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辈的能量看似无限，却总有无形的边界横亘在某处，一旦过界，爹就不再是护身符。这是成长的代价，更是身为名人后代所必须明白的游戏规则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 发自北京

　　中国人正被“二代”这个词所带来的喧嚣与困扰前所未有地包围着。

　　当“富二代”的俱乐部和名包，“官二代”的豪车和老爸引起人们广泛讨论和关注的同时，“艺术家二代”的宝马和冲锋枪以一种看似迫不及待的姿态出场。面对红歌艺术家李双江之子打人事件，有些人甚至出现短暂的困惑：它到底是娱乐事件，还是社会事件？我们责备儿子的同时，是否也要将更多的责备掷向他身后的老爸？

　　当下社会，许多事件不可避免地沦为娱乐，但李双江之子打人事件却是逆向而行，“二代们”提醒人们自己存在的同时，也再次将他们德艺双馨、一世清明的爹妈推至强光之下。对于曾经笼罩在耀眼光环下的一代明星乃至艺术家的再认识，或许应该从他们的子女开始。

　　明星们的难题

　　9月6日晚，发生在北京海淀区某小区门口的一桩打人案，本来可以是一起很普通的治安案件，只要按正常司法程序处理，大可不必闹得天下皆知。但问题在于，动手打人的是一个15岁的未成年人，他无照驾驶、非法改装车辆，还气焰嚣张，更重要的是，他还有一个后来被网友封为“四大名爹”之一的爹——著名歌唱家李双江。

　　中国人说“虎父无犬子”，但也说“大树底下好乘凉”。李天一打人风波暴露出的话题广泛性恰好印证了这两句古老谚语的矛盾之处——中国网民用他们一贯的黑色幽默调侃和消解着接踵而来的“二代话题”：红爹罩我去战斗……

　　娱乐圈艺术家后代打人事件并非新鲜话题：前有张国立儿子张默打女人，再有秦汉之子孙国豪伤人，至于林忆莲女儿拉帮结派横行校园，谢贤狄波拉之女生活放浪形骸，郑少秋之女郑欣宜更是缺乏管教……艺人明星们于娱乐圈苦苦打拼的同时，其子女教育问题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换句话说，一切父子纲常的衡量标准到了娱乐圈都会自动放宽，人们打量娱乐圈家庭的眼光已是颇为宽容，从道德角度评判艺术家们的后代，无异于矬子里面拔将军，而若能摊上诸如内地相声艺术家马季之子马东、电影表演艺术家陈强之子陈佩斯这样不给老一辈闯祸反能为自己挣得一席之地的，已算是谢天谢地，而香港人面对昔日浪子谢霆锋的洗心革面，不也是感动得涕泪涟涟？

　　为什么“星二代”的教育这么难？前资深娱记王小鱼认为，子女教育是家家户户都要面临的难题，但在明星家庭里，就会被无限放大。其实明星教育孩子最难的就是工作忙、没时间；其次，明星夫妻感情的不稳定也会对孩子造成影响。这样一来，明星父母就成了不合格的父母，他们自认对不起孩子，于是拼命地在物质生活上弥补孩子的内心缺失，过惯了被捧上天日子的“星二代”，飞扬跋扈、恃宠而娇还会让人觉得奇怪吗？

　　内地著名主持人李静曾谈到，自己面临的“女儿优越感太强”的棘手问题：“有时候，我带她出去，在没有人认识我的场合里，她会故意大声说，‘你不去录像吗？你不去录《超级访问》吗？ ’她总是希望让大家都知道她是李静的女儿，这样会给她换来一些好处，比如别人会对她特别好，或者给她一些好吃的，一些她平时得不到的东西。”

　　老艺术家们的后顾之忧

　　5岁：孩子，我给你报了少年宫。7岁：孩子，我给你报了奥数班。15岁：孩子，我给你报了重点中学。18岁：孩子，我给你报了高考突击班。23岁：孩子，我给你报公务员。32岁：孩子，我给你报了《非诚勿扰》。70岁：孩子我给你排队登记了经济适用墓地……这是中国式父母一向被世人诟病的包办作风，更何况是末世感最强的演艺圈？

　　明星也好，艺术家也罢，一旦身为父母，便被抛入另一重语境，再光鲜的明星一转身面对子女，也会智商暴跌为零，顷刻软弱无助如无头的苍蝇，他们恐怕自己无法给予更多，便只能抓住手头的一切——儿时带他们抛头露面，稍长大些便认祖归宗拜定码头，再大一些则殷殷提携铺路，待到时机成熟便是年轻人的世界——这一招在娱乐工业发达的香港并不陌生。

　　再来看内地，“老艺术家”们也是为儿女们任劳任怨。如喜剧明星潘长江力推女儿，喜剧演员李琦为送儿子进演艺圈四处打通告，就连儿子张默惹下如此丑闻，张国立也还是默默无言地为他争取角色，一向低调神秘的作家海岩，更是曾为捧红整容失败的儿子侣皓喆而费尽苦心……

　　当然，大部分明星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再吃这碗饭，例如以姜昆为代表的一批明星便力主送女儿出国读书，回国后依靠自己的资源从事文化相关行业，也做得风生水起。但无论如何，明星父辈所给予的除了有形的荣光，也有背后无形的资源。例如尽管大导演张艺谋在女儿张末从业的问题态度颇为模糊而暧昧，但女儿以剪辑师身份加盟《三枪拍案惊奇》，却也着实开启了这个女孩在内地顶级电影艺术市场的生涯。

　　在包办做派上，就连斗士李敖也不能免俗，当他携子李戡出现在陈文茜的节目中，向众媒体殷殷推介儿子种种，不由令人心生“英雄末路”的凄凉。即使是一向清冷的作家群，也无法阻止“文二代”的来临。

　　尽管许多年轻人一再宣称“我就是我，不要提我的父亲”，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关系社会，其“二代”身份带给他们的，却是外界无论如何也无法完全体会的复杂——当李天一面对数亿人的指责与诘问，他是否能够明白，在5岁那年自己被推选为申奥形象大使的时候，这一切便注定要到来——父辈的能量看似无限，却总有无形的边界横亘在某处，一旦过界，爹就不再是护身符，而是导火索，这是成长的代价，更是身为名人后代所必须明白的游戏规则。

　　“二代们”的提问

　　当80后迈入而立，90后也年满20，这已不仅仅是年龄的变动。回头审视一年来引发道义大辩论的诸多新闻事件，有多少是围绕代际层面展开？而李天一所激发的，只不过是这一代际问题的又一次重复。李天一、李刚、甚至包括郭美美乃至去年的“七十码”，都似乎如鬼打墙般徘徊在“官二代”、“星二代”、“富二代”的怪圈中，无法脱身。

　　曾几何时，人们关于“垮掉一代”和“小皇帝”的讨论与忧虑占据半数社会议题，如今这些未解的问题再次被重新提出，当社会迷失在代际表达的鸿沟之中，“二代”们正在以特殊的方式向这个时代提问。

　　当“一代”们在改革开放与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发展壮大，他们的物质条件、教育方式乃至社会资源某种程度上影响乃至“遗传”给了身后的“二代”，而后者则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社会地位等方面的特征与他们的父辈密切相关。有时候，我们在信息极度透明化的今天观察“二代”，甚至能清晰地勾勒出他们背后面目不甚清晰的“一代”——无论他曾被塑造成德艺双馨的艺术家，还是清廉为民的好官员，或者是改革浪潮中的弄潮儿。

　　“二代”正在渐渐成为一个意味丰富且范围独立的词汇，从“官二代”到“星二代”，从“富二代”到“文二代”，社会资源分配在以生命代际为名义的新老更替中渐渐完成。而对于这群数量不多的年轻人而言，一切又来得太快，当金钱和其他无形的能量注入年轻的肌体，他们迅速地强大起来，他们迈向公众视野的步伐和姿态都如此迅疾且令人费解，他们是虚弱的、缺乏安全感的巨人，他们给这个社会带来的是更大的敌意和恐慌——没有人愿意原谅一个既得利益者，无论这种得益是被动还是主动。

　　某种程度上而言，社会的敌意甚为不公，而“二代们”也自有他们的无辜之处。但信息透明时代，所有“二代们”都将面临同一个问题：他们如何能再次摸索并建立起一条曾被父辈们小心维护的灰色默契地带？这也是李天一事件正在提出的问题：星二代们的不幸各有不同，但其幸福却有目共睹，一旦行为逾矩，那么，老艺术家们的身后之事，便会成为他们真正的“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