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在沟里乡的藏族牧民

沟里乡野生动物救助站内，藏族牧民给只有两个月大的小岩羊喂奶

都兰国际狩猎场，外国猎人与他们的战利品盘羊和藏原羚

蒙古族导猎员勇军正在展示他即将完成的盘羊标本

　　争议之下的青海都兰国际狩猎场

　　8月5日，国家林业局保护司委托“野生动物猎捕专家委员会”召开评审会，专家们一致通过了7名外国人来青海都兰猎场狩猎的申请。按照程序，林业局将结合专家的意见，在20个工作日内对此事做出批复。8月29日，代理旅行社撤销了申请，原因是：“从去年底就提出申请，本来预计6月能通过审批，9月能成行。但现在即使通过，在不到3周时间内完成余下手续也不可能。在目前这种关注下，如果批准了，不去反而更不好。”沉寂了5年，都兰猎场仍需要等待。

　　记者◎丘濂   摄影◎于楚众

　　停猎之后

　　都兰国际狩猎场并没有围栏，也许叫做野生动物管理区更为合适。从都兰县城出发，沿青藏公路109国道行驶，在香日德镇的某个村口，我们的吉普车向左一转，便投入到无尽的群山与草场的怀抱。从此再没有平坦的公路，而是由碎石组成的乡道。开车的副场长罗布生在出发前说，也许会赶上山中小气候带来的阵雨。“前几天，我开车进山。由于下雨，一条平时能开过的干枯的河床突然发水，等了4个小时才通过。”不过，我们运气倒是很好，一路都有秋日不冷不热的阳光打在身上。唯一一次需要停车等待的时刻，是看到一列队形整齐的某种雉横穿道路。有褐色短尾的母雉排在最首，后面是6只左右小雉。它们摇摇晃晃地走着，然后钻进点缀着紫色铁线莲的草丛中，不见踪影。

　　3500米，3600米，3700米……随着海拔的不断升高，乡道上颠簸3个小时后，我们进入猎场的腹地。猎场的范围约有2.3万平方公里，包括了沟里乡和巴隆乡的两个猎点。我们来到的只是东侧的沟里乡。去巴隆乡的猎点需要骑马，而此时的马膘肥体壮、情绪暴躁，难以驾驭。经过了一系列的峰回路转，视野逐渐开阔起来。在智玉村的一座寺庙附近，场长航庆加叫我们下车，因为他看见了一群正在翻山的岩羊。

　　岩羊是当地种群数量和密度最高的一种有蹄类动物。为了躲避天敌，它们喜欢在海拔4000米左右的岩石堆中选择休息场所。由于它们的背部为石板灰略带蓝色，腿上又有不连续的黑色条纹，所以一年四季它们的体色都能与背景色融为一体。拿着双筒望远镜向2公里之外的山顶第一次张望，我一点也不惊讶我找不到任何一只岩羊。让我吃惊的只是航庆加的眼力。他用肉眼向我描述有几只在弯腰吃草，又有几只在停下张望，还有几只正奔腾着向山后面跑去。按他的描述，这群岩羊足有100只。这让我想起曾来此地考察的美国哈里斯博士在《消失中的荒野》一书中写过的一段话：“计数岩羊就像玩小孩子的拼图游戏一样，目标被隐藏在一幅复杂的图案中，并被故意分成了许多小块，刚开始的时候只能找出一两块来，渐渐地找到的块数越来越多，直到最后完全拼好后才会发现，原以为组成目标的块数并不多，但实际上却并不少。”

　　在航庆加的指点下，我把望远镜向下挪动，又发现了几只体态娇小的藏原羚。这种原羚在臀部有一块桃心形状的白毛区域，在当地话中，它们又被叫做“白屁股”。再加上它们喜好在海拔较低的河床滩地活动，因此容易被看见和辨认。只不过它们总是三三两两地出现，如果不是将臀部示人，还是有可能将其忽略。

　　岩羊和藏原羚正是此次7位美国人申请来都兰猎捕的对象。这样的捕猎行为被称作战利品狩猎。狩猎者感兴趣的是将动物的皮毛、头部或者角带走，制成标本后展示在家中。常能让人想到的情景，就是在一个宽大的客厅中，壁炉里的柴火噼啪作响，上方悬挂着一只鹿头标本，在火光的映照下眼睛里散出野性的光芒。狂热的狩猎者也会在家中专门辟出一间战利品陈列室，他们的打猎装备也会一同展出。在中国西部，岩羊最让外国猎手着迷。因为除了中国之外，这种动物只能在尼泊尔和巴基斯坦打到。岩羊两性都有角，但雄性的更大，长度为60厘米左右，十分雄伟。为其中4位美国人进行申请代理的正安国际旅行社经理王巍告诉我，他们就是为了岩羊而来的。“藏原羚属于一种附属猎物。国外猎人不可能就为一只岩羊千里迢迢来到中国，于是往往会选择再打一只藏原羚。”雄性藏原羚的角纤长，并在角尖处向后扬去，也很漂亮。

　　这4位美国人在去年提出申请的时候，中国所有的国际猎场已经4年没有接待过客人。导致停猎的是2006年那次对于野生动物狩猎额度的拍卖。2006年之前，国家林业局会在每年底或者第二年初批准来年春秋两次国际狩猎的额度，这种审批并不公开。2004年《行政许可法》开始实施之后，以往一事一批的方式必须转变为公开、公正、公平的“阳光审批”。考虑到很长时间以来猎物的价格都没有提高，林业局最终选择了一种能让收益最大化的方式——对289只野生动物的狩猎权进行拍卖。但是这种拍卖形式的可操作性不强，当时打算参与竞拍的王巍告诉我：“标的物是什么，我都不太明白。是每只猎物单独来做拍卖么？如果要打算拍下同种猎物的几只应该怎么办？”

　　时任都兰猎场场长的达盛林就认为拍卖的时机不对，林业局征求他意见的时候，他明确表示“不支持”。“许多人都不知道还有国际猎场存在。他们肯定会有疑问，为什么一直以来狩猎只对外国人开放？其实是受到人们消费能力和国内枪支管理的限制，对国人狩猎的门从来就没有关过。还有就是，猎物全部都是国家一级或者二级保护动物，多年来《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宣传，让人们脑海里‘保护’的概念根深蒂固，却不了解对野生动物的管理和利用。狩猎对调控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和结构也有好处。这些认识都需要循序渐进地普及，突然要进行拍卖，群众肯定接受不了。”达盛林说。正如他所预料，在媒体上出现公开抗议与反对浪潮后，原定当年8月进行的拍卖被无限延期，当年的秋季狩猎被取消。2006年上半年的那次春季狩猎，都兰猎场一共接待了32名国际猎人，猎取盘羊1只、岩羊31只、藏原羚22只，总共54只猎物。那是猎取头数最高的一次狩猎，也成为都兰猎场的最后一次狩猎。

　　2007年底，航庆加从县农牧局草原监理站站长的职位上调来，接替达盛林来当场长。他要处理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完成解除员工劳动合同的工作。员工由20多名减少到了5名：正副两位场长、一位导猎员、一位会计以及一名服务人员。他们的工作包括完成每年3次左右的巡山任务、进行设备器材的维护，还有对香日德镇上一处农场苹果园进行民族风情园式的经营。同时经过两年申请，由罗布生兼任经理的国内狩猎公司于2008年成立，得到了县里划拨的80万元启动资金。

　　拿猎取一只岩羊的价格来举例，该公司提供的报价表是国内狩猎者4万多元，国外报价则是20万元。按理说，国内应有不少富人会对这项运动有兴趣。但是从成立以来，公司还没有开展过任何一次业务。罗布生将原因归结于“游客的心血来潮”，以及“国家对于开展狩猎政策的不明朗，使得猎场无法放手去做市场推广与宣传”。“好几回，都是一群游客已经到了西宁，才给我们打电话，询问能不能打猎，我们根本来不及向省林业厅来请示。”迄今为止，一次算不得狩猎的行为是，一群山西的煤老板过来要求体验打猎。罗布生在菜市场买了10只鸡，去公安局批了100发子弹，在山沟里找了处地方让他们来射击，一共收了5000块钱。

　　罗布生说，如果这次的国际狩猎林业局依然不能批复，他们就专心致志来搞国内狩猎，“还要和生态旅游相结合，人们坐在车中或者在修建的暗碉里，近距离地观赏野生动物”。而国际猎场那边，将会彻底解散掉，“5年没有接待客人，它将不再有存在的意义”。

　　为狩猎一辩

　　为何狩猎代理机构会重新接受外国人的申请请求？王巍告诉我，这得益于去年7月由中科院在乌鲁木齐主办的野生动物保护及运动狩猎国际研讨会。他认为会议之后，人们对国际狩猎的误解减少，这项运动有可能被批准。

　　战利品狩猎运动最容易受到攻击的地方，就是它的残忍和血腥。狩猎成功，一个猎手的习惯是与它的猎物进行合影。在1987年就开始在猎场做导猎员的蒙族老人俄日布家，他向我展示了这样的照片。那还是一些泛黄了的宝丽来快照。我以为猎手身边的岩羊都还有生命，只是中了一枪后，跪在人的旁边。后来才知道，原来岩羊死后，眼睛是不会闭上的，只是看上去暗淡无神。它们往往都是胸腔中弹，但血迹会立刻被清洗掉，以保证将来做成标本后毛色的质量。回到营地之后，便有工作人员来对猎物做基本的处理：剥皮、去脂、在皮张上撒上纯细盐来脱出水分。24小时之后，曾经鲜活健壮的动物，便成为猎人可以带回国去的战利品，包括一对可供陈列的犄角和一张用于铺在桌面上的皮毛。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马尔科姆曾在去年的研讨会上做过《为保护而猎杀》的演讲。介绍自己时，他特别谈到了为何一个热爱动物的人会喜好狩猎。他本人并不是一名战利品狩猎者，他是为了食肉而在野生动物资源丰富的威斯康星州狩猎，每年会花钱购买各类野生动物的额度。他在邮件里这样回答我关于“射杀”的合理性：“既然我不可避免地要吃掉杀死的动物来获得能量，为什么我要去吃那些经过养殖厂和屠宰厂之手的动物呢？在养殖厂里，众多牲畜挤在一起，生存环境要比野外糟糕许多，一直到进屠宰场之时，它们的生活都充满了痛苦。而我狩猎的动物，终其一生，都漫步在景色优美的森林中。我憎恨开枪射杀的过程，但是我会通过练习，尽量让动物一枪毙命，将它的苦痛降到最低。一个好的猎人会在野外花费许多时间来熟悉动物的习性。最了解动物的人，才可以称作尊重动物生命的人。”

　　战利品狩猎在某种程度上和为食肉而狩猎相似。在这两项活动中，猎人都为了能捕获心仪的猎物，要投入精力去掌握动物的活动规律，这使得在许多关于动物习性的问题上，他们比坐在办公室研究动物保护的科研人员更有发言权。而且战利品狩猎的猎手，有一系列更严苛的规则要遵守，比如“避免使用口径和威力过小、不能让动物迅速死亡的武器”，“打公不打母，打老不打幼”的原则，以及“射伤的猎物必须尽快寻找，若丢失，仍按照已获取猎物核销狩猎许可”。

　　在都兰猎场的以往文件中，我看到了一份导猎员靳宝写的汇报材料。大意是猎人开枪之后，岩羊起来跑掉了，靳宝让猎人继续开枪，猎人坚持说自己已经打中了，不能再打。后来靳宝去寻找那只羊的踪迹，只发现一只已经被狼吃掉的羊的残骸，但羊角很小，并不是猎人打的那只，猎人依然把这对羊角作为战利品带走。这份材料本来是靳宝感到自己提供的服务未能让猎人感到满意而写的一份检讨，但它也说明，猎人对于狩猎额度的绝对严格执行。这次野生动物猎捕专家委员会成员之一的东北林业大学的李枫教授告诉我，自都兰县开展国际狩猎以来，狩猎量一直控制在0.33%以下，1988、1996和2009年三次对都兰猎场调查的数据都表明这个额度没有影响到种群数量。岩羊的平均数量在前两次调查中是3.2万～3.6万只，2009年则有了明显的增长，上升到4.21万只左右。“并且猎捕大犄角的成年雄性，也不会给该物种的繁衍带来生物学上的风险。像岩羊这种食草类动物繁殖时是一雄多雌，所以有争偶的过程。雄性个体通过两个过程才能获得交配的机会。在繁殖期，一是从山下往山上繁殖场迁移，雄性必须要走陡坡，雌性会选择缓坡。如果雄性岩羊年龄大，体弱，根本就不能到达山顶参与交配，这样个体就被淘汰。二是年轻体壮雄性个体到达山顶后，相互之间还要进行争斗，获胜者才能参与繁殖。猎捕年龄大、体质差的的雄性个体，仍然可以保证最优秀的年轻雄性个体参加交配，使岩羊种群健康发展。”

　　假如没有狩猎活动，动物可能生长得更好。所以仅从战利品狩猎对野生动物种群生长影响微小的角度来解释，不能说明当年中国为何要引进这项运动。1984年开放的黑龙江桃山国际猎场是国内第一家这种性质的猎场。紧接着1985年11月，3位美国人来都兰县猎捕了3只岩羊，则标志着都兰猎场开始试营业。当时国内唯一一家代理机构是林业局下属的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简称“中动协”)。王巍在1988年进入该协会，从事的就是代理以及接待工作。他告诉我，一开始的国际狩猎是由中国驻旧金山领馆以及那里的华人推动的，所以有一些外交成分。国家林业局的想法则是能通过战利品狩猎把野生动物资源管理起来，制止生产性狩猎。“那时还没有《野生动物保护法》，许多牧民家里也都有猎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狩猎可以把各级野生动物管理部门的经费充实起来，当地百姓也能得到一些实惠。”

　　也就是说，能更好地对当地野生动物实施保护和管理，以及能让与之休戚相关的百姓从中受益，才是战利品狩猎运动能够持续开展20年的原动力。在都兰猎场，这两方面的情况则有些复杂。

　　用于动物保护的经费

　　1987年，当都兰猎场得到县里正式批复成立的文件时，它有两块牌子：“青海都兰国际狩猎场”和“都兰县野生动物保护办公室”。成立之初，猎场的经费相当充足。在1989年时，它就已经在县上盖起了三层的办公楼。如今，尽管办公楼被县林业局和林业公安局占用，它仍然是所在小街上最高的一栋建筑。而国际狩猎场的办公地点则挪到了旁边的一排平房里。

　　猎场日常开销和进行野生动物保护的资金全部来源于对于狩猎资金的分成。自1994年，猎场改为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的事业单位后，职工工资和各项经费全部与县财政无关。青海省林业厅野生动植物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蔡平向我介绍，国际狩猎收益分配的依据主要是两份文件。一份是《林业部关于发布1997年对外狩猎综合报价的通知》，另一份是1996年青海省财政厅和林业厅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我省国际狩猎收入资金使用管理的通知》。在和诸多省份的野生动物管理部门打过交道后，王巍的感觉是青海省定下的分配方式有依据可循，相对一些没有出台文件的省份，是最清晰的。“尽管各个行政层级都要从中抽成，但是最大一笔资金将归于地方上最直接进行野生动物管理的部门，资金分配呈一种金字塔结构。”

　　仍然以都兰猎场的“品牌猎物”岩羊来举例，它对外国人的报价是5900美元。其中的15%也就是约900美元是交给国外代理机构的佣金。剩余的5000美元中，类似王巍所在的国内中介要扣除15%的佣金，还要扣除掉向国家林业局以及向中国濒危动植物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交纳的6%的资源保护管理费(国家财政设立的专款账户)。余下的钱交由青海省林业厅再继续分成，原则是省上分得总收入的40%，州上4%，县上为56%。在5000美元的构成中，包括了2500美元的猎物费和2500美元的综合服务费。“猎物费是政府定价，另外的服务费则应按照市场行情来调整。但实际上，自1997年进行5900美元的对外报价后，价格直到2006年都没有调整。中国的甘肃和宁夏两省都有岩羊，国际上尼泊尔岩羊报价曾经是7000美元，巴基斯坦报价9000美元。如果提价，猎人有可能选择其他地区。另外就是，当猎场在2004年反映服务成本上升的时候，国家就已经在酝酿拍卖了，价格也就不再变动。”

　　2000年之前，猎场的资金使用还十分充裕。在1996年的文件里，有着更细致的对县上那56%资金的分成说明：30%是野生动物保护管理资金，15%用于猎场设施更新，25%用于猎场基础设施建设，25%用于支持地方建设，5%用作员工奖金。1992年就进场工作的员工石运宏向我回忆：“其实在刚进入90年代的时候，‘动管办’的牌子就已经挂到森林公安局那边了。但是由于他们经费不足，每年的巡山活动都是我们联合出动的，我们没有执法权，只是打前站，摸清一些偷猎的线索，再汇报给他们。我们也资助过他们购买巡山装备。客人多的年份，我们用于动物保护的费用能有十几万元。”

　　2000年之后，导致猎场资金困难最直接的原因是在格尔木办的第三产业南极春酒店经营不善。狩猎完毕之后，猎人们不带走肉，这家酒店主要销售剩下的野味。几乎同一时间，“9·11”事件发生，使得2002年获得批准来到都兰猎场的客人急剧减少。截至2002年底，猎场所欠的外债已经达到了250万元。

　　就在此时上任的场长达盛林思考了猎场在经营上的问题。他并不回避猎场一直以来的管理缺陷，“就像现在的国内狩猎公司，为什么业务一直搞不起来？办公设备都可以做远程的传输，即使客人们申请得晚，只要我们的员工工作效率高，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搞定猎捕的手续”。达盛林也发现了狩猎资金分成的缺陷，“省上在分得40%的收入时，实际已经截留下来他们在西宁提供接待服务的成本，这些本来都应算在40%之内”。

　　达盛林还向县地税局提出猎场经营不能定为娱乐业的应税范围，因而不适合20%的高额税率。他给地税局打的报告这样写道：“游艺狩猎场是在指定地点通过对野生动物的驯化繁殖后，供人欣赏、娱乐和捕猎的场所，其圈养的动物的本质已经脱离在自然生态环境下生存的特征，这种捕猎完全是以休闲娱乐和盈利为目的。而开展国际狩猎则是为了筹集资金用作野生动物资源的恢复和管理，使得其数量保持在一定数量之内，达到合理开发、永续利用的目的。”地税局的回复则很明了：“‘游艺狩猎场’与你单位实际经营项目的区别，目前税法里尚无规定。只能确定你单位适用于营业税‘娱乐－游艺场－狩猎’税目，税率20%。”

　　“虽说代表猎场，我们却最有做动物保护的动力。只有猎场里的动物保护得好，数量大、种类多，没有偷猎的现象，动物见人不躲，才能保证猎人的成功率。”航庆加说。2004年，县里开始实施“国家重点公益林”工程，林业局在全县8个乡镇发展了610名护林员。他们的工资全部由国家财政拨款，一人一年有1万多元。护林员也兼具保护野生动物的责任，随时向森林公安汇报观察到的异常情况。这就逐渐取代了在猎场经营良好时，在牧民中雇用的“护猎员”。停猎之后，猎场每年只得到1.2万元的县财政拨款用于动物保护。航庆加带着还剩下的4名同事，一年仍然要进行3次左右的巡山。在这个过程里，除了了解有无偷猎现象，他们还会救治一些受伤的动物，以及向群众继续普及野生动物保护的知识。以他们对于野生动物的了解，只要猎场存在一天，这支队伍便是一股微小的但绝不能忽视的保护力量。

　　牧民与猎场

　　在现在的都兰县，牧民与野生动物的关系并不算紧张。曾经在这里，也出现过对岩羊、藏原羚和鹅喉羚的大规模捕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捕杀主要出自于填饱肚子的需要。80年代时，这里又成立了外贸公司，许多家庭都被布置了任务，要上交一定数额的猎物。自1989年《野生动物保护法》开始实施后，当地政府就停止了为外贸出口而进行的商业捕杀。随着经济情况的好转，牧民在有食物吃的情况下也极少会去打猎。“除非是家里的羊膘没有起来，会想到去打岩羊吃。”一位牧民对我说，“在90年代，猎枪还没被收上去的时候，它的功能也多用来防身，而不是打猎。”

　　在巴隆乡主要居住的是蒙古族牧民，沟里乡则是藏族牧民。他们对藏传佛教的信仰，也使得他们和野生动物关系融洽。沟里乡热龙村的一位叫热布的村民，刚刚说服朋友投资了50万元，建立了一个草原野生动物救助站，专门收救一些被母亲不小心丢下的小动物。我在那里看到了才出生几个月的梅花鹿、白唇鹿和岩羊。热布给它们喂牦牛的奶喝，等到有一天它们足够强壮，他又会将它们放回山野。他对我说，收留这些动物，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有时候你在一群家养的绵羊中，也会看到一两只岩羊。那可能就是牧民救下的幼小的或者受伤的羊羔，慢慢给养了起来。”

　　然而牧民与野生动物之间必然存在一些矛盾，最突出的是狼和熊的威胁。这两种动物在袭击羊群的时候都有个特点，就是杀伤面很大，一下子咬死或者拍死许多只羊，能吃下去的却很少。没有猎枪，牧民只好用放炮来驱赶。对待狼，当地则有一种土法，就是拿摩托车撞。“狼连一只羊都吃不了。看它吃撑了，牧民就开着车在后面追赶它，直到它筋疲力尽，把羊肉都呕吐出来，牧民开车过去，一下将它撞死。”航庆加说。在这两种动物造成严重伤害后，申请来猎杀依然很麻烦。林业公安局局长田启俊向我介绍：“棕熊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在我2004年上任后，棕熊伤害人畜的事件发生过若干起，但是只在2005年时得到过一次可以猎杀的批复。向省林业厅申请时，我们都需要递交现场图片、牧民问询笔录等详细材料。”

　　岩羊给牧民带来的困扰，则是和家畜抢食草场。在大规模商业捕杀停止后，岩羊的数量就开始逐渐恢复。岩羊的主要天敌雪豹和猞猁在这片土地上密度较低，很难调节岩羊的数量。并且岩羊和狼的活动区域较少重合，狼也够不上是岩羊的主要天敌。我在猎场的档案里看到了这样的材料：国际猎场和农牧局在1992年曾经联合向青海省野生办和州农牧局申请猎捕2000只岩羊，给出的理由是“近三年来岩羊数量大增，成群结队的岩羊随处可见，争草争水的现象严重”。县农牧局副局长乔福才告诉我，2000年之前，还有这种批准猎杀的事情，2000年之后，就没有再批过。牧民会暂时把岩羊轰到别家的草场上，就这样轰来轰去。除此之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自1985年都兰开展的战利品狩猎活动以来，由于额度压得非常低，对控制种群数量几乎没有作用。不过，它带来的经济收益至少可以让受到岩羊活动影响的牧民能够少一些抱怨。一个参与到春季和秋季两次狩猎活动中的牧民，可以额外获得5000元左右的收入。仅仅是出租马匹，每天每匹马就能租到100元钱。打到的猎物，导猎员会来判断它们日常活动的草场是在哪一片。然后由猎场按照每只猎物50到100元的价钱，支付给草场主人相应的草原补偿。如果是为外国人当导猎员或者马工，也就是贴身跟随外国人并提供服务，猎场每天会发给他们每天100元的工资，他们也有机会获得丰厚的小费。

　　在历次狩猎活动中，得到小费数额最高的是蒙古族导猎员勇军。他对我说，那个叫做珍妮的美国女猎人一共申请了6种猎物，包括两只岩羊、一只盘羊、一只藏原羚、一只马鹿和一只白唇鹿。“本来一只岩羊的狩猎时间就是4天。我和她在外面跑了6天6夜，幕天席地地睡在野外，没有回营地。6天下来，所有的猎物都打到了，她对角的大小也很满意。”那次狩猎，珍妮给了勇军1万元人民币。达盛林告诉我，导猎员和马工由于有获得小费的机会，当地牧民都抢着来做这两个工作，还需要先找村干部来协调，让他们将牧民轮流来安排。“曾经有一位寺庙工作人员，争取到了导猎员的机会。但是他不愿参与杀生，就把机会转给了另一位村民。村民需要把每天猎场发的100元工资给他拿来作为回报，小费村民则可以自己留着。”

　　狩猎停止以后，猎场范围内的牧民遇到了和野生动物的矛盾还是喜欢去找猎场场长反映。他们最常说的话就是：“去管管你们的动物吧！”在过去，场长还可以帮他们算算账，看看即将进行的狩猎能否弥补他们的损失，或者表示狩猎期间也许可以优先安排他们来做猎场的临时工。但是现在，作为场长的航庆加什么也做不了。他只能告诉这位郁闷的牧民，应该去对面的三层楼里，找林业公安局的人去汇报一下损失的情况，再由他们层层上报。而大多数时候，这也就是走个形式的事情，然后便杳无音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