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7日，重庆市中小学生返回校园，领到新书，包括各类教材和各种辅导资料。

　　很少有学生知道，在进入他们的书包前，辅导资料在图书出版发行领域经历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日前，中国青年报(微博)记者假称经营教辅资料的书商，连续数日对教辅资料的销售环节进行深入暗访。重庆的中小学生使用最多的教辅资料是重庆出版集团和重庆新华书店集团联合出品的《天下通·课时作业本》(以下简称《天下通》)，记者主要对其进行调查，剖析其背后的利益链。

　　中学校长：不到新华书店去订购教辅，他们就跟上面反映

　　在重庆市某区一所中学，记者与李校长(化名)一阵寒暄后，话题转向教辅资料。以书商身份进行暗访的记者表示，希望校长以后能考虑自己的教辅资料。

　　“这里，你看嘛。”健谈的校长拿出一份文件，“昨天才去开的会嘛。”

　　该份文件的主要内容是重庆市教委为减轻学生负担而出台的“十项规定”，要求一、二年级严禁使用教辅材料，三至六年级提倡不使用教辅材料，七至九年级主要学科坚持“一教一辅”，其他学科一律不得使用教辅材料；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组织学生统一购买教辅材料。

　　为真正“减负”，重庆市教委要求，各学校每学期开学后两周内，要将教辅资料使用等材料报区县教委审查备案；市教委直属学校报市教委备案，并通过宣传手册、张贴栏等形式向社会公开，接受群众监督。

　　校长指着文件逐字宣读：“……将不定期开展随访督查，对违规事件坚决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迁就……情节特别严重的，校长免职，其他相关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或解聘。”

　　“一教一辅”的要求很明确，每门学科最多只能选择一套教辅资料。而该校现在使用的教辅资料，正是《天下通》。

　　那么，《天下通》是怎么订阅到学生手上的呢？经旁敲侧击，校长还原了其运作模式。

　　业界人士介绍，每年四五月将开会征订当年秋季的教材，参会者多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领导和各学校的“一把手”。新华书店拥有独家发行教材的权力，便利用这一“绝佳机会”“搭车”发行教辅资料。该做法被明令禁止，但多年来一直禁而不绝。

　　李校长的说法佐证了上述说法，他说，“有人就在会上，专门在吼(方言：指强调)，你们对工作要支持，要订一些，然后就拿个本本，说，看，这就是他们的，厚点，怎么怎么的。”

　　李校长说，这个在教材征订会上强调要“订一些”的教辅，正是《天下通》。“《天下通》，是他们在会上特别强调的，说经济又实惠，那么就订嘛。”

　　他透露，在这个教材征订会上，与会者会接收到“教辅认购单”。“现场就在那里填的嘛……一个学生搞一本。”

　　校长取出一份《××区新华书店2011年秋期初中教辅认购单》，该“认购单”针对的是8年级的学生，上有7家出版社的11套教辅资料，有年级、征订号、书名、册次、配版、估价等内容，最后一栏“订数”则留空。

　　记者注意到，针对不同科目的8种《天下通》被排在最上边。

　　而在“认购单”的最下端，则是一份“说明”，内容为：“该表请学生及家长自愿认购并签字，由学校收回保存，并请汇总后及时交新华书店教材科。”

　　显然，“认购单”试图通过这个“说明”以及学生和家长的签字，将实质上的统一征订在形式上改成学生“自愿”购买。

　　在谈及记者的教辅资料征订问题时，李校长善意地提醒记者，最好能让教辅资料进入新华书店的‘目录’。”

　　“要和新华书店沟通好，要他们不来找我们的麻烦。”他说，“要进他的目录，(学校)才有选择的余地，不进他的目录，就没法选择。”

　　“最好是跟新华书店的人沟通。因为只要(我们)一不到新华书店去(订教辅资料)，他们就跟上面反映。”他说，“除了《天下通》以外，其他的就不许了。”

　　记者插话说，“如果不订他的教辅资料呢？”

　　“那不行。”李校长说，“他们要告我们呀。”

　　“他怎么知道我们没有订他的教辅资料呢？”

　　“这个很简单呀，比如说，如果我们没有在他那里订教辅资料，我们又在使用教辅资料，这个清楚得很噻。那么，他们就到教委、到政府反映我们，就说我们跟书商勾结，什么什么的，虽然没多大事情，但说起来很烦噻。”

　　这位校长透露，《天下通》在该校几乎能做到人手一册。这意味着，初一学生需要支付40多元，初二学生需要支付90多元，初三学生是110多元。

　　学生购买《天下通》的费用，将由学校收取，新华书店随后一次性与学校结算，届时将向学校支付10%的回扣。

　　记者此前多方获悉，新华书店向学校支付回扣的做法违规，因而曾被制止，这也得到了李校长的证实。

　　“前面有两年，这个(指回扣)就被查了噻，说是商业贿赂，这个钱现在都还在财政。”李校长说，“还好在当时没有校长往包包里头揣(方言，指据为己有)。如果校长往包包里头揣，或者与中层干部、教师把它分了，可能还要‘栽’。”

　　“进了账的……那次搞得相当厉害的。”他说，“现在就改成捐助……工商部门盯得很紧……”

　　区县新华书店经办人：没有上“目录”，我喊学校改了

　　在重庆市另外一个区，记者以书商的名义接洽了该区新华书店负责教材教辅销售的马科长(化名)。

　　话题从“忙碌”开始，马科长说：“开学后还要忙一下，教材倒是全部发下去了。教辅资料还没到齐；有的我们分好后，学校还没有拿去。学校把书发了以后，还会有些问题，这种多了，那种差了，还要调剂一下。调剂完了后，还要算账，到学校收款。”

　　谈话随即转入正轨，记者随意提及一家民营出版社，没想到马科长无意中透露出该区新华书店有“目录”并会阻挠学校征订未上“目录”的其他教辅资料的秘密。他呵呵笑着说，“××(记者提及的这家出版社)今年秋季好像有两个品种，但就是因为没有上‘目录’，我喊学校改了。”

　　记者将话题引向《天下通》。“《天下通》在你们这里做得怎么样？”

　　“在我们这里做得不好。”马科长说，“去年，他们规定了个45%，我们都没达到，而且今年更达不到。”

　　马科长所说的“45%”，是指坊间传言的重庆市新华书店集团向区县新华书店下达的“订购指标”，要求《天下通》的征订量必须达到同期所有教辅资料征订总量的45%，不然就会被罚，一次完不成任务要接受谈话，三次完不成就要免职走人。

　　根据该传言，记者试探着问，“《天下通》做得不好，会不会对你们怎么样？”

　　“对经理可能有点问题。”马科长哈哈大笑，“对我们倒无所谓，因为考核指标是下给经理的。”

　　一个小时的交谈中，这位科长多次确认了新华书店体系内对销售《天下通》下达指标的事实，“集团有个文件，两年要达到集团那个指标。比如我们是100万，就要达到45万。”

　　除了下达“指标”，违规的“目录”显然在重庆市新华书店系统继续存在。

　　记者设法获得的业界所称的重庆市新华书店的“目录”，包括了重庆出版社出版的100种《天下通·课时作业本》、88种《五洲导学·全优学案》、80种《学习指要》等教辅书在内的55家出版社共3133种教辅书籍。

　　据悉，重庆市各区县的新华书店将根据市新华书店的这一“目录”，选定自己的“目录”。

　　一番交谈之后，应记者请求，科长向记者出示了保存在电脑里的该区根据市里的“目录”挑选出的“目录”。

　　“(市新书书店集团)几千个目录……我经过挑选后，比如说熟悉点的品种，我给他上到目录上边。”他说。

　　在这份“区目录”中，初中和小学各有数个序列位居其中，《天下通》都排在第一排。

　　记者和马科长谈论起教辅书籍发行的事情，他认可记者先进入市里的“目录”的思路。当记者试探着问“能否不上市集团的目录，只上区里的目录”时，他说：“只有上集团那个目录，才能上我的目录，我的目录必须按那个目录来。”

　　这种制作“目录”的做法早已被有关部门明令禁止，但这位科长显然拿相关规定不当回事。他哈哈大笑着说，“根据我这个目录出来的，也没乱来噻。”

　　据传，教辅书籍要想进入新华书店的“目录”，必须把折扣压到40%以下。该传闻在马科长处部分得到证实。“我晓得，他(指重庆市新华书店相关负责人)卡那个折扣，卡得凶得很。”

　　他的另一个表述是：“集团我晓得，压那个点子压得凶得很。”

　　那么，通过下达指标、提供目录等手段发行的《天下通》，究竟有多大的销量？记者根据此前了解的情况，伸出一个手指：“《天下通》，听说，集团大概卖了这个数——1个亿？”

　　“1个亿？《天下通》哈，可能不止。”马科长接过话茬，“他是1亿5还是1亿6。因为我和经理到集团去，虽然我们做得不好，但我们的数字加上去，正好装起一个整数(方言：指凑成整数)。所以，李经理很高兴。”

　　记者随后两次向马科长证实，《天下通》的码洋是不是1.5亿或者1.6亿。对方均根据对该区报数时正好凑齐1.5亿或1.6亿的整数，从而领导很高兴的这一印象深刻的细节而予以确认。

　　他介绍，《天下通》在重庆主城某区做得最好，“政府拿钱，人手一套。”

　　此间，记者开始和马科长“谈业务”，询问有没有可能“用一些行政的办法”？

　　马科长暗示很难。“我们区使用的教材很杂，前几年放下去了。原来是教导主任订，现在虽然是收教导主任的数字，但最后是老师报给教导主任。我们在目录上的教辅，可能他(教师)不用。”

　　记者试探着询问，“给学校多少点？”

　　对方回答说：“作为单位上，我们给20个点的样子(意为20%左右)。”

　　记者询问，这“20个点”是直接扣还是结账后返还。“是直接扣，结账时，扣10个点。”他呵呵笑着说：“还有‘点’，另外的，就不是很明了噻。”

　　说到回扣，他为记者“出点子”：“有一个缺口是教导主任这一层，他没有了。(我)有个朋友，(曾)给他出过这个主意，把这一块(补上)。你来做东，我来约几个教导主任，吃个饭……”

　　马科长告诉记者：“市店(指重庆市新华书店集团)到我们这里的折扣……它是三六折发货。我们结(账)是六四折。”

　　此后，他告诉记者，其中还有“13%的管理费”。

　　在回应记者关于该区中小学生人均购买教辅资料的费用的询问时，他转述他人的话说，“全市人均在110元左右，做得最高的，上200零点，我们上了160(元)。”

　　交谈期间，一个幼儿园老师来领书。科长核对时，很快发现对方“6本书没有订完”。

　　“《科学》你没有订，都不合规格(方言：指不合乎规定)哟，按规定要订完，今年订迟了，我就不告你，下次订迟了，我要告你哟。”

　　对方说：“我晓得你……”

　　马科长反应很敏捷：“你晓得我啥子？”

　　“以前我一直都是这么订的，你不要给我搞些报告……”

　　马科长打断话头：“我一般都是维护你们的。”

　　出版方：差不多三五折

　　记者以书商名义走访了重庆市天下图书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系隶属于重庆出版集团的教育出版机构，是拥有该集团教育类图书(除教材外)唯一发行权的图书公司。

　　记者以书商身份拜访了该公司一位副总编。当话题从天气转向教辅出版发行业务后，她介绍了《天下通》的基本情况。

　　“我们也做了一套书——《天下通》，是从去年开始做的，和新华书店合作。”她说，“《天下通》主要是针对重庆市场的。”

　　“本来想在其他地区开拓的，不知道你们听说了文件没有？8月初，新闻出版总署发了两个文件。”她说，“文件说，对教辅，需要授权。比如说，要配套他的教材编写教辅，要争取他的授权，才能出版和发行。”

　　这位副总编所说的文件，是新闻出版总署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出版发行管理的通知》，该文件引起业界最大震动的，是“根据他人享有著作权的教材编写出版中小学教辅材料，必须依法取得著作权人的授权”的明文规定。

　　“其实，就目前的情况来说的话，可能很多出版社出版教辅，都没有获得授权。”这位副总编说，“现在好像听说，人教社在全国10个省市对最大的17个出版社给予了授权，比如，在四川授权两套，是四川的某一个出版社，有两套教辅获得了授权，但只有两套。”

　　她判断说：“现在，可能授权是一个趋势。”

　　关于折扣问题，她出言谨慎：“其中比较复杂，(取决于)真实的一个量。比如说，两千万码洋之内的一个量，两千万之外的量，有另一个……这是梯阶式的。”

　　“码洋越大，折扣越低？”记者问。

　　“对，折扣不是一个恒定的量。”

　　记者继续追问是否在三五折左右，她说：“差不多。合作的就这个，其他的，暂时还没有。”

　　记者问：“《天下通》在重庆能做多少？”这位副总编并未给出明确答复，但认可《天下通》的“领头”地位：“我们的量相对其他的，大一些。”

　　记者时不时将话题引向《天下通》的销售量，对方依然谨慎：“去年才开始嘛，反正也就几千万的样子。”

　　这位副总编在回答记者《天下通》的销售额能否达到“一年一亿”的问题时说：“一年一个亿还差一点。并不是重庆所有区县都在用，只是大部分在用。用的区县也并不是每一所学校都在用，因为重庆的教辅资料比较多嘛。”

　　市新华书店：你没有这个先天条件，怎么能和《天下通》比？

　　记者多次努力，终于能以书商身份与重庆市新华书店集团一位负责教辅资料发行的中层干部接洽业务。

　　这位干练的女士显然也非常关心授权的问题，见面不久就开门见山地问记者：“你们有没有授权？”

　　“你们先把授权给我，你们能不能出，能不能发，都需要有授权。”她强调说。

　　记者一次次表示，希望能复制和借鉴《天下通》的模式，上目录。但对方拒绝了。

　　“怎么可能？书都不一样。”她说，“要看了书，告诉我折扣以后，我再看能不能发。”

　　那么，怎么才能上目录呢？她说，得看授权、出版资质、价格、折扣，包括出版质量等一系列问题。

　　记者多次询问上目录的条件，对方仅给予一次回应：“目前，都在两块以下，折扣也是在四零折以下。”

　　记者再次提到以后能否借鉴《天下通》的模式。“你说12秋(指2012年秋季)？以后的全部都可能改变。你不能和它(指《天下通》)比，是我们的产品。你没有这个先天条件，怎么能和《天下通》比？”

　　记者手记

　　挡不住的利益诱惑

　　数量过多、价格过高的教辅书让家长增加了经济负担，同时也加重了孩子们的课业负担。多年来，这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家长和学生对此多有抱怨，可是又都不得不买。

　　抱怨背后，是教辅书籍在进入学生书包前各个环节和方面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纷争的根源，在于利益。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于9月1日和2日先后播出的《挡不住的负担》和《利益催生乱象》两期节目中，披露出安徽省部分地区教辅费用是教材的数倍，教育主管部门自编自审统一推销，国内外考察旅游，教育局暗中拿回扣，拿差价，校方老师与书商秘密操作等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

　　记者在暗访中发现，在一本教辅的各环节利益链条中，新华书店系统占据了大头。

　　巨大利益的诱惑，导致新华书店用各种办法强化自己的垄断。

　　具体手段之一，是通过各区县新华书店向学校开列所谓的“目录”，限定只能征订“目录”上的教辅资料，没有列入者不准订购。

　　手段之二，是“搭车”销售，虽然新华书店和学校只是合作关系，并无行政隶属关系，但新华书店拥有教材、教学参考用书的独家征订权，学校往往别无选择。

　　早在2001年，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就曾联合发布《中小学教辅材料管理办法》，规定中小学校不得组织学生购买、发行部门不得向学校征订或随教材搭售一切形式的教辅材料。

　　此后，几乎每一年都有专门文件，明令禁止将教辅材料编入《教学用书目录》或印发《推荐目录》，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强迫学校订购，中小学校不得组织学生统一征订教辅材料。

　　可是，在现实中，这些规定往往成了摆设。新华书店违规出台的“目录”反而成为统一征订教辅材料的“尚方宝剑”。正是巨大的经济利益，导致有人对国家的规定置若罔闻。

　　有业界人士表示，“目录”事实上确立了一道准入门槛，这是教辅乱象愈演愈烈的根子之一。“目录”等的存在，强化了教辅材料垄断和区域性分割的现象。

　　进入“目录”的教辅材料，在销售终端几乎没什么折扣，这也成为民营教辅经营者的一个“空子”，可以用低折扣的办法让学校、教师获得更多的回扣，学生也能以更低的价格购买。但这种方式大多只能“秘密操作”，学校、老师和书商达成“默契”，学校老师选定教辅后，要求学生购买，而这类教辅在一个地区，往往只有一家经销商。

　　既要买新华书店统一征订的教辅书，又要买学校、老师指定的个体书商的教辅书。这样，一个学生在同一学科有多种教辅材料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