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要自问：那时我在哪里？

　　南方朔台湾政论家

　　历史上难免有些时代比较黑暗，黑暗的时代意味着有些人由于自觉或不自觉成了时代的加害者，使别人蒙受创伤与不幸。而我相信受害者心里不好过，加害者的心里也不一定好过。如果有真诚的人能留下记录，表达出自己的悔恨心路历程，我相信那一定是最动人的人性诗篇，它的价值一定远远超过后来许多谴责黑暗的著作。

　　只是那种真诚的人实在太少了，绝大多数人都是时代的跟随者。在时代黑暗时，大家都黑暗，所以我的黑暗容易自我原谅；当时代改变时，人们都谴责过去的黑暗，我们也就很快地把过去忘记，更糟糕的是，甚至有些人明明以前是加害者，但也摇身一变，虚构一些故事，让自己变成了受害者。在一个是非太善变、廉价的社会，它不可能有深刻的良心集体反省。

　　2010年，加拿大名作家杨·马泰尔(Yann Martel)出版了《贝德丽朱与维戈尔》(Beatrice and Virgil)一书，这本小说的叙述手法非常的后现代，但谈的问题却非常的古典。书里提到当年的法国文豪福楼拜曾写过一个短篇故事《圣朱利安的故事》。圣朱利安乃是中世纪的传奇人物，他是封建领主的后裔，年轻时非常嗜杀动物，后来有次杀了一头雄鹿，那头雄鹿在断气前，诅咒他会弑父杀母，这个诅咒果然成真，圣朱利安经此遭遇，他的行为指南针开始转变方向，他舍弃自己，照顾麻风病患，因而被封为圣人。圣朱利安的故事是在说他这个人原本是个坏人，经过某种遭遇，他突然变成了好人，这种“突然变成了好人”的讲故事方式，乃是人类很普遍的叙述方式。但杨·马泰尔却提出了很基本的大哉问：人的改变真的能那么突然、那么卡通化吗？任何改变都必须是人们良心痛苦的翻腾，最后沉淀为集体的觉悟，人类只有经过一番寒彻骨的良心洗礼，过去的恶才有可能被真正地洗涤，卡通式的改变是达不到洗涤的目的的！

　　杨·马泰尔在书里因而非常深入地讨论个人以及集体救赎的道理。救赎是种内在良心的志业，它不能也不该像“突然之间变成了好人”那么卡通化。他在小说里讲一个老年标本师的事，那个标本师在小孩时就是残酷的纳粹少年团的团员。纳粹当年邪恶的种子仍埋藏在他的心底深处，它完全没有被改变掉。他在书里强调“艺术是历史的救生圈”，他的意思是说，人类历史上有过太多黑暗，也有过太多事后的指控，人们也说过许多卡通化的廉价救赎，但这都是没用的，真正的救赎只有靠个人良心的真诚自觉，以及艺术的集体救赎力量。

　　人类历史上有太多由于蒙昧而造成的黑暗，许多人都成了跟随者或加害者，有些事当时代改变，而受到反省，但我认为跟风式的反省其实是没有用的。我真正在意的是那些人们良心自我战斗的忏悔式记录，例如在越战时代，许多美国士兵加害越南人，有些美国记者、艺术家或退役士兵能本于良心，揭露他们的加害经验，人们有了这种加害经验及反省，才会有集体的良心觉悟。

　　因此，在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人类一定要保持良心的警觉，良心的警觉就是不要跟风，不要把善恶救赎问题卡通化。前几年，伤痕文学正盛时，我受邀参加一个文学奖当评审，有好多篇都是以事后先见的范式在谈过去的伤痕，但却没有一个人用那种“那个时代我在哪里”的态度，去描写那个时代和我的关系——它可能是我的跟风，我的盲从造势，甚至我的错误参加有关。这也就是说，我们已看多了事后的指控，但却几乎没有人在自问“那时我在哪里”、“那时我在做什么”这种最难面对的问题。

　　我始终认为无论大到国家民族小到地方或个人，历史上的种种都必然与我有关，因而在指责过去的许多黑暗时，我们一定要问“那时我在哪里”、“那时我做了什么”这种可能很难答复的问题。很难答复的原因，乃是这种问题里可能有着很难面对的自己。人们已习惯用卡通化的方式看问题，这绝非救赎之道，集体的救赎要从诚实地面对自己开始，这也是我读了杨·马泰尔的书后的感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