国家审计署随后对青基会进行审计，审计报告也仍未公开。

　　九年后，当事双方记者方进玉与青基会时任秘书长徐永光愿意面对公众辨析那段遗案。他们希望能找回为中国慈善公益事业的公开透明立范的机会。

　　九年来，一层阴影始终笼罩着徐永光和他一手创办起来的机构中国青基会。当人们结识这位魅力十足、笑容迷人的“希望工程”缔造者，回到家中搜索他的名字的时候，出来的却是很多负面消息。在谷歌，“徐永光”词条关联的是“慈善”和“贪污”。

　　这两个词也勾勒了这位中国公益领域领袖最富争议的两面。一方面，圈内人士对他极为推崇，在他们看来，62岁的徐永光像神奇的占星师为同行们标出前方的晴雨和礁石。但另一方面，社会公众却也会心存疑虑，儒雅笑容的背后躲藏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徐永光坚称自己是清白的，近年来他一直希望面对媒体，一心期待拨去这层阴影。

　　九年来，他的对手同样在等待一个机会，他是南方周末曾经的驻京记者方进玉。2002年3月，方进玉采写报道《违规投资玷污希望工程，青基会负责人难辞其咎》，文章矛头直指徐永光，但九年过去了，这篇报道始终未能出现在报纸上。

　　此后，方进玉逐渐退出江湖，但他对徐永光的“追击”一刻都没有停止，网络上对徐永光的举报材料大部分是方进玉搜集的，九年来，他一心要将“真相”大白于天下。

　　对于是否“挪用善款违规投资”，双方各持一辞。方进玉锐气不减，徐永光坦然前行，留下谜团种种。

　　2011年8月25日，在媒体人士的撮合之下，这桩九年前的尘封公案，终因涉事方徐双方的积极回应，有望重见天日。尽管所涉事项溯及多年之前，但这仍然是中国慈善公益事业第一次以如此直接和坦诚的方式面对其质疑者。

　　这是一次了结九年前那段公案，对社会公众对于希望工程曾经的质疑做出彻底解释的机会；对于方徐二人来说，他们也为此等待了太久。记者方进玉自称九年来一直用“20%的精力”盯着徐永光，他始终在完善丰富自己早已开始的调查。

　　而徐永光甚至为会谈精心准备了书面稿，预想中的发言的开头是这样的：老方一直觉得我是个坏人，他曾经说：“今后我出事，不管是车祸还是遭人抢劫，请大家记住，十有八九就是徐永光干的”。如果万一你发生什么不测，我保证一定不会是我干的。

　　就在会谈前一天，居中组织对话的媒体人士宣布：“明天的方徐会被取消”。

　　同九年前的遗憾一样，又一次或将为中国慈善事业透明化树立标杆的契机，依然被意外因素掐断。

　　“揪出另一个徐永光”

　　2001年底，一个电话打进方进玉的手机，电话那头的声音告诉方进玉，他要举报希望工程违规投资，“挪用的钱超过一个亿！”方进玉沉默了数秒才说出话来——“你确认你不是开玩笑？”

　　即使放在今天，这样的一条线索也很可能意味着一条爆炸新闻，更何况是在9年前。希望工程正是声名鼎盛的时候，经过十年蓬勃发展，整个中国大陆从城市到乡村，从电视屏幕到马路边上的海报，都可以看到那双渴求知识的大眼睛。一个不断升腾同时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中国，“孩子”、“教育”、“贫困”，这三个概念激起了无数人心底的波澜，很多地方提出的宣传口号说：“把每一分钱用到孩子身上”。

　　那正是希望工程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中国国家形象的年代，那也是中国官方慈善公益事业公信力的顶峰年代。多年之后回看，那也正是拐向谷底的开始。

　　从1990年到2000年，十年间，希望工程被外界披露过一些工作失误，但看起来总体运作良好。希望工程成长之迅速连徐永光也没有意料到。青基会在1990年的时候做了规划，打算五年内救助十万失学儿童，建三四所希望小学，但实际上五年内救助的失学儿童超过了百万，建立小学差不多一千所。

　　和同一时期的其他官办慈善机构相比，青基会的工作更有效率。2000年，青基会和香港媒体长达六年的名誉诉讼案(对名誉诉讼案进行简述)也获得了全胜，所有对希望工程曾有所怀疑的人到此时都松了一口气。作为一个前无古人的公益品牌，希望工程经受住了严酷考验。

　　方进玉那时还是青基会的坚定支持者，1994年，青基会和港媒官司恶斗刚刚开始，时任新华社主任记者的方还曾在《瞭望东方周刊》上撰文对青基会进行了声援。

　　但方进玉的态度在2001年底发生了转变，当时他的同事刚刚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一篇《千里追踪希望工程假信》的报道，曝光了一名基层工作人员贪污希望工程善款的事件。

　　新闻刊出当天，徐永光致电南方周末表示感谢，主动提出愿接受独家专访，解释此事。这一次交流友好而愉快，徐永光公开诚恳的态度令记者印象深刻，此事本将就此告一段落。但没想到，“假信”事件的报道却意外地引来了那个打给方进玉的神秘电话。

　　“你确定你说的是真的？”在听报料人简单介绍过情况之后，方进玉在电话里又一次问。

　　2002年元旦，双方约定在当时的燕京饭店见面。

　　举报人是一对情侣，易晓和柳杨，前者是青基会曾经的临时聘用人员，后者是希望工程财务部前负责人。饭店的位置特意选在柳杨家附近。出于谨慎起见，在打电话给方进玉前，两个报料人通过熟人对方进玉进行过一番了解。

　　方进玉当时已经54岁，是一名老牌调查记者，哪怕时至今日退休在家，他依然保持了职业记者的行事风格——他在人群里移动迅速，你观察他的时候会发现他也在琢磨你。当你向他提问，得到的通常不是回答，而是几个更加硬邦邦的反问。

　　一个老成持重的记者并不容易被说服。见面之后，方进玉就不断地对两个报料人发起质疑：“能不能让我站在徐永光这边，对你们提供的所有材料进行一点一点的拷问？”

　　在第一次见面的5个小时采访中，柳杨详细介绍了徐永光“挪用善款违规投资”下的诸多项目，她展示了包括各种财务凭证在内的资料。一份遍布诸多领域的28个投资项目的清单在方进玉面前展开：

　　苏州医学院，168万元

　　和德养殖场，16万元

　　希望月报，100万元

　　深圳欧密电器，895万元

　　钦州希望房地产公司，1025万元

　　大连樱桃园，1000万元

　　……

　　合计1.4639亿元

　　其中烂尾的项目不止一项。

　　在2002年的这一天以前，中国大陆从来没有哪一个记者见识过这样的情况，形象近乎完美的希望工程的背后居然有这么多不为人知的隐秘，方进玉看得目瞪口呆。一个公共领域的非公开通常意味着黑色和混乱，作为一个记者不可能错过这样的重磅报道。

　　一个月后，方进玉完成了对所有材料的调查，他决定揪出藏身在温文尔雅笑容背后的另一个徐永光。

　　暗箱中的火苗

　　徐永光总是衣着考究，从衬衫到裤脚一丝不苟。说起话来也是如此，他的好口才看起来更像是一种天赋，表述总是“首先、其次、然后”地解析到位，用语考究，像个精心摆放寿司盘的料理师。

　　由徐永光这样一个精明、条理的人打理青基会，在很多人看来至少不是一件坏事。他曾担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个人魅力加上政治经验，使他能够更广泛地调动社会力量。

　　有一次，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私下给希望工程捐了一笔钱，嘱咐这是心意不要公开，结果徐永光非常巧妙地让孩子写感谢信，通过媒体报道出来，使希望工程知名度大涨。

　　但是彼时，外人看来光鲜的徐永光承受了不少压力，这不论是从徐当时的讲话，还是事后描述中都可见一斑。

　　1989年青基会成立，当时的中国公益事业几乎处于一个草莽洪荒的时代，那时可依据的法规主要是此前一年国务院颁布的《基金会管理办法》，其中第九条最受诟病：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工资和办公费用，在基金利息等收入中开支。这实质上要求基金会“零成本”运作，造成结果是基金会压力巨大。徐永光面临的问题在同时代的基金会运作者那里也遇到过：“要么你就不做事，要做事你就要有成本。”

　　而资产管理的压力最直接地来自于通胀。徐永光举的例子是助学金的发放，如果从1992年开始一对一救助，一个孩子一年的书本杂费是40元，仅仅过了四年就涨到80元，涨了一倍。“当时我就希望通过投资活动增值，弥补孩子的助学金。”

　　公允地说，上述两方面的压力确乎存在。2011年8月，徐永光再次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提到了第三个压力——社会压力。

　　这几乎是徐永光面临的最致命压力。在他的描述里，此次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时，他承认当时并不敢向外界透露青基会的投资项目。即使在今日，公众对基金会进行项目投资在情感上仍然很难接受，而在希望工程在内的公益事业被“神圣化”的1990年代末2000年初，拿着善款去做投资更直接被视为犯罪。

　　在1997年召开的第七次希望工程工作会议上，徐永光的发言充满了忧虑：“希望工程做到今天可以评90分，但一不小心就会直接降到0分……希望工程的成功，是对社会对人民的贡献，失败是对社会对人民的犯罪。”在描述当时的心态时，徐永光用了一连串的成语：“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

　　但事实是，恰恰因为青基会当时几乎所有投资项目都是“暗箱操作”，这成为后来引燃2002年整场风波的危险火苗。

　　翻阅材料的方进玉很快发现了徐永光的软肋所在。

　　当投资遇到投资纠纷时，徐永光通过协商、诉讼等方式追讨，但从来不敢公开地诉诸媒体。而担心账面不好看的徐永光又会让柳杨等人对财务进行“包装”，把投资失败的项目放进盈利的项目中“消化”，最终把账做平。

　　危险的火苗终于开始燃烧。

　　有公益的地方能否有阳光？

　　在徐永光的论述中，起码有三次他被“心怀恶意”的对手击中了软肋。

　　1993年，中国青基会投资广西北海四维公司660万元，占6%股权。后来由于公司管理层大量抽逃股本金，以中国青基会为首的董事会决定追讨公司资金。但当时青基会正起诉香港媒体诽谤案，广西北海有人就威胁要将青基会投资造成巨额损失的事捅到香港去。为了希望工程声誉不受影响，1996年青基会只好将股权转让并作平账处理。

　　第二次是在广东银海项目，当投资经营管理产生争执之后，徐永光又一次被威胁投资失败的结果将被“捅到社会上去”。

　　而第三次则是来自徐以前的部下柳杨和易晓。按徐永光的说法，易晓曾经以曝光希望工程投资失误问题敲诈40万元。时至今日柳杨已因病去世，而易晓身陷囹圄。此前，易晓因在青基会工作期间“贪污受贿”被判刑，后因病监外执行，在“袭击”徐永光失败之后，他又重归牢狱。徐的说法目前已无从印证。

　　实际上，在2004年以前，基金会投资决策不仅未对外公开，在内部同样由秘书处的秘书长和三个副秘书长说了算。当时青基会的理事会更像是一个社会名流一年一度的聚会，并无实权。一人独断、风险独担的架构，无疑成为这一时期徐永光和青基会的阿喀琉斯之踵。

　　在希望工程投资问题通过各渠道引发社会反响之后，国家高层领导多次批示彻查此事，国家审计署入驻审计。

　　这一段时间的个人经历徐永光不愿多谈。他只是引用了1990年代南怀瑾送他的四个字“谤随名高”，和曾国藩“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作答。

　　2002年的这场希望工程信任危机并不是徐永光第一次面临媒体围攻。1994年香港媒体爆出希望工程“七千万善款失踪”的新闻。当时希望工程的影响已远及海外华人圈，这篇报道一度使希望工程在海外立即陷入信任危机，捐款锐减。徐永光果断出手，亲自带队赴港起诉该媒体诽谤，官司整整进行了六年之久。

　　那一场官司近乎严酷，2000年，香港高等法院正式开庭审理，徐永光白天出庭，晚上去电影院，开庭两周里他总共看了11部电影。有一次，他站在华润大厦18楼对同事说：“这场官司如果败诉，我们将身败名裂，我只有从这里跳下去了！”这个细节后来反复出现在徐永光对那场官司的追述中。

　　在这次官司之后，徐永光对记者吐露了明显的疲惫感：“10年希望工程，我一直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在中国做公益事业，人文环境、法律环境、体制环境都有很多难如人意之处，比做任何其他事情有更多的困难和风险。我是在天堂和地狱之间走钢丝。”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国家审计署的审计报告完成后，在青基会内部有过小范围传阅。徐永光在此次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我当时是支持发布的，因为即便在财务处理上有些不规范的地方，毕竟没有任何道德上的瑕疵。”可惜时至今日，这份审计报告仍未公开。

　　在核查工作完全结束后，2004年1月，由团中央主管的《中国青年报》发布了一则消息：“有关纪检部门对中国青基会进行了核查，核查工作是全面、严肃和细致的。经过核查，没有发现中国青基会负责人有腐败行为。”

　　公益无终章

　　2002年3月21日，方进玉召集当时的年轻记者开了个会，会上他说：“今后我出事，不管是车祸还是遭人抢劫，请大家记住，十有八九就是徐永光干的。”同时，方进玉半玩笑半认真地交待：“追悼会大家都要去，去了之后，你们还要哭，使劲哭……”

　　原本打算在2011年8月25日召开的公开辩论会上，徐永光打算就此事郑重地调侃一下这位九年来的对手：“如果万一你发生什么不测，我保证一定不会是我干的。”

　　九年前那次交手之后，除了彼此“惦念”之外，两人再未有正式交集。

　　2005年，在大风浪中全身而退的徐永光调到中华慈善总会做副会长，11个月后辞职，转投民间公益，到了南都基金会。

　　最近几年徐在公益圈中评价日高。一个例证是他搭建的平台使很多公益基金会能经常在一起交流，形成民间公益事业共同体，还经常发起一些论坛会议，使这些民间公益组织增进交流，牵头组织一些国际对话，促使公益领域人才的观念提升。“徐永光一直强调公开和透明，他的前瞻性在今年的郭美美、卢美美等事件中都能得到印证。”北大公民社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师曾志说。

　　方进玉如今已经63岁，退休在家，自称80%的精力在做历史研究，20%盯着徐永光。

　　而徐永光九年前的心事同样一直未了，“这九年来，我都是缺席受审。很多朋友看到网上那些东西之后就会想，这个人道貌岸然的背后是什么？这让我很无奈。”

　　对当年不够公开的决策运作，徐永光亦有其反思：“有时候决策制定得过于仓促，在当时安排投资的时候是一个弊端，教训是很多的。这个苦是怎么一个苦，我知道。最后责任要自己担。”

　　而针对徐永光提出的“缺席审判”问题，方进玉从新闻操作上进行了回应。“从香港媒体2月28日发表报道之后，我就派一位同事一直和青基会联系，但他们的答复是所有内容都在声明中。”

　　徐方二人之争，双方均强调出于公心。“改革就是不破不立。如果当年徐永光做希望工程，一切按部就班，循规蹈矩，不越雷池一步，做一个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孩子’中国还有希望工程吗？”徐永光说，他提出的一个例证是：“柳杨复印了那么多发票、材料，怎么找不出一张徐永光个人违规的票据？”

　　而方进玉至今依然啄木鸟一般地追问九年前那段往事，当年那篇报道的编者按标题《有公益的地方就要有阳光》已成为流行语。

　　尽管两个六旬老人终于有意愿进行一次交流，公开对话却依然未能进行。九年过去了，中国慈善事业依然没有找到一次走出草莽洪荒时代面对阳光的机会，而“郭美美”、“中非希望工程”等事件的连续爆发，已经使中国官方慈善机构的公信力大打折扣。

　　然而阳光依然穿透云层，上一期《南方周末》针对河南宋基会违规放贷的调查报道，大量数据即来源于中国基金会中心网。这恰是由徐永光发起的一个信息披露公共平台，覆盖了全国2400多家基金会。在历时九年仍未完结的遗憾背后，这是又一次耐人寻味的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