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何以成为问题

　　中国周刊总编辑 朱学东

　　“你移了么？”

　　不知何时起，移民成了餐桌上无法回避的话题，声浪逐天。身边的许多朋友，仿佛是突然之间，拥有了与自己不一样的新身份。

　　这种移民的热情，似与中国的传统教育大相径庭。

　　中国人历来重土慎迁。虽然背井离乡的故事不断上演，从未断绝。但所有的背井离乡，只是因为大道不行，为了躲避战乱暴政。

　　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但过去每一次背井离乡，都是逃亡之旅，都有不得已的颠沛流离，卧雪眠霜，苦痛卓绝，不知何处是福地。

　　所以，背井离乡这个词语所蕴含的凄婉悲情，本身也是对后世的一种告诫。

　　今天的移民潮，却是在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出现的，这一点，与历史迥异。

　　现实是，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伴随的新旧病症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和及时处置，民间压抑的对社会不公和贫富差距的愤怒情绪，整个社会累积了巨大的压力。在包括衣食住行等几乎覆盖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生活逐渐失去了起码的稳定感安全感。

　　对不确定性的恐惧，成为一种弥漫的病毒。

　　面对这种不确定性，既然无力改变，也不愿担惊受怕，于是，移民就成为有能力者的一个重要选项。

　　历史上的背井离乡更多是一种盲流。今天的移民，却是一种有目的的自由选择，是为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未来的努力。

　　在全球化信息化浪潮下，技术赋予了个人超级力量，人们对于外部信息的掌握和理解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出走、迁徙，不再是无目的的行为，不再是在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的盲动。所以，今天的移民，不是一种悲惨的无序的行为，而是有规划的追求幸福的行为，它也作别了老式移民悲凉故事的悲情教育。

　　相对而言，合法移民并不会构成严重的社会问题。相反，合法的自由迁徙，是社会开放的体现。是否换个海外身份，是作为个体的社会成员主动的自我抉择。

　　放在较长时间段里审视，在中国，这种释放个体的选择自由，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一个目标和成就，也是中国社会继续前行的动力所在。

　　然而，问题的另一面是，在现代社会的格局中，原本应该是一个社会支柱的财富和知识精英，纷纷选择远走他乡，一旦潮成，对于移出地社会而言，是一种灾难。

　　他们带走的，不仅有他们自身数十年发展所累积的智识和财富，更严重地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带走了这个社会的灵魂，带走了那种激励个体奋发向上并努力改造社会的精神。这三重流失的严重化，势必带来社会的某种“空心化”现象。

　　如果一个社会的“心”走了，就可能成为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最大的问题。

　　但是，如果不能在制度上和执行层面改善内部生存发展环境，真正落实建立一个公正公平公开和法治的社会，建立健全的社会福利制度，调整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政策，增强社会发展的确定性，移民的潮流不可能止住。

　　在产业领域，人才和资本的流向，表征着企业产业的盛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同样如此。

　　对于普通中国人而言，设若生活能有尊严、有安全感和相对的确定性，纵使故园仍有不如梁园处，也不愿轻易把异乡当故乡。

　　归拢人心，留住人，让人在这个社会生活有尊严，才是社会去“空心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

　　他们为什么移民

　　十余年前，一部电视剧和一本小说曾在国内大行其道。电视剧是《北京人在纽约》，小说是《曼哈顿的中国女人》。

　　改革开放之后两次来势汹汹的移民潮，被浓缩在这两部文学作品中。仿佛是巧合，当下被热议的第三轮移民潮，也是随着影视剧的上映被人们瞩目的。前两部文学作品被关注，是因为当年移民潮中的众生相，而今年热议是因为参演一部影响甚广的影视剧的众多明星国籍问题引发的。

　　在当下轰轰烈烈的移民大潮中，明星群体只是其中的少数人，却是最耀眼的一部分。

　　招商银行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称：“个人资产超过一亿元人民币的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随着移民话题转热，大众开始把关注的目光转移到中国的财富阶层。更有行业内的资深人士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言之凿凿地说：“我可以很有信心的肯定，这些资产过千万的富人们，单纯想过移民意向的，绝对不是60%，而是100%。”

　　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年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目前约有4500万华人散居世界各地，流失的精英数量居世界首位。如此高端的群体、如此庞大数量和趋势化发展构成了不容忽视和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国是否正在经历社会中坚阶层的集体流失？

　　话题如此沉重而宏大，本刊记者的报道，也只是向读者呈现这一社会话题的一个切面，而这一切面背后隐含的问题，有待专家和读者一起思考：他们的出走为了什么，又带走了什么？

　　井喷的移民热情

　　对新一轮移民潮的特点，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胡伟略作如是总结：“以有钱人的移民为特征”，而且移民的原因，也更集中。

　　中国周刊记者  张友红 北京报道

　　“这几天有空，见了几个有钱人，都想移民。大多数已经移民了，还有的在办理。”这是微博上一句不起眼的留言。这样的内容，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日常生活中。甚至，也没有人具体说的清楚是从哪天开始，这成了中国富人们的生活标签。

　　李旭，做了十六年移民工作。他告诉《中国周刊》记者：“以前，办理移民的人都小心谨慎，现在他们直接问我们：我多支付你们些钱，能不能办得快一点？”

　　英国《经济学人》也观察到了中国正在进行的这场变化。在近期出版的杂志上，这样评价：“一代人以前，大多数中国有钱人的模式是拥有一个独立厨房，放满了白花花的食物。但自邓小平‘致富光荣’的号召之下，成百上千的人成为百万富翁。他们享有各种象征财富的东西——大房子、好车子、奢华的假期。即使是这样，令人惊讶的是，他们中的多数人想要离开中国。”

　　到底，哪些算是富人？谁又在离开中国？

　　有钱人的移民

　　2011年4月，招商银行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给出了这样一组答案：

　　“2010年中国可投资资产1千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人群(简称高净值人群)数量达50万人，共持有可投资资产15万亿元人民币。与此同时，接受调研的高净值人群中近60%的人士表示，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个人资产超过一亿元人民币的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

　　资产过千万的人，有60%的人考虑过移民。这个数据不小。但是，李旭却对《中国周刊》记者说，“我可以很有信心的肯定，这些资产过千万的富人们，单纯想过移民意向的，绝对不是60%，而是100%。”

　　他的理由是自己的体验，“每次参加一些企业家俱乐部的聚会，在场的人，只要知道我是从事这行的，都会问上几句，‘怎么办理移民？’”

　　现在来看，移民办得最疯狂、也最高调的是去年。

　　2010年4月份，在北京车展上，一个移民广告的海报高调地悬挂着，“在北京买房么？不如移民吧！”

　　这种行业内的高调背后，是2010年移民市场的一次井喷。

　　当年年底，有的移民公司，业绩整整翻了五倍。

　　2010年上半年开始，流传着移民涨价的消息，到6月份，加拿大首先涨价翻倍。很多想移民的人都赶在这个涨价前冲刺了一把。

　　2010年10月的数据显示，香港、北京两地签证中心积压的加拿大魁北克省投资移民申请个案达18534例，按照现在魁北克省的最大移民额度，这至少需要9年时间。

　　有机构对这些“富人”们为何如此热衷于移民做了调查。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发展研究基金会就曾做了一份《2010中国企业家生存环境调查》。调查显示，超过1/4的受访企业家表示自己已经移民或有移民意愿。

　　为什么移民

　　在《中国周刊》记者的采访中，无论是移民中介还是移民的人士，在解释到这个问题时，他们开口会说，“好的空气，好的生活环境，并不高的生活成本，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俨然，是一幅美好的田园生活。

　　不仅如此，获得外国国籍，或者拿到绿卡，对于富人们来说，也是一种非常便利的出入各国的方式。2011年3月，亨氏签证受限指数的推出者Henley&Partners顾问公司出炉了一份《2010年公民旅行签证受限指数全球排行榜》，在98个参评国家中，中国排在第88位。

　　张伟光，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发了财，有自己的公司，做软件开发和硬件销售。九十年代末，他们全家移民加拿大。他认为，“孩子”，永远是促使移民的最前面的原因。

　　在《2011私人财富报告》中，也验证了他的这个观点。《报告》中统计，58%的受访富豪表示，子女教育是中国高净值人士进行投资移民的首要原因。

　　但是，说到根上，让多数富人们移民的深刻原因，还是“安全感”。

　　张伟光对《中国周刊》记者表述了这样的观点，“都说，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富起来的人，第一桶金都不干净，那也是一种仇富心理。社会仇富，政策又不稳定，有钱的人谁能有安全感呢？”

　　他说，前段时间，他有个在国内做房地产的朋友，总问他移民的事情。因为，一直和他这个朋友有联系的当地一个分管土地的领导被抓了，他朋友变得很紧张，总想赶紧移民。

　　张伟光的这个朋友，已经开始办移民了，他对张伟光说，“在国内做房地产，整天悬着，哪个相关官员被抓了，自己都紧张死了，整天揪着。”

　　让富人们揪心的，还有各种不确定因素。财产安全，多是赚了钱的商人们的移民原因。官员们的移民，则多是怕犯事被抓和已经犯事逃走的人。

　　张伟光说，在加拿大，移民的中国国人分为三类圈子：

　　“一类是官员，这个圈子我们也接近不了；一类是生意做大了犯了事逃过去的商人；还有就是我们这类人，钱也不多，也没什么其他目的，有一半好奇，还有一半期望，想过得更好。”

　　移民潮今昔

　　已经有人开始界定，最近几年时兴的这种以投资移民为主要形式、富人为主要移民群体的现象，已经成了改革开放后第三波移民潮。

　　推算上去，改革开放后，中国已经经历过了两次移民潮。第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那时，移民的主要是混杂偷渡客的底层劳工；第二次是九十年代，那时，移民主要是国门初启之时的“洋插队”。

　　1990年代初期，加拿大等国逐渐开始正式接纳国外移民。无论是哪个国家的人，如果符合他国的移民条件，就可以提出申请，缴纳一定的费用，并可以取得审批，成为他国公民。移民国的这一规定，无疑为移民打开了一个“花钱就能移民的通道”。

　　通道开了，那些较早出国的一帮中国人开始经营这单买卖，他们在移民国家设立公司，专门接待和办理中国人移民他国的申请。有的干脆来中国大陆设立公司，自己开拓市场。

　　1995年进入移民行业的李旭，赶在第二波移民潮的尾巴上。那时的李旭被同学们调侃为“人贩子”。

　　李旭记得，“1995年，每单移民生意做成，中介公司收一万美元的手续费，8万元人民币在90年代是个大数目。”毕业没几年的李旭看到了这行的诱惑：“花钱就能移民，几单生意就能养一个公司。太好赚了。”

　　这股“花钱就能移民”的潮流持续到了1999年。

　　与前两次移民潮不同的是，新世纪移民潮的主力由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组成。中国社科院2010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目前约有4500万华人散居世界各地，流失的精英数量居世界首位。如此高端的群体、如此庞大数量和趋势化发展构成了不容忽视和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国是否正在经历社会中坚阶层的集体流失。

　　对新一轮移民潮的特点，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胡伟略做了总结：“以有钱人的移民为特征”，而且，移民的原因，也更集中。“大家更关注生活质量和财产安全了。国外的教育、福利是吸引力，国内的政策，第一桶金得不到保护等原因是推力。”

　　“还有个新特点是，移民了，人还在国内。”

　　去年，胡伟略曾经接受一家法国电视台的采访，对方问他，“中国兴起第三次移民潮，是不是中国内部的政策变动原因？”

　　胡伟略没有回答。 (文中张伟光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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