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届观察

　　买官卖官、换届病……以往换届时容易出现的不正常现象，在本次换届中大大减少。这得益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成果在换届中集中运用。

　　“海推”提名官员；重能力和实绩，不唯年龄和学历；干部选拔过程全程透明；对违纪官员保持高压打击态势；开前门，堵后门……一招一式均彰显了执政党治国理政的思路和功力。

　　换届进行时

　　◎文/本刊记者   王春

　　要想当官先过“海推”关

　　钟池新(化名)是四川东部某市的处级官员，此前，他已经两次进入该市的干部换届考察组，参与对县级干部的考察。

　　2011年5月中旬的一天早上，他突然接到市委组织部的电话：“马上和考察组到某县。”钟池新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工作方式，考察组突然到下面县里去，可以防止被考察的官员事先搞小动作。

　　收拾好行李，两小时后他和所在的考察组一行10人来到了某县。

　　“本轮换届与往次换届相比，提名方式有很大变化，原来是上级推荐提名，现在是由下级推荐提名。这样做，的确民主多了。”钟池新告诉记者，“参加投票‘海推’提名的有200多人，其中包括当地县里的县委委员、县纪委常委、县属部门主要负责人、乡镇街道的党政正职、具有行政审批职能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县级领导任正职的部门常务负责人、曾任正县级领导的退休老同志等。如果被推的干部平时群众基础不好，工作不突出，是很难被推荐上来的。”

　　考察组首先对当地在任的副县级和正县级干部进行民主测评，参加测评的就是上述200多人。“如果认为此人履职合格的人数少于1/3，那么他就直接‘下课’。” 钟池新告诉记者，“这个规定很考人的。”

　　当地有6名拟提拔为副县级的干部和1名由副县级拟提拔为正县级的干部，等待他们的第一关就是“海推”提名，其命运也将由这200多人投票决定。

　　7个人都为自己捏了一把汗。其中已任副县级4年的官员刘成(化名)事后告诉记者：“很紧张，这是大家对自己在当地工作4年工作成果的检验。我被拟推为在当地任正县级，结果没出来之前，我心中没底。”

　　第一轮投票，这7人都没过半数。按照规定，要由这200多人进行第二轮投票。不过不同于第一轮投票的是，每个人要进行陈述。“很可能投票的人不太了解候选的官员，他们陈述后，大家会对他们增加了解。”钟池新对记者说。

　　第二轮投票后，刘成得票数过了规定的“及格线”。“我在陈述时，对自己的履历进行了简单介绍，然后重点对自己4年来的工作进行了总结，估计大家对我的工作有了比较多的了解，所以投我票的人就多了。”刘成很感激大家对自己的理解和支持。

　　刘成是幸运的，而四川北部某市的一名监察局长就不那么幸运了，在“海推”提名为副厅级时，没能过关。一名“老纪检”说：“监察局长平时做的多是‘得罪’人的工作，而投票的多是被监察的对象，没被推上去，在意料之中。有关方面应该考虑这方面的因素，要保证老实人不吃亏，而不能简单地以票取人。”

　　接下来，“海推”测评过关的人员，还要过上级组织的考察关，常委会票决关，公示关，县委常委和县委书记需要经过县党代会选举，副县长、县长则要经过县人代会选举产生。“其实，只要通过了前面几道关口，开会选举就几乎是履行程序了，因为能经过这几关的人不被选上都很难。”一名在官场历练多年的处级官员说。

　　截至记者截稿时，刘成在电话中告诉记者：“我正在公示期，新的职务还没任命呢。”

　　买官难度加大

　　“本届的市县乡换届和以往最大的不同点在于‘海推’提名，把初始提名权交给拟任官员的下一级，这和传统的上级提名效果截然不同，这次是大多数人来决定少数人的命运。这会在一定程度上杜绝跑官买官。”四川达州市一名县级干部考察组成员告诉记者，“参加投票的人素质高，判断力强，基本上能代表大多人的意愿。要想拉票贿选，很难得逞。”

　　刘成所在的县在换届启动时曾出现过拉票事件。当地一名县级官员手下的工作人员给一些有投票权的人打电话发短信，请这些人在“海推”测评提名时关照自己的领导。这样的行为引起了不少人的反感，很快，拉票事件暴露，相关人员随即受到处分。“其实，这名官员在当地有政绩，声望也高，不拉票估计也能通过‘海推’，可惜了。”钟池新叹息道。熟悉这名官员的人说：“根据他平时的作风和为人处事的方式来说，不大可能是他授意手下人去拉票的。凭他的能力和政绩，本来他是可以更上一个台阶的，但出了这个事情后，他几乎是不可能得到提拔了。”

　　以前，“海推”提名曾在乡镇乃至地市一级小范围试点，而在本次换届中，“海推”提名则大面积推开，而且拟提拔的县、市(厅)级官员均要经过“海推”提名。市(厅)级官员的“海推”由省委考察组主持，而“海推”厅级官员的组成人员大多是他们未来的下级，比如市委委员、市纪委常委、市属部门主要负责人、下属县区委书记和县长，还有一部分人是现任四大班子的成员、当地民主党派的主要负责人、曾经担任过市级主要负责人的老领导等。这样一个“海推”投票的群体人数一般在100人以上。“‘海推’市(厅)级官员其实就是比照‘海推’县级干部的模式，投票的多数组成人员上升一个级别，而‘海推’乡镇党委班子时，投票的组成人员同样往下推一个级别。”四川组织系统一名官员告诉记者。

　　不少官场人士认为，“海推”模式是杜绝“买官卖官”的杀手锏；但也有人认为还是存在人为操作的可能。有官员向记者透露，在这次换届“海推”提名的前夕，就有官员接到当地领导的电话，说是按照上级的意图要保证某官员通过，要求大家投这个人的票。这名官员说：“究竟是不是上级的意图，我们不得而知，但多年养成的‘服从组织’的习惯，让我们不得不遵从领导的意见。不过，因为是无记名投票，就是上级打招呼，如果大家对此人实在不满意，那他也是很难如愿的。”

　　谁是宠儿

　　年龄、学历、性别……曾经一度成为从政者升迁要考虑的关键要素，但本次换届对此进行了突破，更为看中的是官员的实际执政能力。

　　到2011年9月，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的乡镇党委换届已经全部结束。在确定班子搭配时，东坡区委决定：“每个乡镇班子里至少要配备一名女干部”。出生于1983年的李宏燕在东坡区的重镇——秦家镇竞岗成功。

　　当李宏燕出现在记者面前时，在乡镇历练了8年的她显示出来的成熟，让人很难把她和“80后”联系起来。她刚刚成功竞选上了秦家镇的党委副书记，并成为该镇的镇长候选人。

　　“她并不仅仅是凭借年轻和女性的优势当选的，履历、工作成绩和执政能力突出才是她当选的真正原因。”东坡区委组织部部务委员、干部股股长李健说。

　　李宏燕告诉记者，她中专毕业后在社保局做一般工作人员，后来被下派到两个镇做过镇长助理，担任过组织委员。2006年她担任了一个乡的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

　　2008年汶川地震后，李宏燕号召党员发扬自强不息的精神，把上级发的受灾补贴捐给最重要的地方，党员们纷纷响应，此举获得中宣部的肯定。2010年她在竞选东坡区三苏乡党委副书记时排名第二。

　　今年她先报名参加了秦家镇党委书记的竞选，演讲后过了第一关——群众信任投票，但在第二关——区委常委会票决时被PK掉了。有人认为这可能与她没担任过行政一把手有关。于是她又报名参加了秦家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候选人的角逐。5个人进行差额选举，她经过前两轮的竞争，淘汰掉了2个选手，和剩下的另两名竞争者在第三轮——镇党代会上成功当选为镇党委副书记，并成为镇长候选人。

　　“竞选前，按照规定我到秦家镇调研了一周。现在的百姓素质提高了，如果他们听不到你执政后能给他们带来实惠，他们不可能投票给你。而作为镇长候选人，抓经济很重要。这个镇是个农业大镇，有林场，水果多，但道路不太好，影响水果的对外输出。于是我在演讲中提出要修好公路，保证运输的畅通，增加百姓收入。同时还提出了其它提升该镇产业经济的措施。” 李宏燕感慨地对记者说，“没有组织对我的多岗位培养，我就不会有锻炼的平台。作为一名年轻干部，我很喜欢这样的竞职模式，有利于提升自信心。并不是有人说的当官就得给领导送礼。”

　　胡晓菲同样是通过激烈竞争走上副镇长岗位的一名“80后”。和李宏燕不同的是，他是从村主任的位置上经过8个环节的角逐脱颖而出的。不过，他显然受益于四川省彭山县在换届中的一项干部选拔尝试——面向全县在担任村(社区)党支部书记或村(居)委会主任的大学生村官中定向选拔1名副镇长。

　　2011年6月，彭山县成为全国乡镇人大政府换届唯一的试点县，中组部和全国人大法工委派专人在此蹲点指导。在这样的背景下，该县从优秀村干部中选拔公务员就是一次创新尝试。

　　全县有5名符合条件的村官参与角逐。经过公开报名、资格审查、实地调研、民主测评、召开公推大会、组织考察、县委常委会票决后，2011年7月28日，胡晓菲终于站在了观音镇人代会的选举台上，通过演讲后高票当选。

　　“如果没有这4年村官的经历，如果我不在村里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干下去，我就不可能熟悉农村工作，即使有这样的机会，我也抓不住。”9月初，当记者和29岁的胡晓菲面对面时，他如是说。

　　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而胡晓菲就是有准备的人，他是全国第一个从大学生村官华丽转身，“直通”副镇长的人。

　　和胡晓菲同在观音镇任副镇长的干孟林也是一个幸运的人。今年干孟林已经46岁，而按照以往干部年龄限制规则，过了43岁，他就不可能当上副镇长。他不仅受益于“干部任用年龄不搞一刀切”的新规定，更因为他的乡镇工作经验丰富。“今年在乡镇换届时，我们特别强调，配备乡镇班子时，注重选拔那些有丰富乡镇工作经验的干部。必须是那些重实干，对百姓有感情，政治上可靠的人。”彭山县委常委、组织部长余红梅对记者说。

　　望着干孟林那黑黝黝的脸，记者问他：“你认为大家为什么要选你？” 干孟林憨厚地回答：“我这个人办的事，大家都看得见，摸得着，对事不对人。我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放弃群众的利益。”

　　观音镇党委书记王松告诉记者：“干孟林办事公正。2008年汶川地震后，百姓房屋受损，在确定给百姓的补贴时，他到一线去核实，商议补贴标准，没有引发一起纠纷。”

　　对于换届中的“幸运儿”，个别人总是怀疑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背景。

　　对此，干孟林说：“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家里就很穷，我妻子没有工作，为了生活，我还曾经下海做过生意。后来才回到镇里上班的。” 胡晓菲则说：“我父亲曾当过15年的村主任，要说对我的影响，那就是他让我更熟悉了农村的各项事务，知道了怎么更好地处理农村的事情。”

　　一名在官场历练多年的处级官员告诉记者：“没有政绩和从政的能力，即使有所谓背景，也很难在今年的换届中有作为了，因为‘海推’提名就是他们的拦路虎。”

　　程序严格，操作规范，是记者在采访中感受最深的一点。

　　又见换届病

　　◎文/本刊记者  王春

　　焦虑心理：保位争位都折腾

　　“肥缺。”正值换届期，川东某市的一名官员和记者谈到该市的财政局长位置正空缺时不由得脱口而出。

　　财政局长素有“财神爷”的称谓。自从前任财政局长在今年换届时被提拔后，这个职位便被很多双眼睛盯上了。据称前几年该市下属某县有人愿出50万元买财政局长职位。在有些人眼里，市财政局长当然就是香饽饽了。

　　“据说已经有几个人在组织部门挂上号了。”一名消息灵通的当地官场人士说。尽管当地组织部门三缄其口，但也难免走漏风声，因为要找相关人士谈话，要考察人选，要想保密是不可能的。这名官员说，这几个人都有财经专业背景，其中有人曾担任过市财政局的副局长。

　　据另一名谙熟当地官场的官员透露，为了挪位，这几个人选都在暗中较劲，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把自己的信息传递到市委领导的耳朵里。这些渠道大致包括市委领导的秘书、司机、更上层人士以及市委领导的熟人朋友等。

　　四川一名县委组织部的官员说，到了换届时，官员们有各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谁不想“进步”呢？因为年龄、级别等的考虑，有的官员可能“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了，所以这些官员会产生焦虑心理。有的人为了避免自己吃亏，也被迫想方设法去打通“关节”。但如果采用不正当手段去竞争，就会撞到枪口上去。

　　四川南充市嘉陵区副区长、公安分局局长李强因向领导发感谢短信“表达诉求”，欲谋求“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一职，退一步保住现有职务也行，却群发给了“中层干部”。李强目前已被免去副区长及公安分局局长职务。据分析人士指出，李强的“诉求”还不算狮子大开口，这种做法反映了他内心的焦虑：他所在的区位置较好，交通方便，估计害怕被交流到偏远地区去。其实有他这样焦虑心态的大有人在。

　　刘明(化名)是某贫困县的一名副乡长，他已经在这个乡呆了10年，很想在这次换届中挪动位置。他的愿望也不高，就是去县里比较好的局里当个一般工作人员。但即便是这样，竞争的人也很多。他暗中托熟人找到县领导表达自己的意愿，自然请客送礼是少不了。焦急地等了几天后，他得到回话：“到县里有难度，但答应给你调整一个比较好的位置。”领导并没有食言，在这次换届中，他被调整到一个经济相对发达、交通比较便利的镇任副书记。事后，他得知一些经济发达的乡镇里的一些副镇长、副书记调到了县里的机关工作。

　　在换届中，一些人在忙着想办法挪位，有的人则在想办法保位。“当然想保住的位子自然是所谓的好位子，有‘油水’部门的位子。”一名官场人士说。

　　湖南省邵东县副县长舒自重在换届时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并谋求“更大进步”，指使亲戚用手机匿名大量发送诽谤他人的短信。内容主要指向被他认为是竞争对手的另一名副县级干部。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舒自重被两规调查。当地一名官场人士感慨说：“在换届时，得焦虑病的人很多，官场比战场还猛啊。”

　　到站心理：唱欢歌不唱“战歌”

　　“平稳过渡不惹事少批评，不树敌；小心翼翼怕出事，工作干劲衰减了；顺水推舟做好事，拉拢干部做交易”。有人总结出这样的换届病。

　　李继(化名)是西部某中心城市郊县的一名公务员，他在这个县工作好几年了。这个县经济比较发达，公务员的收入相对比其他区县要高不少，不少外区县的公务员都想调进来，但李继所在局的局长一直卡住不进人。可在最近，李继突然发现局里来了几个新面孔，一问才知道他们是从临县新调来的。李继很纳闷，在闲聊中，有人告诉他：“这有什么奇怪的？要换届了，你们局长如果不同意这些关系户进来，他还想升官吗？一般能调到你们局里的人都是和上边关系好的人。他是在打‘人和’牌呢！”

　　李继心中的疑虑刚退去，又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最近一个月里，县长就来局里两次了，还和李继握过手，而平时李继是很难接触到县长的，更不用说和县长握手了。李继还在电视里看见县长最近到不少单位频频视察，和大家“打成一片”。

　　在一次同学聚会时，李继的同学“一语道破天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个县长很可能当你们的县委书记。这是在提前打亲民牌，唱欢歌呢。现在提拔官员要先搞测评和‘海推’，如果到时候测评‘海推’时，他的票数少了，提拔就没希望了。如果这个县长胆子再大一点，他还可能私下给一些局长们封官许愿呢。”

　　李继一联想，居然还发现了许多蛛丝马迹。

　　在换届启动前，县里的电视台不断播出这几年当地的发展成绩。县委宣传部新闻科的科长和李继很熟悉，对李继叫苦：“我们部长领了领导的指示，这段时间要加紧宣传县里方方面面的成就，还要请上一级的媒体来宣传。”李继发现，离本省很远的南方一家媒体居然还刊发了一篇关于县委书记的专访。而最近，宣传部新闻科却清净了很多，新闻科长也不叫苦了。李继估计县长书记的位子大局已定。

　　去年，县里的招商引资抓得非常紧，每月公布招商的数字，而今年自换届启动后，不公布招商数字了。过去都在外面跑的招商局工作人员也多在办公室里坐着。

　　李继的同学说：“这是要走的人在守摊子呢，他这个时候也不会对手下提很多要求了，只求别出大事就行。因为新领导还没确定，大家都在观望。”

　　一个月后，李继所在县的县委书记被提拔了，而县长成了县委书记。

　　在后来的一次同学聚会时，李继的同学告诉他，这次换届前，李继所在县的县委书记出现在市里的次数很多，不仅到市领导那里频频汇报工作，还经常和市属各局的负责人联欢。

　　猜忌心理：小道消息满天飞

　　“你知道吗？某某书记可能要上来当组织部部长，某某要转任纪委书记……”在今年4月的一个周末，记者在成都附近一农家乐休闲时，听见邻座几个像公务员的人在高谈阔论，分析得头头是道。

　　在换届前后，类似这样的话题成为不少人尤其是公务员们议论的热点，“民间组织部长”们不时传出官员要调整的“内幕”消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让人不知所措。

　　记者曾经想在换届时联系一些地市的组织部门了解换届的进展情况，但不少地方的组织部门都给记者吃了个闭门羹，要么说忙没时间接受采访，要么干脆说在换届敏感时期，不接受采访。一些组织部门神秘莫测，以致坊间有“组织部长死三年不张嘴”的戏言。

　　主渠道信息不畅通，小道消息就会满天飞。

　　记者在走访中，不时听到“某某要到什么位置”的传言，但等官员的任命尘埃落定时，往往出乎人们意料。人们议论某市的一名局长要任市政协副主席，结果他当了市人大副主任。

　　“为什么在换届时，小道消息那么多，除开主渠道消息不那么及时畅通外，还有人们好奇、猜忌、躁动的心理作祟，尤其是公务员们，或许是为了期待一个新的领导上台后能给他们带来新的希望吧。”一名官员说，“没有透明就没有公信力。如果各级组织部门把干部选拔每一道程序的信息及时向大众公开，那么小道消息自然会烟消云散。”

　　化解换届病，各地有招数

　　“在换届时，很多领导干部都面临个人‘进退留转’的考验，在这个关键时刻，对于一些干部中‘升位子’、‘挪地方’等心态，应该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研判，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教育引导。”山西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朱先奇这样认为。

　　为了化解换届病，中央出台了一些政策规定，各地创造了不少有效的招数。

　　“今年通川区的乡镇换届工作做得很扎实，人心比较稳定，目前没有一例关于换届违纪的举报。”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纪委副书记、监察局长陈定明告诉记者。

　　据他介绍，在换届前，区委的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等亲自找乡镇主要负责人、后备干部谈话摸底，了解每个人关于自己前途的想法；乡镇主要负责人和班子成员、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谈心。全面公开干部的职数、干部选拔程序和标准。

　　通川区还发给干部们一张表，让他们在表上填上自己“进退流转”的意愿。

　　“这样一来，政策透明了，大家大致明白了自己的位置，暗箱操作硬干傻事不行了。年纪大的干部主要想解决待遇、职级，年轻干部则想上级给自己压担子，更快进步。上级组织在通盘考虑的基础上尽可能地满足了干部们的意愿，以往换届时出现的很多‘换届病’今年极少出现。”通川区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唐毅说。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刘靖北教授说，这次基层党委换届在信息公开上取得实质性突破，基本上把选人用人的政策和标准交给群众，把选人用人的过程和方法亮给群众，把选人用人的情况及时反馈给群众。

　　“今年乡镇换届，我们把工作做到前面去了。所以在换届前来组织部找我们的人少了很多。”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委组织部干部股长李建告诉记者，“这叫‘开前门，堵后门’。通过和一些干部私下交谈，他们对这次换届过程感到很满意。”

　　东坡区思蒙镇人大主席50多岁了，在这个岗位上任职已经满10年，按照规定必须交流。但由于家在当地，而且家中有病人，他就向区领导提出要求照顾。后来东坡区委研究决定把他调到紧挨思蒙镇的一个镇任人大主席。

　　四川达县提前3个月宣传换届政策和纪律，县级领导和乡镇干部谈心后，根据他们的意愿统筹安排，集中解决职位调整。“因为平时如果要挪动一个位子，就要挪动一大串。而在换届时，挪动大，乡镇和县级机关的位子统一调整后，可以长时间保持稳定。”达县县委组织部干部科的周科长说，“由于提前谋划，工作到位，换届期间干部的思想状态比较稳定，没有以前换届时那么浮躁。在换届前如果有干部出现一些不好苗头的，组织会及时和他谈话。从反馈回来的情况看，社会反响比较好。”

　　“由于现在的换届很透明，而且干部的价值观在变化，竞争的能力更强了，选择的空间也大了， 所以以前出现的那些‘换届病’今年的确少多了。”达县纪委宣教室的胡主任告诉记者。

　　为做好干部的心理疏导工作，湖南省宁乡县还设立了专门的“心理咨询室”，组织部门也敞开大门，欢迎基层干部“上门交心”。该县组织部部长袁精华说，换届之年少数干部出现“飘、浮、躁”的心理可以理解。有的干部并非不知道违纪后果的严重，而是处于“似醒非醒”的状态，这时组织部门在关键问题上和他谈谈心，点拨一下，“就像把灯芯拨一下，干部的心里一下就亮了起来”。

　　曾有位长期在纪检系统工作的老领导总结过：平时接到对干部问题的举报，80%是确有其事的；换届时接到的举报，有80%是不实的。这虽是一家之言，但也有其现实背景。面对一封封真假难辨的举报信，纪委查不查？怎么查？

　　换届举报冷思考

　　◎文/本刊记者  衡洁

　　一些干部疑因换届选举时短信拉票被免。

　　“关于XX镇党委副书记李某以权谋私、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的举报，具体情况如下：2006年8月……”

　　2011年6月，四川某县纪委信访室收到了一封匿名举报信。尽管落款是匿名，但信中列举内容相当具体，时间地点人物俱全，引起了县纪委的高度重视。尤其是，这封举报信出现的时间非常微妙：正值该地乡镇党委换届之时。

　　“查，而且是马上就查！”该县纪委一名干部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说，“换届期间，弦都绷得紧，不能出一点差错。本着对干部负责的原则，我们立刻对举报信的内容进行了查证。”

　　3周后，事情的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写得那么有鼻子有眼的举报信，其内容竟是不实的。“每逢换届期间，县委组织部、县纪委都会收到这样的不实举报，涉嫌诬陷干部、影响干部的进退留转。”该县纪委干部室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

　　这样的情况，记者在过去的采访过程中时有听到。在2011这个敏感的换届年，一些干部的职务将在此发生改变，前途未卜。个别心术不正的干部借机对他的竞争对手、或所嫉妒的“红人”动起了歪脑筋。

　　面对一封封真假难辨的举报信，纪委查不查？怎么查？

　　举报峰值的微妙变化

　　举报，向来是党委政府了解党情、干情、民情的重要渠道。今年，在中央着力强调“5个严禁、17个不准”的纪律要求背景下，不少地方都对举报作出了新的要求。

　　四川省早在数月前就再次强调了“12380”举报电话和举报网站的作用，实行举报专人值守；还设立了省市县网络舆情信息员，收集网络上反映本省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问题的有关信息。一些市州还实行了电话、信件、网络、手机信息系统 “四位一体”的举报平台，实行监督举报电话24小时专人值守制度。

　　“今年，我们对涉及换届问题的举报做到了四必查：实名举报必查，内容具体、线索清楚的匿名举报必查，上级组织部门的立项督办件必查，反映考察对象的问题必查。”成都市纪委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在如此多渠道、大力度的举报体系下，举报的数量却呈现了不一样的走向。

　　“本次换届风气明显好于上届，举报渠道拓宽了、多元化了，可举报信却大幅减少。”这是记者在一些市州、区县采访时所听到的反映。作为全省21个市(州)率先完成换届选举的内江市，纪委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内江不仅在违纪违规用人问题上“零举报”，换届风气测评好评率也高达99.7%。

　　然而，在采访中，记者还听到了另一种声音。“一般来说，在换届期间，举报的数量会有一定的上升。虽然不一定所有地方都会，但大多数地方会呈现出这个趋势。尤其是对换届中干部的举报，会有一定的增多。”四川省纪委信访室副主任鲁思艰告诉记者，“涉及换届的举报我们会非常重视，要赶紧办理。一般情况下，是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转给各级纪委去具体处理。”

　　“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是要借举报之名，行发泄私愤之实。有的是恶性竞争，有的是眼红别人，有的是觉得反正自己没机会了让别人也失去机会，对拟提拔干部进行诬告陷害，妄图通过举报把干部‘搞臭’，不整走也耽误了他的换届机会。”四川省纪委原常委欧可智为记者分析道，“这和平时的举报有不同的特点，上面列举的这些举报往往是无中生有。”

　　今年8月，国内某论坛匿名曝光了陕西宁陕县副县长唐新成与某女干部的艳照，顿时引来网民围观和疯传。在媒体关注之下，“宁陕副县长”、“唐新成艳照”一夜之间成了搜索热词。当地群众议论纷纷，这给唐新成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值得玩味的是，该事件的爆发时间正值该地领导调整换届之际。后经证实，艳照系栽赃诬陷，网帖所反映的唐的其他问题，经纪委调查，均不属实。类似这样的新闻在换届期间时常见诸报端，从侧面证实了在换届中各种各样的负面爆料增多是事实，这一现象值得关注。

　　信其有？信其无？

　　“现在有的人了解纪委对什么样的举报信才去查。他知道，换届时若在举报中只说一些空泛的、原则性的问题，纪委一般不查。所以他要么是把事情弄到网上，以期引发舆论关注，既给当事人带来极大压力，甚至名誉受损，又使得纪委不得不查；要么他就杜撰一些内容具体的事情来写举报信，这样纪委碍于规定要求，也不得不查。”欧可智说，“开头提到的那个案例，就属于后者这种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纪委有不同的对应方式。有的地方是对换届时期举报实行“冷处理”，有的则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我们实行的是严格的案件查核限时办结制，做到线索清楚、内容具体的案件10日内办结，上级组织部门督办件在15日内报告查核结果，反映考察对象问题的在考察工作结束前办结。”成都市纪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对于换届期间的举报，我们会比平常时期更加重视，因为干部带病上岗的后果大家都是可以预见的。对于可能是诬陷干部的举报，我们更要抓紧时间，甄别清楚，以免耽误干部在换届期间的调整机会。”

　　“曾有位老领导总结过：纪委平时接到对干部问题的举报，80%是确有其事的；换届时接到的举报，有80%是不实的。在我的印象中，一到换届，对干部个人的举报就会增多。对于这些举报，首先，不能一概不查。可以结合平时纪委所掌握的情况，对举报内容进行甄别。其次，也不宜不论费多少时日都非弄个水落石出。上世纪90年代就有不少‘贴上8分钱(平信邮资)，让你查半年’的事，等你调查证实是不实的举报，换届已过，耽误了干部前程。”欧可智说，“若因隐藏很深等原因，偶尔出现一条漏网之鱼，其实也不可怕，我们党不会允许这样的干部漏网的，终究要彻底查处、严惩不贷。但若搞错了，误伤所伤害的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批人。这也不符合纪委既要严惩腐败分子，也要保护干部的原则。我们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一个干部成长起来更不容易。”

　　不过，另一位纪检系统人士则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我倒是赞成换届前可信度比较大的、反映得比较具体的举报信所涉及到的干部，宁肯放一放。这虽然对干部本人可能会有影响，但从长远看，这是对组织负责，对社会负责。况且，真金不怕火炼，换届过后仍然有调整的机会，好干部何愁没有上升的空间呢！”他向记者提到了日前河南漯河市市长吕清海才上任49天就被纪委两规的事件，“这是多么恶劣的影响！如果我们问题没查清楚就先让干部上任，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谁来负责？”

　　记者注意到，近年来，各地纪委都注意到了不实举报给干部带来的影响。在一些地方的纪委工作中，比较重视“监督干部与保护干部并重”的做法。同时，还开始注重对不实举报的惩处。“一般来说，举报案件的情况千差万别，因此我们会对每一件进行认真分析，根据不同的情况再进行下一步的调查。换届期间的案件我们会更加重视。如果查出确属不实举报，将按照有关规定对其进行处理。”四川省纪委案件审理室副主任李鸿才说。

　　今年换届期间，浙江宁海县梅林街道九都王村村民王某，为帮助其父连任村党支部书记，假借其父的竞争对手王某某手机发送贿选信息，并据此诬告王某某贿选。经查证后，有关部门依法对王某作出行政拘留7天的处罚。

　　“纪委对于诬陷的人，就应该像对违反换届纪律的人一样重视，一样严查，要让他得不到任何好处，还会受到惩罚，这样才能切实减少这种现象。”欧可智说。

　　把好换届关就是把好用人关

　　“换届的纪律是否严格、是否执行到位，直接关系到换届的成败。”四川省委某巡视组组长孙远胜(化名)告诉记者，“今年四川省换届总体情况较好，各地对换届纪律抓得早，重视宣传和预防，做到了及时、到位。”

　　这次全国省、市、县和乡四级党委换届，共涉及全国31个省区市、361个市、2811个县、34171个乡镇。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早就指出，严肃换届纪律、保证风清气正是换届工作健康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今年初，两部联合印发《关于严肃换届纪律保证换届风清气正的通知》，明确提出了“5个严禁、17个不准”的纪律要求。这也是各级纪委和组织部反复宣传和强调的“硬杠杠”。

　　“对举报的妥善处理是纪委在换届期间的一项重要工作，其重点是要保证换届纪律的落实，而落实的重点，是在换届程序的纪律上。”欧可智表示，“至于对干部的考察，则应主要放在平时来进行。”

　　记者在四川省内各地的采访中发现，大多数地方都提前数月就开展了对换届纪律大规模的宣传教育和学习活动。“我们立足于早教育、早警示、早预防，坚持教育在先、重在防范。我们将中央、省、市领导关于换届纪律的重要讲话和各级要求汇编成《明白卡》，分送给市管干部、市级‘两代表一委员’和全市所有组工干部。”成都市委组织部相关人员对记者表示。在隆昌县，县纪委、县委组织部联合制发《换届考核九不准》，汇编《隆昌县干部工作手册》，在城区LED屏、当地各类媒体反复宣传换届纪律，甚至将“5个严禁、17个不准”编成了歌曲，在干部中传唱。

　　有业内人士总结：这次换届在严肃纪律方面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教育、警示、预防在先，并且从目前看来，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同时，与往次换届相比，本次换届风气有所改观的根源，在于选拔干部的制度更完善、监督更到位。前文所详述的民主海推即是关键保障之一。

　　“换届是个敏感期，也是跑官要官的高发期。除了先期的宣传，还要加强巡视工作，主动出击，尽早地发现问题，扼住不正之风。”孙远胜表示，省委巡视组在换届期间，主要是对换届纪律、换届风气等做出一个全面的考察和监督。

　　这样的巡视已形成了全国联动。从今年4月开始，中纪委、中组部就派出换届风气督导组，采取明察暗访、随机抽查等方式，不间断地对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工作进行督促检查；各级纪检机关和组织部门也派出了督导组进行巡回督促检查和指导。对违反换届纪律的典型案件，相关部门也进行了通报。

　　“把好换届关就是把好用人关。换届是对干部工作的一个总检阅。”欧可智告诉记者，“我个人认为，纪委在对选人用人的把关上，功夫还是要重在平时。重视平时对干部情况的掌握，加强经常性的工作、经常性制度的建设，让干部的选拔、管理、教育、监督制度化、常态化。这样才能在换届期间做到心中有数，有利于在初期就甄别出举报内容的真伪，好集中精力搞好换届纪律的监督。”

　　用人新思路

　　◎文/宗和德

　　日前，《廉政瞭望》记者通过在多地走访调研和采访专家学者发现，在省市县乡换届中，特别是在县乡基层换届中，各地在加强党内民主建设，科学规范换届程序，解决基层干部上升路径，促进人员合理流动，落实干部“考德”要求等多个领域，均有许多可圈可点、特色鲜明的探索创新。

　　机制创新：民主海推vs不拘一格

　　换届的核心就是调整干部。

　　在今年的县乡镇换届中，四川、江苏、宁夏等地一改“伯乐相马”的做法，采用“海推”的方式，实现从“少数人选人、在少数人中选人”到“多数人推干部、在多数人中选人”的转变。

　　四川多地在县乡一级“海推”中，邀请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等近200人参加，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大评委”，推选出乡镇长提名人选进入下一程序。当场投票、当场宣布结果，提名程序更公正、更透明，避免了原来少数几个人关起门来选干部的“神秘”和不公。

　　对此，通过公选提名为南充市嘉陵区李渡镇党委副书记的孙丽深有体会地对记者说：“亲身经历了区委严密、规范、科学的海推程序，我才体会到，公选只是打开了一扇门，能不能堂堂正正走进去，还得群众说了算。”“海推”这样公开选人用人的方式，不仅提高了选人用人公信度，更加大了中青年干部干事创业的激情。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从干部制度改革的实践来看，民意调查、民主推荐等已成为普遍做法，民意成为选拔干部的重要依据，这与整个社会的民主意识提升、民主参与拓展是直接相连的。

　　“如果不是这次乡镇换届，我做梦都不敢想象能以一名村支书的身份进入乡镇领导班子，这在农村可是惊天动地的事情。”临近不惑之年，刚从村支书当选为江西省奉新县干洲镇副镇长的周烈平如是说。

　　记者在多地调研时发现，各地结合新一轮基层党委换届，打破“身份”壁垒，村干部、大学生村官这样的“边缘”干部也进入了乡镇党政领导选拔的视野。

　　南开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朱光磊指出，任何进步社会的运动，都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打破身份限制，破除人为壁垒，不拘一格降人才，是今后组织人事工作发展的重要趋势。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表示，从长远来看，实现选贤任能的多元化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

　　在打破“身份”壁垒的同时，对年龄的的限制也有所突破，不再把政治问题简单化为数学的加减运算，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突出表现为不再“一刀切”。

　　2010年8月，中组部下发《关于防止县乡领导干部任职年龄层层递减的意见》，明确规定“除国家的统一规定外，各地不得另行规定干部任职年龄界限”。本轮换届中，一些“高龄”基层干部就尝到了这个政策的“甜头”。记者在四川多地采访发现，科级干部不到50岁就“集体休息”的现象已有所改观。

　　提拔路径：小步快跑vs多岗锻炼

　　本轮换届中，体现出“小步快跑”的职级晋升机制，干部成长脉络更加明晰，相应的破格提拔“政坛黑马”就少得多了。

　　如今的干部大多遵循以下的成长路径：先选拔到政府任副职，熟悉政府部门的相关工作，而后再到党委系统任常委(含党委副职)，经过一段时间党务工作历练，再到政府任正职，主管政府全面工作，最后任党委正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主政一方。通过这种“小步快跑”，一步一个阶梯，让每个岗位都转动起来，同时又实现多岗位锻炼，有效解决了一个职位被占8年、10年乃至更长时间的难题，充分优化了干部资源，释放出人力资源活力。

　　例如，在本轮换届中担任四川泸州市委书记的刘国强，曾先后分别担任过副市长，市委常委、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市长等职。

　　广东省委还在今年明确提出，新任市级党政正职中至少要有1人担任过县委书记或县长，而且还要求地市的党政正职人选一般应经过多岗位锻炼，不仅要熟悉党务工作，也要熟悉经济工作，还要熟悉城乡基层情况，善于做群众工作，具有较强的解决复杂问题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当前，政界、商界、学界的流动机制正在形成，组织部门广泛吸收了各领域的一些领军人才，并将逐渐成为一种新的趋势。撇开大型国有企业老总们的“政坛舞步”不说，据报道，新“中国首富”梁稳根已于近日接受了组织部门对其的人事考察，有望在不久之后转战政坛。如此，也许对中国的民营经济以及民营企业家将有着更大象征意义和示范效应。

　　官员、企业家、学者不断地“身份转换”说明了中国政府官员体系也正在逐渐变得开放，多重的职业经历更加有利于他们对社会发展大势的敏锐分析和宏观把握。他们之间的多岗位历练与跨领域调整，与单一的政工、理工、“三门”出身的政府组成人员形成互补，可优化领导班子结构。

　　用人视野：加大交流vs本土培养

　　据记者观察，本轮换届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大面积、大幅度的上下左右交流轮换，干部使用上的“五湖四海”格局更为明显。

　　京官空降地方进一步扩大范围，并且很多由原来的挂职改为任职，一“挂”一“任”，一字之差，却蕴含着中央换届工作的通盘考虑。而一些岗位“空降”已然成势，如纪委书记一职。据媒体报道，目前省级纪委书记六成“空降”。

　　此次地方换届不仅上下调整增多，横向的交流力度也空前加大。一长期从事组织工作的干部表示，目前干部任用制度严格遵循地域回避，党政一把手、纪委书记、组织部长等重要职位由非本地干部担任已属常态，同时，其他市(州、厅)一级的跨区域调整也更为频繁，县委书记、县长的跨市(州)调动也较以往明显增加。

　　地方干部多为这种趋势叫好。有人举例，有的市(州)下辖十几个县区，而有的只下辖四五个县区，同样是处级干部，积压数量的差别是很大的。同样都面临着从县到市的升迁，如果只在本市(州)内进行调整，僧和粥的状况不同，必然有一定不公平性。而加大跨区域交流力度幅度，就能实现更大资源的优化配置，最大程度上搅活干部资源这一池春水。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则表示，通过跨领域、跨部门、跨区域的干部交流，有利于当地和其他地方进行横向、纵向的合作；有利于避免在一个地方或一个部门长期为政，形成权力网群体腐败，是一件极为有益的举措。

　　但是总的来说，地方上的干部更多的还是本土培养、顺位递升、顺序接班。本地成长起来的干部优势在于熟悉当地情况，交流方便，基础扎实，有人脉声望，工作思路的稳定性、延续性更强一些，制定的政策措施更加符合实际。

　　评价标准：

　　注重实绩vs德考创新

　　新时期干部使用的一个重要导向是“注重实绩”。本轮换届中，懂经济的干部依然是香饽饽，但已不惟GDP，“治理型”领导日渐吃香。

　　今年以来，“仲祖文”连续发表文章谈换届中要更加注重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实绩，尤其需要具有领导科学发展、驾驭复杂局面、处理棘手问题、做好群众工作的本领。

　　中央党校副校长王伟光表示，新形势下，科学发展观要求领导干部执政过程中更具备人文精神，更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创新。组织上也加大了这方面的考核权重，越来越多的强调对社会管理的公平、规范、科学、有效，越来越多的突出公共服务的公论和实绩。

　　与此同时，全国已有多个地方取消了简单地把经济总量、发展速度等作为评价干部政绩的主要依据。以江苏南京为例，取消了对郊县66个乡镇与街道的GDP考核指标，改为居民就业与收入。广东珠海取消对乡镇干部的GDP考核，改为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是我们党选贤任能的重要标准。但具体到“考德”操作上，由于对德的概念理解不一、指标确定各异、难以量化，加之具有隐蔽性、可变性等原因，德往往难以考准、考实。本轮换届中，全国许多省份进一步细化了德的考评指标，着力解决干部德考标准空泛化、方法简单化、结论公式化的问题，努力创新“德考”方式。

　　比如，重庆市出台了《市管领导干部德的考核评价办法(试行)》，在全市领导干部年度考核中，采取正向测评、反向调查、跟踪纪实等方式，对市管领导干部进行德的专项考评。其中，反向调查针对干部队伍带倾向性、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突出问题，列出“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收受礼金红包、生活作风不检点”等14种负面现象，力求把过去德的概念化要求转化为参评人可直接感知评价的具体内容。

　　河北省也在保定市率先开展了“反向测评”，充分运用逆向思维，把测评内容落在具体问题上，既增强了测评的针对性，又提高了评价的科学性。河北省委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在县级换届考察中试点，若效果较好，市级换届中将全面推广。”

　　去年，四川射洪县出台了《领导干部诚信档案管理办法(试行)》，在今年换届中，诚信档案已经成为促进各级干部“自律”、“他律”的强大“引擎”，已有3名干部因说谎、失范而记入档案，并被采取了相应的组织措施。

　　干部无才会误事，干部无德则坏事。如何让德成为“硬杠杠”，探索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