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容（1885~1905） 插画／史昊鹏

　　由章炳麟著，邹容题字的《书》。该书也是1903年，苏报案中指认章炳麟发表反满言论的证据之一。（左上）

　　邹容的《革命军》：震落皇冠的第一声惊雷

　　1912年3月，孙中山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名义，追赠邹容为陆军大将军。嘉奖令称：“邹容当国民醉生梦死之时，独能著书立说，激发人心⋯⋯民国今日奏功，实倚赖之。”

　　本刊记者/马多思

　　1903年7月1日，上海租界。一位身着西装、矮矮瘦瘦的男青年独自来到租界巡捕房，自称叫邹容，要求归案。

　　因“苏报案”，邹容确实在租界警方的拘捕名单中。但是英巡捕见到眼前这个投案者像个未成年的孩子，都没长开呢，以为是精神病患者，就喝令他走开。

　　遭此羞辱，邹容愤怒了，说：“我著书未刻者尚千百卷，非独此小册也。兆尔不信，取《革命军》来，吾为之讲说之。”

　　英国巡捕不敢再轻慢，核实后才相信，这个18岁的大男孩正是邹容——著名的反清革命小册子《革命军》的作者。

　　《革命军》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第一部系统地、旗帜鲜明地宣扬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思想的名著，一开头就理直气壮地劝天下造反：“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这气势磅礴、振聋发聩的声音，有如一声震撼大地的惊雷，把皇冠震落于地。鲁迅在《坟·杂忆》中写道：“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

　　做“卢梭第二”

　　《辛丑条约》后的两年，梁启超在《释革》一文中指出：“中国数年以前，仁人志士之所奔走呼号，则曰改革而已。比年外患日益剧，内腐日益甚，民智程度亦渐增进，浸润于达哲之理想，逼迫于世界之大势，于是感知非变革不足以救世主中国。”因此，“革命”之名词遂“深入人人之脑中而不可拔”。

　　革命同样影响到了当时一大批在日本留学的学生。

　　1903年元旦，留日中国学生举行团拜会。当着驻日公使蔡钧、留学生监督汪大燮等人的面，留学生马君武、刘成禺等相继登台演说，历述清朝统治的罪恶历史，呼吁破除满族专制，恢复汉人主权。

　　在团拜会演说现场的听众里，就有来日本不到一年的重庆留学生邹容。就是这个不起眼的17岁青年，一年后写出了名动天下的《革命军》。

　　现在人们很难得知，邹容在思想上何时转向革命，但是1903年这股革命潮流很可能影响了邹容。据同时期抵日的鲁迅回忆：“凡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学校之外，就是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演讲。”

　　除功课外，邹容还研读西方启蒙主义经典，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等，还有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史等。他对孟德斯鸠的有限政府理论和卢梭的主权在民论十分欣赏，把他们的学说视为“起死回生、返魄还魂之宝方”，摘录其精要，对照中国现状进行思考。

　　邹容萌生了要当“卢梭第二人”的宏愿，“执卢梭诸大哲之宝幡，以招展于我神州土”。他痛感国人大多尚未醒悟，于是开始赶写一本宣传革命的书以唤醒国人，并坚信“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必将到来。这本书就是《革命军》。

　　邹容因参与剪掉清留日陆军学生监督姚文甫发辫，受到日本警方的通缉，被迫于1903年4月16日回到上海。他的行李中，就放着《革命军》初稿。

　　到了上海，邹容立即投入蔡元培、章炳麟等组织的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学社的活动和“拒俄运动”，发起创立中国学生同盟会，还与章炳麟、章士钊和张继等人拜为把兄弟。

　　邹容将《革命军》初稿加以润色后，交给章士钊，向他请教。章士钊认为其“主义无可商，文字亦条畅足用”，为他题写了“革命军”的书名，没有做任何改动。

　　邹容又将稿本给章炳麟看。章炳麟看后大为赞叹，说：“吾持排满主义数岁，世少和者，以文不谐俗故，欲谐俗者，正当如君书。”章炳麟提笔为《革命军》题写了序言。

　　1903年6月，《革命军》由上海大同书局出版。

　　《革命军》约两万字，分为七章，其中以“绪论”“革命之原因”“革命独立之大义”为全书重点。

　　邹容“模拟美国革命独立之义”，把革命后建立的国家，定名为“中华共和国”，并规划了“中华共和国”的25条建国纲领。主要内容有：推翻清王朝，在中国永远结束君主专制制度；在制度建设上仿效美国，实行议会制度，各州县、省逐级选举议员，最后由各省总议员投票选举总统。

　　华南师范大学岭南文化研究中心、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谢放认为，邹容的此共和国方案，前承《兴中会宣言》，后启《同盟会纲领》。它摒弃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君主立宪方案，毫不含糊地回答了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邹容在《革命军》第二章《革命之原因》中详细论述了“革命必先排满”的道理，指出当时的清政府已成为洋人的奴隶，而汉人则是奴隶的奴隶。因此，他大声疾呼革命，认为革命是天演之公理，世界之公理，得之则生，失之则死。号召人们以华盛顿为榜样，高举卢梭等人宣传的自由、民主旗帜，彻底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中华共和国”。

　　“天赋人权”是《革命军》另一个重要内容，主张全国男女国民，一律平等，人人享有人身、言论、思想、出版的自由权利。

　　“苏报案”

　　6月9日，《苏报》主笔章士钊在该报《新书介绍》栏中，以《介绍革命军》为题，向读者推荐了邹容的《革命军》。章士钊以“爱读革命军者”为笔名，发表《读革命军》一文，盛赞此书为“今日国民教育之一教科书也”。

　　因《苏报》上连续刊登主张革命的文章，引起清政府的震怒。但是《苏报》位于有治外法权的租界，清政府无法到租界抓人，只能通过上海地方政府到租界去起诉《苏报》和章炳麟、邹容等人。

　　6月16日，负责办理此案的清朝官员俞明震到沪。他与苏报案诸多人均是熟人，其中，章士钊是他在南京陆师学堂任教时器重的学生，也是他儿子俞大纯的好友。因此，俞明震明里办案，暗里劝散，纵容革命党人逃散。   

　　租界巡捕房也有意庇护，多次传唤被告而不捕人。当时巡捕房的中国通、英国人濮兰德说：“你们只是读书与批评，没有搞军火吗？如其没有，官要捕你们，我们保护你们。”

　　由于俞明震的庇护，掌理《苏报》笔政的章士钊安然无恙，而并非《苏报》人员的章炳麟和邹容却接连入狱。

　　苏报案发后，章炳麟有意用自己和其他革命志士“相延入狱”来扩大影响，因此，得知自己在名列拘单中后，他并不躲避。巡捕到爱国学社指名查问时，他迎上前去说：“余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

　　章炳麟还写书信让邹容也来自首。

　　苏报案发后，邹容藏匿于虹口一外国传教士家中。据当时与邹容在一起的张继回忆：“太炎(章炳麟号太炎)被逮，余与威丹(邹容字威丹)居新闸新马路某里。太炎以书招威丹，威丹慷慨赴义，余亦不能留，且愿成兄弟之美。”

　　章太炎后来曾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解释招邹容投案的原因：“《革命军》为威丹所著，仆实序之，事相牵系，不比不行。仆既入狱，非有威丹为之证明，则《革命军》之罪案，将并于我。是故以大义相招，期与分任，而威丹亦以大义来赴。使威丹不为仆事，亦岂愿自入陷阱者？”

　　章炳麟、邹容到案后，两江总督魏光焘曾致信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古纳，要求引渡，但遭到拒绝。

　　7月15日和21日，法庭两次进行预审。章炳麟、邹容都对自己从事革命活动一事供认不讳，章承认《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是其所写，邹容承认《革命军》是其所著。

　　12月，苏报案在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廨开庭。

　　代表章炳麟与邹容的分别是英国律师博易和琼司。在律师的点拨下，两人改变了策略，都为自己作无罪辩护。章太炎坚持说，《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是他写给康的私人信件，邹容承认自己是《革命军》的作者，但称该书的印刷、出版与自己无关。他还表示自己已经放弃了这些观点，“有了新的想法”，转而信奉社会主义了。

　　12月9日，苏报案进行宣判，参与案件的中国法官当庭宣判：章邹二人罪大恶极，“谋危社稷”，本应凌迟处死，但“拟减定为永远监禁”。这遭到英国副领事的当庭抗议，表示此是中方的单方面判决，未与英方商议。除非将章、邹二人的刑期减为三年，否则判决不能通过。

　　经过半年的协商，租界当局与清政府终于达成了妥协，以“言语纰谬”之罪判处邹容监禁二年，章炳麟监禁三年。晚清历史上的这起惊天大案最终草草了结。

　　但邹容没有等到刑满出狱的那一天。监狱伙食差，他们还被迫做苦工，遭到狱警打骂。1905年4月3日，邹容病死于狱中，年仅20岁。死后，没有亲属收尸，上海义士刘三收其遗体，安葬于上海华泾乡野自家坟地中。　因苏报案，《革命军》大名不胫而走。上海大同书局印行的第一版，很快销售一空。各地纷纷以各种名目翻印《革命军》，并将之翻译成多国文字。

　　据统计，《革命军》一共翻印了二十几版，总印数超过一百万册，居当时所有革命书刊发行量的第一位。武昌起义前，武昌的革命士兵中几乎是人手一册《革命军》。

　　1912年3月29日，孙中山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名义，下令追赠邹容为陆军大将军，嘉奖令称：“邹容当国民醉生梦死之时，独能著书立说，激发人心……民国今日奏功，实倚赖之。”  ★

　　(本文写作参考了朱庆葆、牛力著《邹容陈天华评注》、王敏著《苏报案中革命党人众生相、》王凯著《晚清最后的文字狱：苏报案纪实》等书。)

　　革命军(1903年)(节选)

　　自秦始统一宇宙，悍然尊大，鞭笞宇内，私其国，奴其民，为专制政体，多援符瑞不经之说，愚弄黔首，矫诬天命，揽国人所有而独有之，以保其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不知明示天下以可欲可羡可歆之极，则天下之思篡取而夺之者愈众。此自秦以来，所以狐鸣篝中，王在掌中，卯金伏诛，魏氏当涂，黠盗好雄。觊觎神器者，史不绝书。于是石勒、成吉思汗等，类似游牧腥之胡儿，亦得乘机窃命，君临我禹域，臣妾我神种。呜呼！革命！杀人放火者，出于是也！呜呼革命！自由平等者，亦出于是也！

　　吾悲夫吾同胞之经此无量野蛮革命，而不一伸头于天下也。吾悲夫吾同胞之成事齐事楚，任人掬抛之无性也。吾幸吾夫同胞之得与今世界列强遇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闻文明之政体、文明之革命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神》、弥勒约翰《自由之理》、《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书译而读之也。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

　　夫卢梭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主方，金丹换骨，刀圭奏效，法、美文明之胚胎，皆基于是。我祖国今日病矣，死矣，岂不欲食灵药、投宝方而生乎？若其欲之，则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宝旌，以招展于我神州土。不宁惟是，而况又有大儿华盛顿于前，小儿拿破仑于后，为寻同胞革命独立之表本。嗟乎！嗟乎！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此其时也，此其时也。

　　建立近代民主政体是其目标

　　邹容的目标是通过政治革命的形式，推翻清政府的专制，建立一个文明的近代民主政体，以保障国民的天赋权利。

　　邹容虽然年轻，但其思想水平已远超出当时一些较多着眼于种族问题的革命家。通观他的思想认识，可以看到他对于排满的论述并不是以排满、仇满为最终目的，而是服务于他政治革命的目的。首先，在清末，满清政府已经成为救亡图存和社会变革的巨大障碍，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邹容认为，排满与反帝之间实际上存在前后的因果关系。他认为“欲御外侮”，必先“清内患”，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激生而出的政治要求。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是，邹容的排满主张与民主革命紧密相连的。

　　朱庆葆(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