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1882~1916）

　　1915年12月25日，蔡锷等在云南组成护国军举兵讨袁，反袁斗争进入高潮。护国军出师前部分将领合影，左起：李曰垓、罗佩金、蔡锷、殷承瓛、李烈钧。图/FOTOE

　　蔡锷：军人之心，唯有共和

　　蔡锷一生从未加入同盟会，也始终不是国民党党员。他所反对的，也从来不是袁世凯或者任何具体个人。他毕其一生所践行的，只有一条：与全国国民戮力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不发生于中国

　　本刊记者/李静睿

　　导演们都爱他。

　　在《让子弹飞》里，他是张牧之年轻时追随的松坡将军。将军死后，这个手枪队长对国事充满失望，落草为寇变身张麻子，这才有了鹅城里“吃着火锅唱着歌”荒谬又现实的故事。

　　在《建党伟业》里，大众情人刘德华饰演他，面容清俊一身戎装，用沙哑的声音(彼时他已染喉疾)在北平火车站和小凤仙告别，更有黄昏中的汽笛和飘雪烘托离情。

　　演员刘德华已经50岁了，但在电影之外的历史时空里，1915年11月的蔡锷只有33岁，早已名满天下，只是未必有如斯英俊。当时的文人谭戒甫描述他：貌清癯，身仅中材，颇不称其志气，且两额薄削。

　　那一出未必真实存在过的柔情送别，是蔡锷一生辉煌顶点的序幕，却又接近他人生的终曲：在登上南行的火车之后，他从天津辗转日本，再回到云南，与已经称帝的袁世凯公开决裂，掀起震动天下的护国战争，在袁世凯皇帝梦碎的一年之后，他也病逝于日本。

　　蔡锷的绝笔是写给黄兴的挽联：

　　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执行，是能创作一生者 

　　曾送我海上，勿哭君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

　　他死在8天之后，这幅挽联，既是绝响，也不妨看成自表。

　　蔡锷一生从未加入同盟会，也始终不是国民党党员。在退出统一共和党之后，他在《为军人干涉政社事通电》中声明，“军人不党”。他毕其一生所践行的，是护国战争中他亲手写下的“四项主张”的第一条：“与全国国民戮力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不发生于中国。”

　　在“二次革命”中选择中立 

　　蔡锷所反对的，从来不是袁世凯或者任何具体的个人，他的友敌之分，向来只因国事而非私怨，背叛民国和共和的人，方是他永远的敌人。

　　1912年1月12日，刚刚成为云南都督的蔡锷在给黎元洪的电文中赞扬袁世凯“闳才伟略，实近代伟人”，但两周之后，因为袁氏无视民国已立、国体已定的事实，试图在北京召开所谓“国民会议”来决定君主或者民主国体，蔡锷又致电孙中山及各省都督，称这是“袁之狡谋”。蔡锷组织了云南北伐军准备北伐，在《北伐誓师词》中，他写道：“甘冒不韪，乃有袁贼。”

　　一旦溥仪退位，帝制已除，袁世凯承认民国，蔡锷的态度就转变了。袁世凯在北京就任大总统之后，他致电祝贺，称其是“群望所归”。

　　蔡锷的老师梁启超后来曾说：“(蔡锷)很有点痴心妄想，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

　　1913年3月，宋教仁遇刺之后，舆论普遍认为，背后主使为袁世凯。黄兴为宋教仁写的挽联直言：“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但蔡锷却坚决反对对袁用兵。他致电革命党人，称依据《临时约法》，大总统若有谋叛行为，应由参议院弹劾，而总统的政治过失，则应由国务院负责。他认为，未有穷尽法律程序就冒然起兵，事实上是对当前共和政体的破坏。毕竟，当时调查宋案的“特别法庭”已经启动，上海地方检察厅甚至两次给国务总理赵秉钧发出传票，要求其到案受审。一个地方司法机关传讯国务总理，在中国可谓空前绝后。

　　蔡锷在1913年5月17日的“致参众两院及各都督各党会电”中，详细阐述了这一主张：“查宋案应以法律为制裁，故审判之结果如何，自有法律判决⋯⋯试问我国现势，弱息仅存，邦人君子方将戮力同心，相与救亡之不暇，岂堪同室操戈，自召分裂。”和宋同为湖南人的蔡锷还动情地写道：“(宋教仁)生前于南北意见极力调和，若令身后惹起南北恶感，恐九泉之下亦不心安。”

　　蔡锷对于“二次革命”的立场并非孤立。黄兴就明确表示：“民国已经成立，法律非无效力，对此问题，宜持以冷静态度，而待正当之解决。”

　　战事最终未能避免。

　　1913年7月，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江西、广东等省先后宣布独立，电告讨袁。云南都督蔡锷宣布中立。

　　蔡锷在回复陈炯明希望他起兵反袁的电文中说：“现在以保土安民、维持秩序、力主镇静为第一义，并恳致电赣中释嫌罢兵，无以国家为孤注。”在他心中，这终归是“同室操戈，兄弟阋墙，相煎太急，隐恨良多”。

　　与袁世凯对弈

　　9月，“二次革命”宣告失败。孙中山、黄兴等相继逃亡日本。

　　袁世凯将蔡锷从云南调至北京。

　　袁世凯向来对蔡锷有所忌惮，认为他“有才干，但有阴谋”。在“民国四杰”中，袁世凯对蔡锷最为另眼相看：“孙氏志气高尚，见解亦超卓，但非实行家，徒居发起人之列而已。黄氏性质直，果于行事，然不免胆小识短，易受小人之欺。蔡锷远在黄兴及诸民党之上，此人之精悍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

　　蔡锷喜下围棋，当时的文人谭戒甫说他：“精思妙著，眉色飞舞。观其作势，已知其娴韬略，而善战伐矣。”追随蔡锷多年的蒋百里也说他：“好弈，终夜不肯休，艺之强者，常以精神不继而负。”   

　　事实上，从1913年9月入京，到1915年11月离京，蔡锷正是在与一步步走向称帝的袁世凯暗中对弈。

　　在护国战争尘埃落定之后的1916年10月，蔡锷在为纪念《盛京时报》出版十周年所题的祝词时，借用了老子《道德经》中的话：“知其白，守其黑。”这也正是他这两年隐藏在声色犬马之后的真意。

　　这样的知白守黑，不仅瞒过了袁世凯，甚至瞒过了他的家人。他流连八大胡同，与小凤仙上演后来成为传说的倾城之恋，公私场合均绝口不提反袁之事。

　　蔡锷后来曾在写给夫人潘蕙英的信中说：“堂上以下，闻余此次举动，初当骇怪，继必坦然。盖母亲素明大义而有胆识，必不以予为不肖，从而忧虑之也。”所谓“此次举动”，即指护国战争。可见，他甚至从未对至亲有所透露。

　　1915年8月，托词“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何者适于中国”“筹一国之治安”的筹安会成立。之后，梁启超发表了他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直指“筹安会”以立宪为名恢复帝制、实为破坏国体的荒谬。

　　作为梁启超的得意门生，蔡锷却反而在8月25日约集“军界要人会议”，首先签名，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在梁启超的文章发表之后，他在北京四处称：“我们先生是书呆子，不识时务。”

　　但事实上，在筹安会发表宣言的第二天，8月15日，蔡锷就搭乘晚车前往天津，找梁启超密商。此后，差不多每周都去。在他终于能托病离开北京之时，他的第一站同样是选择前往天津，与梁启超会合。

　　虽然大家宁愿相信蔡锷在小凤仙的掩护之下脱身离京的戏剧情节，但这早已被史学界证明为传说而非历史。

　　根据《政府公报》的信息，1915年10月到11月下旬，蔡锷4次向袁世凯请病假，就医地点从北京到天津再到日本，袁世凯统统批准，且在最后一次报告上批示：“呈悉。一俟调治就愈，仍望早日回国销假任事，用副倚任。”

　　也有人认为，后3次请病假均为蔡锷离京之后的先斩后奏，袁世凯已经无可奈何，只能让《政府公报》刊出，以给人造成蔡锷仍在掌握之中的假象，但他显然已经大感不妙。“筹安会”的核心成员杨度也提醒袁世凯：“此人一去，无异纵虎归山，放鱼入海，从此我华无宁日矣。”

　　护国战争

　　1915年12月19日，蔡锷抵达昆明。22日晚，和另外37人歃血为盟，其誓词为：“拥护共和，吾辈之责。兴师起义，誓灭国贼。成败利钝，与同休戚。万苦千辛，舍命不渝。凡我同人，坚持定力。有渝此盟，神明必殛。”

　　23日，蔡锷和唐继尧共同署名，向袁世凯发出了著名的护国战争第一电——“漾电”。这已是最后通牒：“吁请取消帝制，惩办元凶，足征人心大同，全国一致⋯⋯并发命令永除帝制。如天之福，我国家其永赖之。否则土崩之祸即在目前。噬脐之悔，云何能及。痛哭陈词，屏息待命。锷、戡同叩。”

　　袁世凯没有回应。

　　12月25日，唐继尧和蔡锷等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拥护共和，反对帝制”。誓师之时，蔡锷称：“吾侪今日不得已而有此义举，非敢云必能救亡，庶几为我国民争回一人格而已。”

　　有史学家称，袁世凯至死都不能理解蔡锷之所以反对他称帝，竟然不是为了一己的野心，而是“为四万万国民争人格”。但蔡锷却的确做到了。在护国战争接近尾声之时，他多次表示将功成身退，在家书中写道：“而大局稍定，争权夺利者，必蜂拥以出。予素厌见此等伤心惨目之情状，不如及早避去之为得。一俟局势略定，即当抽身隐退，或避居林泉，或游海外。”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逝，护国战争结束。蔡锷被继任的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任命为四川督军兼省长。但他很快辞职，飘然东瀛，并病逝于彼。

　　在上海举行的蔡锷追悼会上，梁启超说，在护国战争之前，他们曾经相约：“此次举事，如不能成，决不亡命外洋，使国事更不堪问。故誓言各事不成，情愿身亡。”

　　在蔡锷不多的遗物中，有一把护国战争时用的指挥刀。包裹刀柄的鲨鱼皮上嵌有铜质镀金花饰，既有菊花，也有五色旗、铁血十八星旗和五角星，以及那深深刻上的“共和”二字。★

　　(本文写作参考了谢本书著《蔡锷传》、丁中江著《北洋军阀史话》、陶菊隐著《武夫当国》、李剑农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唐德刚著《袁氏当国》、傅国涌著《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李新宇著《大梦谁先觉：近代中国文化遗产发掘》等书。)

　　致各省将军巡按使等电(1915年12月31日)(节选)

　　先圣不云乎，乱贼之罪，尽人得而诛之。况乃受命于民，为国元首。叛国之事实既已昭然，卖国之阴谋行且暴露，此而不讨，则中国其为无人也已。呜呼！国之不存，身将焉托！而立国于今，抑何容易。方合兆众为一体，日新月异，以改良其政治，稍一凝滞不进，已岌岌焉为人鱼肉是惧。况乃逆流回棹，欲袭中世纪东方奸雄之伎俩，弋取职位，而谓可以奠国家，安社稷，稍有常识者，当知其无幸也。袁氏对于国家，既不自知其职责之所在；对于世界，复懵然不审潮流之所趋⋯⋯

　　尧等或任职中枢，或滥竽专阃，为私计则尊显逾分，更何所求？与袁氏亦共事有年，岂好违异？徒以势迫危亡，间不容发，邦之杌陧，实由一人。亦既屡进痛哭之忠言，力图最后之补救，奈独夫更无悔祸之心，即兆众日在倒悬之诚，是用率由国宪，声罪致讨，翦彼叛逆，还我太平。义师之兴，誓以四事：一曰与全国民戮力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不发生；二曰画定中央地方权限，图各省民力之自由发展；三曰建设名实相副之立宪政治，以适应世界大势；四曰以诚意巩固邦交，增进国际团体上之资格。此四义者，奉以周旋，下以侥福于国民，上以祈鉴于天日。至于成败利钝，非所逆睹，惟行乎心之所安，由乎义之所在。天相中国，其克有功。敢布腹心，告诸天下。

　　蔡锷是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卫士

　　蔡锷的立场和原则是高度一致的。当年之所以反对武力讨袁，是因为讨袁将直接挑战共和法治；后来之所以高举讨袁义旗，是因为袁世凯复辟称帝，已经是共和国的叛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卫士。

　　由蔡锷领导的护国战争打的是这样一场硬仗，是中国政治制度现代化过程中的一场保卫战，是历史前进与倒退的一场争夺。蔡锷堪称保卫共和的元勋，是共和国的再造者。正是由于蔡锷领导的那场护国战争，才使得后来想当皇帝的人无一胆敢公然加冕。

　　李新宇(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