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天华的最后一年：共和的殉道者

　　1905年，是陈天华思想冲突最激烈的一年。他的民主共和理念逐渐走向成熟理性，而他的悲观失望却无法排解，最终选择了以身殉道，蹈海自杀    

　　本刊特约撰稿/罗雪挥

　　1905年初，流亡日本的陈天华去横滨拜见了梁启超——这个过去被他斥之为“最轻最贱”的改良派领袖，此后，两人又多次互通书信。

　　这是一场不寻常的交往。一个是被公认的“革命党之大文豪”，一个是素有影响力的保皇党魁。虽然是短暂相会，梁启超却“敬其为人”。他曾在陈天华自杀后说，当世诸君子中，能懂得陈天华的，“不若吾真且深”。

　　陈天华，字星台，是脍炙人口的《猛回头》《警世钟》的作者。在书中，陈天华痛陈亡国灭种的危机，写道：“要保皇的，这时候可以保了，过了这时没有皇了；要革命的，这时候可以革了，过了这时没有命了！一刻千金，时乎时乎不再来，我亲爱的同胞，快醒！快醒！不要再睡了！”

　　这两本书均在1903年出版，当即风靡中国，尤其在长江沿岸各省最为流行。宋教仁曾在日记中记录：“倒卧于席上，仰天歌陈星台《猛回头》曲，一时百感交集，歌已，不觉凄然泪下，几失声。”他在其后悼念陈天华的文章《烈士陈星台小传》中称：“近年革命风潮簸荡一时者，皆烈士提倡之也。”黄兴当年在湖南、湖北策划武装起义时，就曾大量翻印该书，大规模散发，为辛亥革命在武昌引爆，埋下了火种。

　　1904年底，由于参加黄兴领导的未遂长沙起义遭到搜捕，陈天华不得不东渡日本避难。他进入法政大学，开始研读西方近代政治社会学说。这些学说，冲击着陈天华的思想，但是一路挫败，也使得他怀疑这在中国能否实现。

　　由于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日夜忧心，陈天华“情绪悲观，神色憔悴，每与友人提及天下大事，都未语泪先流，有时几乎整天泪眼不干”。

　　“迷路的同志”

　　1905年的陈天华，就是在这样苦闷的心境下，与梁启超会面的。2006年南京大学青年学者、《陈天华评传》作者牛力评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与国家主义显然影响了陈。这些影响表现在陈天华不久后写作的《要求救亡意见书》以及此后陈天华思想的深层痕迹中。”

　　《要求救亡意见书》的写作与1905年初危急的东北局势有关。

　　当时正值日俄战争，这场争抢在华势力范围的厮杀就在中国东北境内进行，清政府没有能力约束交战双方，只好宣布“局外中立”。1905年1月，日本《万朝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预言中国即将被瓜分，这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引起了骚动。

　　陈天华当即撰写了《要求救亡意见书》，要求满清政府实施宪政、救亡图存。他提出，应当实行变法，早定国是，予地方以自治之权，予人民以自由、著述、言论、集会之权。同时，国民应当承担当兵、纳租税、募公债、为政府奔走开导的义务。

　　陈天华进而决定身体力行，预备拼将一死，去北京上书。这在留日学生中引起了轩然大波。

　　“如果大呼反清革命的《猛回头》《警世钟》作者，竟要在北京紫禁城的丹墀下三跪九叩，吁请清朝皇帝恩准立宪，这无疑是给垂死的清朝政府注射了一针兴奋剂，必将给革命事业造成极大损害。”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著名学者陈旭麓、费成康1985年撰写的《邹容和陈天华》一书如是评论。

　　黄兴、宋教仁等“决心帮助这位一时迷路的同志”。他们责备他受到保皇党的策动，改变了革命宗旨，坚决反对他北上请愿。

　　经过革命友人反复劝说，也因为受到日本警署传唤，在内外压力下，陈天华放弃了上书请愿的念头。

　　“在近代中国那个激荡的变革时代，生活在其中的人面临着错综复杂的选择：传统与现代、革命与改良、激进抑或保守……这使得人的思想和取向也表现得‘流质易变’，很容易陷入彷徨和矛盾之中。”牛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牛力认为，陈天华在1905年初的思想波动，与大环境的改变有关。日俄战争爆发后，实行立宪的日本最终战胜了实行专制的俄国，极大地刺激了1904至1905年间中国立宪思潮的兴起，清廷也不得不摆出了维新立宪的姿态。此间就有杨度等一些有革命倾向的青年也开始转向立宪救国。

　　陈天华无疑也卷入了这股时代潮流，虽然没有就此转换到改良派的立场，但他越来越注重国民性的改造，意识到文明有序的革命需要培养出高素质的国民才能完成，而不是单纯推翻满清政府就能达到。

　　陈天华对清政府其实也并未抱有太多的幻想，他仍旧异常抑郁。

　　在一次留学生的饯别会上，陈天华边哭边陈述波兰、印度亡国的原因，认为中国实在是汇集了这些国家的弱点，难以计数。说到伤心处，“忽然大哭一声，仰倒在地，口沫交流”。在座的人先是大吃一惊，而后又一起相对痛哭。

　　陈天华甚至产生了宁愿死也不愿意目睹中国亡国的悲观想法，他对友人说：“吾实不愿久逗此人间世也。”

　　共和理想国

　　1905年7月28日，陈天华与革命领袖孙中山见面了。陈天华衷心钦佩孙中山，盛赞他“是吾四万万人之代表也，是中国英雄中之英雄也”。

　　陈天华的绝望心情为之而一振。他在革命党人中力主追随孙中山，并成为了中国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

　　在同盟会筹备会上，孙中山草拟了一份盟书，大家公推黄兴与陈天华二人审定，确定了盟书誓词为：“××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有渝此盟，任众处罚。”

　　众人签署完盟书后，孙中山和各会员一一握手庆贺。忽然，房屋后面的木板倒塌。孙中山立即说：“这是颠覆满清的预兆！”会员们鼓掌欢呼。

　　陈天华还积极参与草拟同盟会会章，几乎天天和黄兴一起前往孙中山驻地，共同研究革命问题。

　　这一时期，陈天华意气风发，“与数月前整天泪痕不干的情形相比，判若两人”。他再度被磅礴新生的革命气象激发出创作热忱。

　　1905年11月，对近代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民报》正式在日本东京创刊。孙中山亲自撰写了发刊词，提出了著名的“民族、民权、民生”诉求。“三民主义”第一次见诸报端，有关民主革命的重磅文章也随之一气抛出。

　　创刊号共刊载17篇文章，陈天华一人就占了7篇之多。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查阅《民报》创刊号及1928年由民智书局出版的《陈天华集》，这些文章包括：《记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中国革命史论》《怪哉上海各报馆之慰问出洋五大臣》《今日岂分省界之日耶》等。

　　陈天华的共和思想日益明晰。在1903年写作《猛回头》时，他还有着强烈的排满思想。到1905年初，又一度幻想过君主立宪。而在1905年末，陈天华成为了民主立宪思想的播火者。他明确提出，中国人民推翻腐朽的清朝政府后，所能建立的“最美最宜之政体”，就是共和政体。

　　在其小说《狮子吼》中，陈天华描画了一个令人怦然心动的共和理想国。在他的幻想中，甚至看到了一本金字标题的《共和国岁计统计》：“全国大小学堂三十余万所，男女学生六千余万。陆军常备军二百万。预备兵及后备兵八百万。海军将校士卒共一十二万。军舰总共七百余支。又有水中潜舫艇及空中战艇数十支。铁路三十万里，电车铁路十万里。邮政局四万余所。轮船、帆船二千万吨。各项税银每年二十八万万圆。”

　　“取缔规则”               

　　1905年底，陈天华关于民主共和的思考达到巅峰之际，他的生命却因为一个偶发事件走向终结。

　　日俄战争结束后，战胜国日本要求清政府从速转让沙俄在东北强租的土地、铁路、矿藏等，作为交换，日本政府于11月2日颁布了“取缔规则”，即《关于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约束留日学生参与反清政治活动。

　　该规程其实还有“规范学制、完善教育”的积极一面。当时约有一万多中国留学生涌入日本，其中约有三千多人“欲进校而不能”“欲归国而不可”，只好在社会上闲游。一些野鸡学校乘机牟利，“受到日本各界严厉指责”。当时的留学生鱼龙混杂，少数人常常“出入于酒楼妓馆”，毁坏了中国留学生的形象。

　　但“取缔规则”颁布后，因为干涉了中国留学生的行动，遭到了强烈反对。其整顿留学教育的积极意义被湮没了。

　　陈天华起初对此尚能保持冷静。虽然他也觉得该规程是“剥我自由，侵我主权”，但他同时也认为，“日本政府对其本国教育秩序进行规范是无可指责的，而且从《规程》所列内容来看也是符合实情的”。

　　他并不赞成罢课这样的群体政治活动，担心留学生不能统一行动，贻人口实，还拒绝了宋教仁约其撰写文章支持留学生运动的要求，表示不愿意“徒以空言驱人发难”。

　　但另一方面，他又深深被留学生的热情所感染。

　　牛力认为，陈天华始终将中国的未来寄望于“中等社会”，主张通过中等社会对下等社会的教育、领导，来完成革命救国。而当时的留学生群体，就是陈天华心目中的“中等社会的中坚力量”。虽然对留学生的素质低下他也有诸多批评，但总是希望能有所改观。

　　不幸的是，陈天华担忧的状况果然出现了。留学生内部意见混乱，行动散漫，留日学生总会干事杨度不再出面，推给干事曾鲲化，曾亦不肯担负其责。当时肄业于日本实践女校的秋瑾无奈痛哭了一场，痛斥中国人办事虎头蛇尾，表示此后不愿意再与留学生共事了。

　　大规模的抗议行动仍在进行中。12月7日，《朝日新闻》报道：“东京市内各校之清国留学生八千六百余人集体停课。”该报评论：“此盖由于清国留学生对文部省命令之解释过于偏狭而生不满，以及清国人特有之放纵卑劣性情所促成，惟其团结之力则颇为薄弱。”

　　《朝日新闻》对中国人的轻蔑言辞极大地刺激了陈天华的神经，但这又并非空穴来风。悲观愤懑的陈天华于当天写下了著名的《绝命辞》，希望以死劝诫国人，“坚忍奉公，力学爱国”。

　　陈天华之死

　　1905年12月，陈天华走过了一整年的疾风骤雨，还是在日本东京大森海湾蹈海，结束了自己30岁的年轻生命。

　　《民报》第二期刊登《祭陈星台先生文》称：“物以极而必返，情以真而忍去。”

　　“取缔规则”风波其实并非陈天华赴死的真正原因。在《绝命辞》中，他极为理智、冷静地表示：“鄙人死后，取缔问题可了则了，切勿固执。”他解释自己的动机：“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

　　南京大学的青年学者牛力在《陈天华评传》中详细探寻了陈天华自杀的复杂缘由。

　　陈天华的性格中，有着与生俱来的悲观。好友徐佛苏描述他：“其情形终日如怨如慕，其言论终日如泣如诉，不曾见有眉目清爽之时。”他阅读史书读到奸佞扰乱朝纲、外族侵略中华，会一连几天闷闷不乐。

　　这种性格或者与他家庭贫困、早年生活孤寂有关。陈天华10岁时，母亲在贫病中去世，他小小年纪就不得不在乡间提篮叫卖，帮人放牛。因为早期没有受过系统教育，他的文章中常常有别字。

　　但他的郁郁寡欢、情绪的悲喜无常，固然与性格有关，但同时也是因为，他不幸生在了一个内忧外患不绝、新旧颠覆纠结的年代。晚清中国之弱，“牵动了他对时局的无穷忧虑”。

　　陈天华反对空谈救国，认为在亡国灭种的关头，以死来“打救同胞出水火，这方算是大英雄，大豪杰”。他在《绝名辞》中直白：“鄙人志行薄弱，不能大有所作为。将来自处，惟有两途：其一则作书报以警世，其二则遇有可死之机会则死之。”在他的著作中，表示自己赴死决心的有10余次，鼓吹他人舍死救国的也有30余处之多。

　　曾有人劝陈天华早日成家，他表示“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他并不稀罕寻常的嫁娶，而是期望着遭逢女中豪杰的珍奇缘分。他曾自信地表示：“有了加里波的，自然有玛列侬(加里波的是19世纪的意大利民族英雄，玛列侬是他的妻子)。”但他没有能够等到他的“玛列侬”。

　　12月7日，陈天华为过世的父亲写了《先考宝卿府君事略》，记述穷困的父亲曾慷慨捐出半年薪金、帮助邻居避免卖妻偿债的故事。他留言给好友，将这篇文字收入其文集，并放在第一篇。

　　陈天华的曾祖父、祖父、父亲都是三代独子，他唯一的大哥又因残疾没有后代，他一旦身死，便意味着陈家这一支血脉的中断。他想以文章传世的办法，弥补自己对父亲的愧疚。

　　12月8日一早，陈天华了结了国事家事，从容出门，面朝大海，宁静地结束了他的1905年。  ★

　　(本文参考了朱庆葆、牛力著《邹容、陈天华评传》、陈旭麓、费成康著《邹容和陈天华》、民智书局《陈天华集》、罗宗涛著《作狮子吼——陈天华传》等书。)

　　猛回头(1903年)(节选)

　　列位！你看于今那个不赞道，法兰西的民主自由的福？谁晓得他当二百年以前，受那昏君贼官的压制，也与我现在—样。法兰西通国只有中国一二省大，却有十三万家的贵族，都与那国王狼狈为奸，把百姓如泥似土的任意凌践。当明朝年间，法国出了一个大儒，名号卢骚，是天生下来救度普世界的人民的，自幼就有扶弱抑强的志气。及长，著了一书，叫做《民约论》。说道这国家是由人民集合而成，公请一个人做国王，替人民办事，这人民就是一国的主人，这国王就是人民的公奴隶；国王若有负人民的委任，这人民可任意掉换。法国的人，先前把国认做是国王的，自己当做奴隶看待，任凭国王残虐也不敢怨。闻了卢骚这一番言语，如梦初醒，遂与国王争起政来。国王极力镇压，把民党杀了无数，谁知越杀越多，一连革了七八次命，前后数十年，终把那害民的国王、贵族，除得干干净净，建设共和政府，公举一人当大统领，七年一换。又把那立法的权柄归到众议院来了。议员都从民间公举，从前种种虐民的弊政，一点没有；利民的善策，件件做到。这法兰西的人民，好不自由快乐吗？人人都追想卢骚的功劳，在法国京城巴黎为卢骚铸个大大的铜像，万民瞻仰，真可羡呀！

　　陈天华致力于政体的真正转变

　　在陈天华爱国主义的前提下，政治革命具有更重要的深远意义。对西方政治、社会学说新的吸收使他相信实现政体的真正转变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以往论者多认为，由于陈天华在革命民主主义的旗帜下坚定地抛弃了改良立宪的立场，因而在对待政府态度上也走向排满革命。但事实上，在190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陈天华并没有对君主立宪与民主立宪作出明确的区分。陈天华关注的是政治革命，而对待政府的态度只是实现政治革命的一种工具途径，因而，造成这种变化的是满清政府在政治改革中的进退与否。简言之，即清廷在立宪问题上的犹豫不前将陈天华推向了民主立宪的道路。而作为民主立宪的第一步，便是推翻满清政府的民主革命。

　　牛力(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