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鸭梨山大”？突 围！ 当代中国青年压力求解

　　策 划／本刊编辑部 执 行／李  纯 赵  涛杨振宇 陈  敏

　　鸭梨山大？你懂的。比如，和富豪做邻居，鸭梨山大；大学生毕业租房，鸭梨山大。

　　网络间，网友们都把压力称作“鸭梨”，这个词还荣获了2010十大网络流行语，而且有长盛不衰之势。

　　注释“压力”的事例举不胜举：富士康员工半年之内的“12跳”，“逃离北上广”的滚滚洪流，百万雄师过独木桥的公务员考试……在处于社会发展转型期的中国，青年心理压力普遍加大，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2011年初 ，广州市团校、广州市穗港澳青少年研究所共同发布的《广州青年发展状况报告》蓝皮书出炉。根据蓝皮书，有57.9%的广州青年感到“鸭梨山大”，工作压力已经成为广州青年最主要的压力；其次是钱不够花。面临与时俱增的压力，青年所拥有的社会支持系统还不够完善，有80%的青年认为他们的社会支持系统比较少或没有，而朋友则成为他们求助最多的对象。

　　窥一斑而知全豹，“六成”的比例，不唯广州，举目中国，当为客观。

　　“蜗居”、“蚁族”的生活状态、生存压力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已使青年不堪重负。当百万房贷缠身，当子女择校无门，当老人需要赡养，无论你天性如何乐观阔达，如何世事洞明，也不可能彻底摆脱心头的焦虑与压力。

　　人们通常会把压力疏浚的视线转回自身，希望通过心灵鸡汤的滋养，通过心理干预来解决问题，不过，仅通过修身自省未必能彻底解决问题。个人在社会现状面前没有太多选择，青年人的解压，除了自力更生，更寄望于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收入分配改革这样的大手笔。

　　在社会转型中，青年群体在社会分层结构中，上升与下降者兼有之，青年中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青年人在工作经验、知识积累、财富、住房、收入、人际关系资源等方面并不占优势。这些现象值得社会管理者深刻思考，迫切需要政策上的关注、调适与援助，为青年群体减压。

　　关于压力，除了“鸭梨山大”，网络热词还包括“零帕族”。

　　“零帕族”等于0压力，是指栖身于现代社会各种角色、承载于来自生活及工作中的各种压力仍能保持积极乐观心态来面对的人群。在盛产“房奴”、“孩奴”的当今，人人都在社会重压下挣扎。而“零帕族”无疑是一阵清风过面，给人们提供了另一种生存方案。

　　当然，要让“零帕族”不仅仅成为“一种变相逃避现实压力的说辞”，恐怕需要个人纾难与制度援助两方面共同着力。

　　问 题 篇 ：

　　采访对象：毕小玲，1981年出生于贵州南山区乡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曾供职于一家著名的管理咨询公司。今年6月离职。

　　三十而“离”

　　抛开以前的压力，睡觉、恋爱、休养，准备一个新的开始。

　　采 访／海微澜

　　我2004年从一所知名大学毕业，进入一家管理咨询公司。牛人很多，大多是海归，有国际化视野和学习背景；也有“富二代”，拥有丰富的人脉资源，八面玲珑。

　　我有什么呢？

　　记得面试时考官是一位十分潇洒干练的男子，我们全英文交流，当他问我对未来的定位时，我说，咨询行业并不销售实物的产品，我这个人，就是产品。我必须推销我的智慧和知识，辅以行业研究分析，协助企业进行科学决策。我希望五年内能做到销售总监。

　　当时我挺自信。我的专业成绩、英语八级以及大企业实习经验都不缺。真正进了这家企业，才发现所谓的智慧和知识，还只是工作才能里很小的一部分。什么都需要自己开创，新的人脉和新的资源。我从最底层的营销开始，每天寻找潜藏的客户，并免费为对方做出市场拓展方案，或者给予专业的项目策划建议。

　　跑了10个客户，一个月后，我拿到了第一笔100万的小单子。

　　就这样，我走到了2010年，几乎每天都在高速运转，过年才能休息10天。聊以自慰的只有比较丰厚的薪水。

　　这年，我的工作发生了大转机。

　　我偶尔听老同学谈到了Q的苦恼。在不多的媒体报道里，Q形象光鲜。他是国内一家著名公司的董事长，这几年公司扩张很快，并购了不少破产的公司，也得到了很多荣誉。不为人知的是，大规模运作带来了日益严峻的经济重任和人员安排，负资产开始出现，让他不堪重负。他想维持公司的形象和名誉，对裁员、资产分配、机构消减等等十分踌躇。

　　老同学就在Q的公司担任中层管理人员。我受邀参加Q公司的年会时，在老同学的介绍下，跟Q认识。他对我印象深刻。

　　后来，我又给他发短信问候，还会快递一些健康指导书籍、他喜欢的乐队的CD……过了半年，他邀请我和一些年轻朋友去他家作客，他夫人亲自下厨，做了桌菜。我们那天谈了很多，他终于谈到了当下工作局面的尴尬。但我知道，他平素平易近人，工作一意孤行。他能接受专业咨询公司的建议吗？

　　过了三天，我赶赴Q的公司，把早已准备好的详细方案面呈Q。次日，Q就给我电话，希望与我合作。

　　就这样，我拿到了职业生涯最大的一笔业务，一个月后晋升销售总监。

　　然而，成功带来的喜悦感只维持了几个小时，巨大的压力如影随形。公司的人看我的眼神都很怪，仿佛我是利用了自己的女性身份才攻下山头。我无法解释。

　　合作也并不那么愉快。Q对公司提出的最终方案并不满意，执行时困难重重。同事也不配合，都把责任推给我，让我倍感孤独。Q的第一期付款十分及时，但是二期拖延至今，仍未打款。

　　我一直比较坚强，但是这一次，我真的有些撑不住了。本来，我认为一个大单将弥补我付出过的辛劳，却不知道人生的泥泞，无处不在。

　　人生只是一个订单接着一个订单？

　　我厌倦了。

　　半年前，我在一次酒会上认识了老外杰克。他离过婚，有两个孩子，现任外企工程师，在北京和美国两地跑。我们都觉得彼此不错，交往了两个月，结婚了。是闪婚吧。有时候，适当的时机，就是适合的爱情。我给同事发婚宴请柬，给上司的多了一份：离职报告。

　　我今年才30岁。我加了太多班，以完成各种艰巨的工作。拿到大单后，我受够了大家的猜疑和冷漠。当工作失去魔力，强撑已久的身体状况不断，胃溃疡、失眠、颈椎疼痛……

　　三十而立，我是三十而“离”。抛开以前的压力，睡觉、恋爱、休养，准备一个新的开始。

　　责任编辑：陈敏

　　采访对象：姜穆龙，生于1979年，八年白领经历，辞职后创业，现在浙江嘉兴某教育公司任职。

　　奔奔族：认命太早，创业略迟

　　在城市中，什么样的人最痛苦？对上层生活浑然不晓的人不痛苦，窥得富贵生活的一角而富贵遥遥无期的人才痛苦。

　　采 访／本刊记者 赵 

　　涛

　　好事近，咱总差半步

　　央行又加息了，今年已经三回了。下半年还会不会再加息？谁晓得。

　　网上说，加息0.25(基点)之后，5年期以上的基准利率已经达到7.05%。这已经是10年来的最高水平。估计，像我这种70万20年的贷款，明年的月供得增加200多块钱。

　　房子真是个讨债鬼啊——我月供4000多，春节后存进卡里两万块钱，稀里哗啦就扣光了，得赶紧续存。

　　买房的问题纠结我好几年了。手里攒的那点钱，越攒离首付越远，眼看着30多岁了，漂在上海，空空落落。心想甭管地点，甭管大小，先买一套，这样心里或许就安稳些。前年，咬咬牙狠狠心，将工作这些年积攒的家底全交了首付，在外环以外的闵行买了一处房。

　　“房奴”当得不算痛苦，起码心里踏实了一些，满世界的房子都涨，也有咱一份。

　　房子也是青年人成长路上重要的历练。在上海这样的城市，经历了这些年的楼市，估计世界上没多少东西让你后悔了。

　　你看，2008年的时候，在普陀看中一房，60m2总价45万，首付9万就够了，可我觉得房价会跌。现在怎么着？前两天，我想起这档事来，到网上看了看，价格翻了一倍还不止。

　　我觉得自己老是踩不到步点上，和哥们儿交流，觉得不光我自己，我们这茬儿人几乎都这样。我编了八年语文资料，整天接触诗词，有一词牌印象深刻——《好事近》，我得在后面加半句：好事近，咱总差半步。

　　不信，我举例子你听听——

　　我是1998年考上的师范学院，到我们毕业的时候，学校不管分配工作了，我们是那个城市第一批到人才市场自谋饭碗的老师。你看现在，体制内的优越与稳定有目共睹，咱只能隔岸观火，没赶上步点不是？要命的是，从那时起，学历贬值比什么都快，若不是还有几年就业经验，我那张毕业证还真可以扔废纸筐了。

　　等到我们这茬儿人就业，记者不再是无冕之王，成了新闻民工；工程师也不再神圣，变成了IT民工，好像什么都变味了。就说我原来干的那活儿吧，图书编辑，小时候得觉得编教辅、编课外书给学生看是一件多么神圣的事情，实则不然，重复且乏味。你看，工作也没赶上步点不是？

　　我困惑的是，为什么生活到我跟前，总是感觉和原来的设想有出入呢？

　　20多岁的时候，看到某牛人的简历，不自觉地总会拿自己的年龄跟人比一番，感觉来日方长。这个举动至少说明自己还是有想法的。过了30岁，已经懒得比较了，灰心了，我觉得成长就是野心渐渐消磨的一个过程，成熟就是渐渐接受自己也是普通人的过程。

　　有时候觉得，以往那些逸兴和豪言都不敌每月的房贷和工资真实。以前的压力和梦想有关，为了梦想拼命读书。如今，压力仍然与梦想有关，梦想还清房贷走出银行大门的那一天。

　　十年的变化，除了容貌，目标也由笼统的远方变成了一套具体的三室一厅。

　　去年春节回安徽老家，在澡堂里泡澡。一老人问我，做什么差事。我一愣，随即反应过来，可不是么，这就是个差事。日复一日的上班下班，编纂一本本的教辅，借以养家糊口买车供楼，连暇时发呆的时间也越来越少。

　　认命太早，创业略迟

　　甭问我压力这档子事，你不问，我不想。你开了头，提个醒，我一罗列，好家伙，头皮发炸。

　　我这人是不是有些“鸵鸟”啊？提到压力。坦白地讲，表面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波涛汹涌。

　　我的意思是说，自己还算是一个自我减压不错的人，能够从一些心灵鸡汤中多少汲取点禅意指导生活。但是我知道，内心深处，一些想法如地火一般蠢蠢欲动。

　　我在图书公司做了八年，做到总编助理。周末的时候，我会去家教公司兼职，一周能有1000块钱的收入。说实话，我不喜欢这种家教，纯粹是拿时间换金钱。尽管学生不同，但我讲的题目与方法，大同小异。一道经典的课外阅读题，大概讲过不下50遍。

　　除了疲倦，让我觉得不想做下去的原因还有剥削。公司招生，我辅导，收费五五分成。我每周末放弃休息，吭吭哧哧赚点辛苦钱，公司老板身不动膀不摇也可以进账同样数额，并且，这个数额要乘以几十位的老师数量。

　　这样的兼职做了有三年，后来没再做下去，因为我见到了公司的老总。一次，我对工资的计算有疑问，去了总部(平时都是在教学点上课)。第一次见到老总，让我很受刺激。

　　老板比我小4岁，1983年生人，我的小学弟。读书时在华东师大学生会帮勤工俭学的学生联系家教，毕业后水到渠成地开起了教育公司，渐成气候。

　　我得承认，如果老总是位中年人，可能我还不会有那么激烈的反应。不是容忍不了老板年轻，而是，我受到了强烈的刺激。以前听过创业故事后积累的激情，在我身上灵魂附体。这样拼体力、吃青春饭，何时是尽头？趁着还不算老，兼职不做了，图书公司也不做了。咱也要去创业！

　　32岁的小中年，属于认命太早的年龄。但是你得承认，无论是改行，还是创业，这个年龄不尴不尬。因为汹涌而来的房贷、柴米油盐容不得你犯错。

　　进入这个行当不容易。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上海的家教市场已经在大鱼吃小鱼之后渐趋规范，十来家连锁公司控制着大部分的市场份额。他们和学校的教师结成了密切的利益联盟，别人想得到诸如学生信息之类的资料，难乎其难。

　　我把目标放在了离上海100公里之外的浙江嘉兴，相较上海近乎饱和的家教市场，这里的市场环境略微好做一些。

　　“万事开头难”，我的教育公司从今年“五一”开始运转，目前仍处于比较艰难的阶段。好的辅导老师和生源都是棘手的问题。尤其是后者。每来一位学生，对于我的团队，都是惊喜。

　　不过，我想给自己赌两年。我前些年赚的钱除了还房贷，够我这家只有几名员工的小公司维持两年，我的底线是，两年之后大不了回上海，再继续那种时间换金钱的工作。

　　底线只是退路，不是出路。目前还是想把公司做好一点。眼下是暑假的黄金时间，对我来说，一个词形容目前的工作状态——马不停蹄，招生宣传。

　　奔奔族的人生压力图

　　其实要说压力，有人会细化为社会、家庭还有职场等层面。我觉得无非外界的诱惑和自身的期许。

　　前两天和我单位刚毕业的小姑娘聊天，她说自己最大的压力就是比较穷，钱不够花。我很佩服80后的直率。其实，我也觉得比较穷，老是追不上钱。

　　小钱不缺，大钱没有。而觉得缺钱是因为需要花钱改善的地方太多，领域太广。

　　这个世界，外部诱惑遍及衣食住行，几乎无处不在。那么多的奢侈消费在蛊惑着许多的青年，其实也包括我。你别看我貌似人生观挺淡定，实际上也挺喜欢看那类幼稚的穿越小说。比如一介平民，偶然获宝物，开启一生传奇的那种。明知是胡编的故事，读起来却有一种意淫般的快乐。

　　在上海生活了八年，对这座城市的高档生活也窥得一斑。老实说，我喜欢那样的富丽堂皇，喜欢环境的高品位，喜欢优雅穿行的快乐。背仿冒包和提爱马仕的感觉能一样吗？抽大前门跟抽95至尊的感觉能一样吗？当然，开奔奔跟开兰博基尼的感觉也不会一样。举的例子可能有些极端，我想说明的是，当你听说过、见识过，想努力做到心如止水，很难。

　　在城市中，什么样的人最痛苦？对上层生活浑然不晓的人不痛苦，窥得富贵生活的一角而富贵遥遥无期的人才痛苦。大概便是我这样的人。不可否认，我这样的努力，也有一种不敢言明的愿望，有朝一日，能过上那样的生活。

　　人来到了嘉兴，两地分居的问题随即而来。我也成了一个彻底的铁漂，奔波在两地之间，兼顾事业与亲情。

　　像我这样东奔西走的状态，网上叫“奔奔族”，奔奔族的定义说，他们是中国社会压力最大的族群，他们一路号叫地奔跑在事业的道路上，身处房价高、车价高、医疗费用高的“三高时代”，时刻承受着压力，爱自我宣泄表达对现实抗争。我觉得这些跟自己境况很贴切。

　　“奔奔族”这词出来好多年了，最近流行“人生压力图”。对照人生压力图，我目前的境况是，工作存在过劳迹象，房奴兼孩奴，上有老下有小，操劳忙碌。

　　唉，不能再说了，再说我觉得自己不敢懈怠，不敢停顿，怎么办？只能自己调节，不是有句话常说吗，化压力为动力。

　　这个时代，你有压力我有压力，谁来解决？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

　　采访对象：武琪，31岁，江苏人，硕士研究生学历，毕业后在北京上地某国有公司担任程序员。

　　我的“鸭梨”上刻了个“怕”字

　　每只刺猬都想凭自己的尖刺来扩大地盘，殊不知，在刺痛别人的时候，自己早已被扎得鲜血淋漓。

　　采 访／本刊记者 杨振宇

　　儿子在草坪上蹒跚学步，武琪高度紧张地守卫在旁边，像一名警惕的战士。小区里养狗的人家挺多，还不愿拴着，于是，经常有大狗突然冲出来，把孩子吓得大哭。这让武琪担惊受怕。“物业找了，街道也去了，就是没人能管。”他郁闷地说。

　　作为80后，武琪有车有房，老婆贤惠，儿子可爱，工作也是得心应手，可他偏偏就是不快乐，“生活在北京，我时常感到害怕，这种害怕让我愤怒、无奈，从而形成巨大的心理压力。”武琪借用网络语言说，“我也有个大鸭梨，上边刻了个怕字。”

　　人质

　　在小区里，武琪最怕听到的消息就是业主又和物业闹矛盾了，“这意味着我们生活在五楼以上的业主要倒霉”。为什么这么说？原来，武琪所在的这个小区，物业公司已经顶着业主们或强或弱的反对声坚守了六年，问题自然不少，你要是找他们去理论，不阴不阳的物业经理从来不会帮你解决任何问题，要想抱怨几声发泄一下，对不起，那位40多岁，浑不吝的物业大姐不会让你在口头上讨半点便宜。

　　于是，业主们只能使出杀手锏——拒交物业费，可物业绝非等闲之辈，人家有应对的策略，你不是不交费吗？好，我把公共用电给断了。直接的后果就是楼道漆黑，地下停车场伸手不见五指。

　　最要命的是，公共用电一停，五楼以上的居民便无法生活。北京的自来水只提供到四楼，再往上就得靠水泵抽上去。没了公共用电，五楼以上就别想用水，于是，饭不能做，衣服不能洗，甚至马桶也没水冲。“我们就是物业的人质，一有问题，我们就要遭殃。”武琪愤愤然，“我都不敢出差，怕老婆孩子没水用。”

　　这几年，武琪一直积极推动成立业主大会，以便换掉物业公司。可小区规模不大，多是年轻人，大家起早贪黑地忙碌，很少有人顾得上这些，也有不少四层以下的业主，反正就是不交物业费，爱咋咋地。另外，街道那边对于成立业委会的要求态度很暧昧，不是说人数不够，就是业主资格有问题，最后实在没有拒绝的理由，便来一句，“我们最近工作忙，等等再说吧。”

　　直到有一天，武琪正在上班，突然接到物业的电话，说是街道负责人要商量成立业委会的事。武琪问，“我在单位，下班后再商量行吗？”对方当然不答应。等武琪请了假，气喘吁吁地赶到物业办公室门口时，听到街道负责人正和物业公司经理亲兄热弟地聊着饭局。武琪只觉得眼前发黑，一口血差点喷出来。

　　除了怕物业捣乱，让武琪胆战心惊的事还有很多。就说孩子喝的奶粉吧，不是这个牌子掺毒了就是那个牌子造假了，反正不让你消停。此外，米面粮油，蔬菜鸡蛋，猪牛羊肉，有一样让你放心的吗？有时候，武琪对着孩子喃喃自语，“儿子，你要坚强，爸爸对不起你，没办法帮你搞到特供菜。”

　　惊魂

　　“你又瘦了。”这是买车后，老婆对武琪最多的评价。“不瘦才怪呢，时不时地让你出身冷汗，能不瘦吗？”武琪觉得，每次开车上路，都像是一场惊魂之旅。记得有一次，武琪带着老婆孩子从外地回京，走在北四环路上，车流量不大，武琪刚要提速，突然，一辆大吉普从斜背后毫无征兆地冲上来，硬生生挡在武琪的车前，武琪猛踩刹车，所幸，两车没撞在一起，但老婆孩子吓得够呛。武琪推开车门想去理论，那辆车早已绝尘而去，又像刚才一样，横冲直撞地跑远了。

　　开车久了，武琪也悟出了路上行驶的规则，“当你打算走人行道时，有这样几种车不会让你，奥迪、奔驰这样的豪车不会让你，开车人牛气，车又好，比你快，凭啥让你？出租车不会让你，很多的哥的姐为了交上份儿钱，是疲劳驾驶，为了减少事故，你还是让着他们吧。”

　　在武琪看来，开车最守规矩大多是开10万左右车的车主，“这个群体有点小钱，没啥势力，不愿惹事，大概就是所谓的中产阶层吧。”

　　当然，让武琪惊魂的可不仅仅是开车一项。前两天，走在便道上，武琪突然觉得手臂似乎被什么东西蜇了一下，火辣辣地疼。仔细一看，前面一位老大爷，光着膀子，手里捏着个烟头，边走边甩胳膊，似乎在锻炼。“您的烟头烫着我了！”武琪抱怨着。大爷扭过头看看武琪，“哦”了一声，似乎是仅仅表示他知道了。“公共场合禁止抽烟，您知道不？”武琪继续抗议着。这下，大爷站住了，一阵“京骂”熟练地从他嘴里喷出来，凡是武琪不愿听的，都一字不差地灌进他耳朵里。

　　刚才还在急匆匆赶路的人，立刻围拢过来，大家嘻嘻哈哈地议论着，观望着，期待着冲突进一步升级。路被堵住了，后面的汽车鸣起喇叭，为双方打气助威，见此情景，武琪败下阵来，灰溜溜逃走了，仿佛自己做了坏事。

　　刺猬

　　在北京生活了近10年，武琪最大的感受就是什么事都得往前赶，“每个人都在急吼吼地往前冲，生怕落后。”武琪感叹着，这是座不知停歇的城市，到处都是人，如果你走得稍微慢点，鞋子就会被后面的人踩掉。“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每天我都怕有什么事落在别人后头。”武琪说。

　　可不是嘛，上学时，毕业论文要赶着提前完成，这样，才有时间找工作；结婚时，房子得赶着买，哪怕排几天几夜的队，否则，房价如同坐了火箭，你永远别想追上；老婆怀孕生孩子得赶着联系医院，床铺有限哪，把孩子生在走廊里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孩子出生了，还得赶着去找关系为将来上幼儿园早做准备，据说，现在上幼儿园比上大学还难。

　　甚至，过马路这样的事都得往前赶。武琪所在的小区前有条人行横道，很多开车人为了图近便，常常在这里调头，于是，行人便如同广场上受惊的鸽子，被汽车赶得起起落落。有一次，武琪带着儿子过马路，后面的车不耐烦地按着喇叭，仿佛在抱怨武琪占用了他的道路。刺耳的嘀嘀声把武琪惹火了，他索性站住不动，和对方理论起来，于是口水战变成肢体战，直到警察出现。尽管战斗以对方道歉并赔偿损失结尾，但武琪觉得自己败得很惨，要办的事情耽误了，好心情没有了，孩子被吓得哇哇大哭……

　　当然，武琪也有干错的时候。这不，前两天，老婆带着孩子上辅导课，武琪赶着去接，由于实在找不到停车位，他抱着侥幸心理把车停在路边，15分钟后，当他下楼时发现，一张罚单已经贴在车身最醒目的地方，如同一面旗帜在风中飘扬。

　　一路无话，武琪开车回到小区，本就不宽的路，两侧都密密麻麻地停满了车。他转悠了好久，在一处明显影响通行的地方停下了，“也许会被划车，唉，管他呢。”武琪头痛欲裂，只想回家睡觉。

　　当晚，他做了个梦，梦见自己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个人都变成了刺猬，一只紧挨一只，每只刺猬都想凭自己的尖刺来扩大地盘，殊不知，在刺痛别人的时候，自己早已被扎得鲜血淋淋。

　　求 解 篇 ：

　　纯洁的理想终有一天会战胜世俗的泥淖。我们都得相信。

　　不做玻璃化的一代 文／本刊记者 李  纯

　　1.最近看到一则新闻，很有意思，称中国孩子 “玻璃化严重”。

　　文中列举的一些数字，让人愁得很，如身体健康状况，“根据北京市《健康状况白皮书》，北京市中小学生中有近六成的近视率(即视力不足)、近两成的肥胖检出率，肥胖儿中10%原有脂肪肝。”而精神卫生情况，同样令人堪忧，北京安定医院副院长郑毅说，“儿童心理行为问题占儿童精神科门诊比例的第一位，达到60%以上。”不少孩子，到十七八岁还不会洗衣服、做饭。要让父母洗澡。无他，因为他们课业负担重、竞争激烈、又是家中的宝贝疙瘩。

　　数年前就存在的对“小皇帝”的隐忧，到今天仍未消停。

　　继“草莓一代”“鸟巢一代”之后，80后、90后又得到了新的称谓，“玻璃化一代”。意指体质和心理双孱弱，来个大事小情轻轻一撞，就有可能粉身碎骨。

　　2.“玻璃化严重”何止是中学生们。

　　前文所述的奔奔族等等，何尝不是玻璃化严重的青年人？外表坚强，内心却均有难以承受的幽深的洞。而不久前的7月2日，百视通COO、凤凰网前总编辑吴征的猝然离世，更把“压力”问题之争推到一个高度。这位IT精英，是在游泳时因心脏病突发而意外离去的。享年只有39岁。

　　吴征好友、搜狐网副总裁刘春发帖称，“吴征英年早逝，还是因为过于疲劳，周六也一直在加班。所以，现代社会虽然竞争激烈，大家还是要放缓节奏，活是干不完的，不要总是给自己加压。”

　　更令人惋惜的是今天4月10日，25岁的上海交大硕士毕业生潘洁的死亡。照片上的她，异常甜美，对着镜头比划出“V”字手势，似乎看到前程无限。但这灿烂的烟花戛然而止，入职某会计师事务所(这家事务所位列全球“四大”之一)不足一年，她便因病毒性脑膜炎病逝。

　　这位年轻姑娘生前喜欢通过微博描述生活。这无意间成了“遗笔”，让我们管窥那想象不到的忙碌与艰辛：

　　2010年10月14日，我们走进新时代，出差加班富起来；

　　11月18日，困得像猪头一样，对着电脑就睡着了……

　　2011年1月8日，忙得天昏地暗把妈妈的生日都忘了，呜呜；

　　3月24日，满地打滚，我要睡觉……明天要顶个大黑眼圈去婚礼么？

　　3月31日，有个空当就发烧，身体，我是说你乖好呢……还是说你不乖好……

　　在各个校园网站，潘洁之死掀起的讨论热潮，不亚于一些时政话题。“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活着”，“我们怎样才能活得更好”，时代变迁，对这个本原性问题的探讨从未停止。

　　很多人惋惜，很多人悲伤，很多人痛斥让她香消玉殒的加班。

　　但——当“四大”或其他类似的橄榄枝不期而至时，很多人欣然前往，罔顾生死。

　　3.这是一种“宿命”还是“压力”下的必然？

　　不光是体制外，体制内的一些青年，也有他们这个年龄段的苦恼。 他们往往栖身于大树下，各大部委，省直机关，市政府县政府……听上去很美很风光。这是千人万人过独木桥的战果。学而优则仕，是历千年而不变的传统，其中包括经世治国的理想和现实功名的糅杂。完全纯粹的政治家，即使是千古一人的张居正，也做不到。

　　但处于这个年龄段的他们，又往往是参天机器上的小螺丝钉，人微、言轻、位卑。中青报曹林微博爆料：“一些部委通过各种或明或暗的政策通道进行福利分房。一位曾在国家发改委任职的学者表示：目前部委公务员中，科级以下年轻公务员每月只有3000元，根本承受不起买房压力。如果不给这些年轻人住房保障，他们会觉得没希望。”

　　青年公务员，或许能获得向往的稳定，大富大贵却不可能。一位青年官员曾向记者讲述过他的“错落”之感，那是“庙堂之高“江湖之远”所产生的落差：白天，在大会堂办会，谈笑皆鸿儒；晚上，坐公交车寥落地回家，回到四环外、靠“啃老”才买来的两居室……

　　他们只有继续沿着仕途之道，斩除重重荆棘，甚至异化自己，站到“食物链”的更高一个层级。

　　而2011年3月23日，安徽一所大学名叫陈刚的青年干部，以干脆利落的方式——跳楼，了结生命。关于“陈刚为什么自杀”，众说纷纭，有人归结为“理想主义的死亡”，归结于他向某些潜规则的挑战，记者看来，导致人们做出最终选择的，有时只消一根细细的稻草。陈刚的死，与三年评不上副高有很大关联。他的行政职务是副处，“如果没有副高职称，一个月只能拿到1700元，但如果评上副高就不一样了”。

　　死亡，只是最终极的落幕，是懒得再诉说的谜题，是弱小的生命的河流经历了无数次暗礁，激荡过、挣扎过、拼搏过最后颓然告终的休止。不管是被疾病带走还是自己选择的，对每一个逝去的生命，我们都至少应该心怀敬意。如果不是他们的骤然离去，活着的人还要混沌许久。

　　现在，至少，在2011年的这个夏季，我们开始深思。

　　4.凡事都有两极。

　　从积极的意义，就在我们对中国人不知休止的进取心，及由此可能引发的悲剧性结果忧心忡忡时，一些国外的媒体和评论家，却表示肯定与惊叹。

　　日本著名学者、趋势分析家大前研一，在他的著作《低智商社会》里提到，“现在日本人仍然认为，在教育方面，自己的孩子优于中国的孩子，他们只知道我们在奥运会金牌的数量上与中国不可同日而语，却疏忽了中国在教育方面的成就。

　　依我看来，在今后，日本的劳动力在与中国的劳动力的竞争中将逐渐失去优势，并最终败下阵来。

　　每次去中国我都很有感触，我看到的是每个中国人都很有上进心。司马辽太郎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坂上之云》，现在的中国就处在这种状态中。简单地说，就是现在每个中国人都盼望着能够‘出人头地’。

　　在中国，家长和学校从初等教育就开始给孩子们灌输强烈的竞争思想……现在我在中国大连经营着一家信息服务公司，公司里有260～270名中国员工，他们的数据处理速度快得惊人。比如说在将战后的法令和案例集进行数据化的工作中，我本来认为这会花费很长的时间，但是他们仅动用了200人的人力，花了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这么想：既然中国的教育体制能培养出这样高效的劳动力，那何不让日本也回到工业化时代的教育体制中呢？实际上，安倍政权在处理啃老族和自由职业者的问题时所采取的‘新生政策’，正是想让日本的教育也退回到过去的模式中。但是就在整个日本实行这种教育体制的时候，殊不知人家已经有了更高效的劳动力，同时在改良高等教育了。”

　　世界看你的眼光，总是多元。日本学者以我们为教材在激励他的国民，我们看待自己也不必失败主义、哀鸿遍野。那些早逝的精英们，至少曾经胸怀理想，为前途认真地付出过。千千万万个和他们一起进取过的人们，创造了这个国家30年的奇迹，令人咋舌的GDP以及诸多举世瞩目的成就。

　　中国人从未想过称霸世界，但非进取、非强盛，不足以保护我们少受欺凌。

　　5.不过，在上述前提下还是要探讨，如何在现阶段让悲剧更少一点，死亡更少一点，压力更小一点？

　　因为一个国家的青年，固然能负重，但毕竟是人，不是擎天柱，负重有限不是？

　　从外部环境、制度设计、社会保障上，能否体恤他们更多。如现在的幼儿教育、小学教育，已经直接影响很多青年人投入身心干事业。准备生孩子吗？那你得考虑好，能否忍受半夜三更起来排队，为了一份入园的通知？是否能承受三年的幼儿园学费，远超过自己当年的大学学费？

　　当然，幼儿园只是令郎令媛人生大战的一个初始，进入重点小学又是一番鏖战。在高官富贾云集、资源紧缺的京城，孩子从一出生，就被绑上不公平的风车……

　　“我现在一个月花在孩子身上的钱是七八千，等于一个人的工资，这还不算多，比我投资多的人多了去了，”一个朋友告诉我，“为她请的教小提琴的老师，每小时收费300元。好在想到以后找不到工作，还可以去拉小提琴，饿是饿不死的，就聊以自慰了……”

　　入园难，上好的小学、初中难，最根本的原因是投入太少。还是以北京市为例，2010年，全市地方财政收入完成2353.9亿元，比上年增长16.1%。不说多的，仅从其中拿出0.9亿元，能兴建多少幼儿园，解决多大问题？那是千百个家庭翘首以待的事情。

　　6.不做玻璃化的一代，需要多管齐下。

　　时代和眼下祖国所面对的形势、阶段，不允许我们脆弱或没完没了地发牢骚。有那些气力，不如拿来建设。

　　能否不做玻璃化的一代，也需要一些官员，一些制度设计者、政策拟定者，切切实实为青年谋。走进青年，了解青年，关心青年。没有比青年更胸怀理想更满身力气更跃跃欲试更巴望着大展身手的族群。那些个娇气、愤激、敏感、苦痛和让人有些招架不住的热情，只因为，他们年轻。

　　纯洁的理想终有一天会战胜世俗的泥淖。我们都得相信。

　　生活不是“继承”而来，是创造的。

　　从内而外都强大的人类，将建设一个更美好的祖国。

　　人家的国家再好，也是人家的国民千百年奋斗积累的因果。

　　我们有生长于斯就需要背负的东西，我们的生命有不可承受之轻。

　　生命不可承受之轻  文／郭宇宽

　　和马来西亚朋友谈房价

　　我奶奶很有同情心，看到可怜的人就会感慨，用无锡话发音就是“傻够宁”，意思是“罪过人”。

　　这个词真是很有意思，说一个人可怜，表达同情，另一方面有因果宿命的意思，潜台词是，虽然很同情，但爱莫能助，有些苦是他必须要承担的。

　　前几天，一个马来西亚的华人朋友来看我，他是一个潜心学问的读书人，在马来西亚的一所大学当讲师，对文化和历史很感兴趣。我泡了一壶好茶和他谈天说地，不知怎么就聊到了眼前的柴米油盐。

　　他说这次来中国，发现北京消费挺贵的，他住在北大的一个宾馆，说有些贵，恰好我在那里开过会，觉得并不算贵。我们都很奇怪好像彼此的消费观不大一样。

　　我现在住在北京西三环内，一个老家属区的二手房，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建的，从外面看，就像是前苏联的“赫鲁晓夫楼”。这个小房子才五十几平米。我卖了另一处房子，去年买了它，主要是离国家图书馆比较近。他问，才装修过不久吧？房子应该不太贵吧。我说目前大概值二百几十万吧。他惊得下巴都要掉下来了：你这个房子怎么看也不高档，小区乱糟糟的，走道里都是小广告，在我们吉隆坡顶多折合人民币30万一套。你花这么多钱，在我们马来西亚可以买真正的豪宅了。说得我羡慕不已。

　　聊着快到吃饭时间了，有朋自远方来，我请他在街上饭馆里吃顿便饭，三个家常菜，两瓶啤酒，结账100多。他又大惊小怪：这么贵啊，这在吉隆坡也就三四十块钱。

　　他接下来又问，那你们在北京一个月赚多少钱啊？我说，这差别很大，像我这样，收入还不错啦。他又问，那一般大学生刚毕业能挣多少钱啊？我说普通学校的平均能挣个两千来块钱吧。他又感慨了：我们马来西亚大学生毕业了，折合人民币最起码挣个五六千。

　　确实外面人会很难理解，中国到底是怎么了？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说法“刘易斯拐点”，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应该伴随着普通劳动力工资的大幅度上涨。这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起飞阶段都遇到过。

　　这个拐点是个好拐点，特别是对年轻人来说，赶上这个拐点的年轻人是最幸福的，简直是投胎投好了时代，工资比上一代大幅提高而且不愁找工作，就业岗位抢着要年轻人。而在日本和韩国，包括台湾经济起飞期都有这样的情况，像日本当年经济增长中，年轻人被称作“金蛋一代”，自我感觉特别良好，感觉舞台特别大。

　　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政府财政超高速增长背后

　　也许算是一个中国奇迹，中国持续多年的GDP高速增长，成为“世界工厂”，但另一方面，中国年轻一代的就业却丝毫不乐观，除了到富士康这样的工厂去卖苦力，尤其是大学生的就业是老大难的问题，如果刘易斯还活着，看到中国大陆的这种特色，一定会有浓厚的兴趣，这是对他现有理论的一种实证挑战，简直是匪夷所思的。

　　最近这些年，大陆在校大学生自杀的案例增多，这在我上大学时期很罕见，90年代大学生自杀充其量是因为失恋。而现在造成一些大学生自杀的主要原因是学费高昂，并且就业困难，让他们感到前途无望。

　　找到工作的人也相当辛苦。我在日本韩国，常见这样的家庭：先生在外工作，不过是个普通公司职员，太太在家，有两个孩子，生活不算吃力。夫妻俩有一份工作就行。我很羡慕这样的家庭。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如果有朝一日能做一个家庭妇男，不用在外抛头露面该有多好。我继承江苏男人的特点，无师自通就炒得一手好菜。而且兴趣爱好特别丰富，爱读书，爱养小动物，爱教育孩子，我天生就是一个适合居家过日子的男性。

　　但在中国大陆，夫妻双方都全职投入工作的比例很高，很少安于家庭生活。女人像男人一样拼命，男人像超人一样拼命都是正常现象。我跟70后一代的不少夫妻交流，两口子都在工作，也很少觉得家庭经济有安全感，说起孩子上学、老人看病都很发愁。这还是白领，干苦力的，生活水平很难保证。我最近几年在做一项跟踪调查，以北京和上海务工的农民工家庭为大样本，统计发现：夫妻两个人在北京或上海，一起工作，月收入大概4000元左右，听上去倒也不算低。但要细看，夫妻双方加在一起的每周工作时间，超过13天半，每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也就是说，他们在城市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就这样终日劳作，他们常常只能一家子挤在小小的租房里，孩子很难上公立学校。

　　客观事实说明，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政府财政超高速增长背后，留给普通国民的公共福利仍然有待改观。

　　我们的生命有不可承受之轻

　　通常来讲，马来西亚的华人对于神州大陆是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的，而这位伙计说着说着，看我的眼神都充满了悲悯，就像我奶奶感慨“傻够宁”时的那种表情。他最后问，我特别想知道，你们在中国，买什么都比我们马来西亚贵，但是赚的钱却没我们多，你们怎么能忍受的了？这个问题真是太严肃了，我不得不严肃回答，情绪也有些激动。

　　我问他：你觉得我们为什么要忍受不了呢？什么消费都贵，赚得还少。我们今天毕竟还有商品房住，我毕竟还能在餐馆掏腰包请你吃一顿饭。要知道在我小时候，我们过年才换一身新衣服，买根油条要拿着粮票排队；我上高中的时候，有的同学家，五口人才住十几平米。这一路走来，有什么不可忍受的呢？在生存能力方面，我们中国人至少是全世界最顽强的族群之一。当年我们最早一批同胞，被当猪仔一样送到南洋在锡矿里当奴工的时候，比这惨多了，他们还不是熬过来了，很快就成为当地经济最成功的族群么？所以永远别替中国人操心，只要不到山穷水尽，我们总会有办法的。

　　我说了这些，他也陷入了沉思，我们两个人都沉默了。

　　我真觉得中国的很多事情，大多数局外人是看不明白的，即使他对中国特别有感情，操心也往往操不到点子上。在有些局外人看来，觉得中国办了奥运会，GDP很惊人，好像很了不起，真细看问题还多多。有些人了解了一些，又觉得中国老百姓苦得不得了。这些旁人眼里的苦都是有因果的，有些苦是我们生长在这片土地的这一代人命里注定要背负的，甚至我们也不需要旁观者来同情，那没有什么帮助，还更破坏我们的心情。

　　从一个角度上讲，我觉得《环球时报》爱说的话倒也能成立，就是中国的事情不需要外人操心。但这不代表我们自己不操心，特别是我们这些其实是在受大众供养的知识分子，应该提醒我们的同胞，我们的现状并不理想，但通过努力可以扭转我们背负的业力。

　　这些年，我也去过不少国家，有些国家的环境、公共服务水平以及处处的和谐，真像是到了天堂，但我丝毫没有留下的念头。那种生活虽然美好，但并不应该属于自己。人家的国家再好，也是人家的国民千百年奋斗积累的因果。我们有生长于斯就需要背负的东西，我们的生命有不可承受之轻。

　　分手的时候，这位马来朋友说，你讲的有道理，中国和中国的老百姓还是大有前途的。是啊，一切都会好的，我们一直在努力，给我们祝福就足够了。

　　责任编辑：陈敏

　　要让“零帕族”不仅仅成为“一种变相逃避现实压力的说辞”，恐怕需要个人纾难与制度援助两方面共同着力。

　　向“低帕族”进军

　　“零帕族”只是一种理想，而“低帕族”却是我们该致力的方向。

　　让我们一起倾听社会学家的压力求解之道——

　　李路路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中国目前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之中。而转型期的中国，也由此步入一个压力社会。

　　造成几乎所有的社会成员感到压力骤增的原因之一在于社会规范的缺失。所谓规范，并不是指法律法规如何完善，而是指对于社会不同阶层间的流动，人们应有一个良性的预期和把握。在转型期间，旧有的计划经济体系迅速崩溃，新的市场经济又未完善。人们在被抛向市场、失去保障的同时，又获得了空前的机会——有人一夜暴富，也有人突然跌入赤贫。人们对自己在社会层级中的流动，越来越不能自主，难以把握。

　　在转型社会，一件事情可以做成什么样子已经没有规则了。目前社会给人们提供的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跳跃的机会结构。在这个机会结构中，似乎什么都是可能的。如果机遇足够好，也许你就是明天的陈天桥或者李彦宏。这些梦幻一般的财富新贵的故事，让人们追求财富的激情和欲望空前膨胀。这种巨大的可能性让人们不再安于现状，人们很少想“我就应该得到这些”，而更多地在想“我为什么没有得到那些”。

　　一些人唯恐没有抓住上升的机会，另外一些人则小心翼翼生怕被社会甩掉，成为市场中的失败者。一个再坏的规范也比没有规范好。当人们对于未来，无论向好的或者不好的方向发展，都难有一个预期时，他们所感受到的焦虑和压力可想而知。

　　人们普遍感到压力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人们的社会价值取向过于单一。在一个以成功为最高理想的社会里，人们的生活目标已经量化成一系列数字：挣多少钱，住多大的房子，开多少钱的车……而没有另外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另外一种精神上释放和解脱的渠道。人们羞于平凡，更难将其当作一种幸福来享受——绝大多数的烦恼、压力便来源于此。

　　你不鼓励人们去挣钱，自然有人想挣钱；你不鼓励人们去成功，自然有人想成功。社会应该尊敬那些成功者和财富创造者，但同时也应该给予人们过另外一种生活的尊严。“压力源于人们无法满足的欲望”，多元化的价值观带来人们多元化的欲望和多元化的实现路径。只有拥有了真正的精神家园，“幸福”有了更多的实现路径，人生的压力才会得到释放和缓解。

　　二

　　夏学銮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每一代年轻人因所处时代背景的不同，遭遇着不同程度的社会压力。当前，正处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80后一代面临的是高房价、高消费、就业难等社会环境，生存成本高，而他们的收入与之不匹配，被迫成为“房奴”、“车奴”、“卡奴”甚至“孩奴”，他们的忧虑也是实实在在的。

　　政府可以通过提高社会福利、加大教育投入、调节税收等方式，给80后减负。同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可以借鉴西方国家，加大社会保障投入，切实解决80后、90后的后顾之忧，给年轻人以更多关怀。

　　三

　　唐美玲(厦门大学社会学系博士)：

　　从青年所面临的婚姻家庭压力来看，青年在家庭建立前所面临的压力是短期的，而在家庭生活中所面临的压力则贯穿整个家庭生活的始终。这些压力的形成，既有青年本身的因素，也有制度和社会的因素，是个人无法解决的，这就需要国家和社会采取相应的措施对其进行帮助。

　　从青年自身来说，首先要对自己所处的社会有明确的认识，对自己有比较客观的评价，不要盲目自夸，也不要妄自菲薄；其次，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人格特性，培养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做事尽力而为，不要苛求；再者，发展高度的适应能力，处理好个人、家庭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从国家和社会来说，则要根据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措施，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

　　1.对于青年在家庭建立过程中所面临的婚姻挤压问题，一是改变养儿防老的生育观念，纠正新生儿的性别比失调问题；二是应在对我国人口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采取更适合社会和人类自身发展的人口政策；三是对社会主流文化的宣扬与倡导应放弃唯经济论的思想；四是改变现有的户口管理制度，给在当地工作一定年限的人办理本地户口，避免在婚姻建立的过程中面临的尴尬和无奈。

　　2.因为我国的房地产市场还是一个不完善的市场，因此对青年购买住房过程中面临的压力问题，一是国家应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管理，调整、完善房地产开发中的不规范和不合理因素，调控房地产的价格。二是对于具体实施住房改革的企业或工作单位，应采取适当措施，制订一些相对的有利于青年人的政策，使其能与其他职工有平等的竞争机会。

　　3.因子女教育问题而存在的压力，是与我国的教育机制以及就业机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要解决子女教育问题，关键是改革我国现有的高等教育入学和教育模式，借鉴西方的教育机制，建设开放式大学，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有更多的自主性。而对于目前在城市打工者急需解决的子女入学问题，应制定相关的法律保证他们的子女有平等的进入当地学校就学的机会，降低其进入当地学校的门槛，将其纳入国家教育体制之内。

　　4.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建立社区专业化服务体系，加快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这些措施的实施，将有力地保障父母的生活，减少子女的压力。

　　责任编辑：赵涛

　　如同我们面对大气压力，最好的方法，是由体内产生相对的压力，使它两相抵消，让我们突然间，觉得轻松无比。

　　看吧！我终于办到了！

　　文／刘  墉

　　常听人说“压力太大，实在受不了。”或是讲“我这个人，就是受不得压力。”岂知道，我们每个人从没出生，就已经受到压力，而这压力一直到死，都无法脱离。

　　如果我们装满一杯水，在杯口盖上一张纸，再把杯子倒过来，会发现，那张纸和杯里的水，能不倾泻下来。

　　这是因为大气的压力。

　　如果把一个空心的铁球，切成两半，再合起来，并抽掉其中的空气。会发现那铁球的两半，紧紧吸在一起，即使用16匹马，都可能拉不开。

　　这有名的“马德堡半球实验”证明了大气的压力。谁能想到，我们赖以生存的空气，由地面向上延伸60～300公里，也把它的重量狠狠加在我们身上。

　　可是，我们不是活得很轻松吗？那是因为我们的体内，相对地产生压力。两个压力抵消，就毫无感觉了。

　　在高压下出头的人

　　记得一位政治家，回忆在监狱做政治犯的时候，常自己发豆芽。一大把豆子，泡在杯里，居然愈被压在下面的豆子，长得愈肥。

　　我自己也有经验——每年秋天，我会在地上挖一个个深达6寸的坑，把郁金香的花球放到坑底，再盖上厚厚的泥土。

　　每次一边盖上，我一边想：“这些娇嫩的郁金香，为什么非种这么深呢？它们又怎么有能力，向上冲破这么厚的泥土？”

　　只是，一年又一年，它们都及时探出叶片，抽出蓓蕾，绽放出美丽的花朵。若不是种过郁金香的人，谁会想到，它们是从6寸深的地方钻出来。

　　大家只见灿烂的花，有谁会想到它艰苦的过去？

　　在高压下退缩的人

　　当然，我也偶尔发现有些因为力量不足，没能钻出泥土而死亡的。看到它们终于萎缩的球根，我有着许多感慨：

　　它们不就像人吗？有些人很有才气，很有能力，甚至很有健康的身体。却因为受不了压力，而在人生的战场退缩下去。

　　他很可能是参加竞选的政治家，实在受不了精神压力而中途退选。他很可能是花十几年时间，准备参加世界运动大赛的国手，却因为承担不了大多人的瞩望。唯恐失败之后，难以面对全国同胞，而临场失常，败下阵来。他还可能是每天把联考挂在心上的好学生。当那些功课不如他的人，都准备上场一搏的时候，他却宣布：“我痛恨考试，为了向这考试表示抗议，我要做拒绝联考的小子。”

　　他确实可能是特立独行的人物，敢于向他认为不理想的制度挑战。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么想：

　　他是因为太怕失败，受不了压力，而选择了不应战。

　　不敢面对压力，或实在无法忍受压力的时候，就采取消极的逃避。甚至向那压力去靠拢、屈服。这是多么可悲的人性啊！

　　他们岂知道，如同我们面对大气压力，最好的方法，是由体内产生相对的压力，使它两相抵消，让我们突然间，觉得轻松无比。

　　不信自己办不到

　　最近读到两个人的报道，都谈到压力。

　　一位是在1985年，以17岁的年纪，勇夺温布尔顿网球大赛冠军的德国网球好手——贝克。

　　他居然说：“如果时光倒流，我真希望输掉那场温布尔顿赛。”因为自从他拿了冠军，大家对他的要求愈来愈高。只要一场失利，就嘘声四起。贝克感慨万千，他悦： “大家好像只记得我是温布尔顿的冠军，却忘了我还是个青少年。”

　　另外一位，是伟大的音乐家伯恩斯但，他曾对一群年轻的音乐家说：“你们要想成为伟大的演奏家，不仅在于你多么勤苦的练习，更要看你走上台，面对观众的强大压力时，是不是能一下子，把所有的恐惧与犹豫，全摔到一边。由内心产生一种不信你办不到的力量。那力量，使你成为大师！”

　　我更永远记得，代表美国参加世界滑冰大赛的克莉丝蒂·山口小姐，当她做完一连串最难的动作时，没等表演结束，就握紧拳头，向空中狠狠一挥。

　　后来记者问她，那一挥是什么意思，山口一笑，说， 是“‘看吧！我终于办到了！’”

　　责任编辑：赵涛

　　选自《中国青年》2011年15期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