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功不必自我成

　　这个寡言重行的人，始终站在孙中山的身边和身后，将满腔的情感和满腹的智慧，化作无以伦比的行动力，留在了奔向共和的路上

　　本刊记者/张蕾

　　1914年的一天，美国人林百克收到中国人黄兴寄来的一个大包裹。

　　此前的9月29日，两人曾于芝加哥会面。这位在菲律宾做过法官、一贯同情中国革命的美国人，向第一次造访美国的黄兴提出，希望能为他写传记，为此，请他写些可用于传记的材料。

　　现在，黄兴如约寄来了包裹。动手拆包时，林百克激动得“手有点发抖”：“我想，那里面装着一位英勇的将军的生活历史资料。”他小心翼翼地把包裹打开，“像朝圣的信徒展读圣书一样”。

　　包裹里，是一份用打字机打成的、长长的文件——吁请美国朝野支持中国的民主政体，反对袁世凯篡国。无一字涉及黄兴个人的勋业和生活。

　　黄兴，字克强，与孙中山并称为“开国二杰”，章士钊的挽联称“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武昌首义前，革命党人所经历的10次革命，大都由黄兴主持，“几乎是无役不与”。章士钊早年在《沈荩》一文中说：“吾闻之：在海外谈革命者万人，不如在本国谈革命者得十人；在租界谈革命者千人，不如在内地实行革命者得一人。”黄兴是甘冒巨险和深入虎穴的人，这是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们的共识。

　　这个寡言重行的人，始终站在孙中山的身边和身后，将满腔的情感与满腹的智慧，化作无以伦比的行动力，留在了奔向共和的路上。

　　“谷中一鸣，众山皆应”

　　1910年5月30日，黄兴致信孙中山，讨论9次武装对抗清廷之起义失败后，革命的走向和计划。

　　黄兴在这封信中指出，推翻清政府最好的力量，就是它自己的军队。他分析了新军起义流产以后的广东形势，断言：尽管此前遭遇种种挫折，但是，“图广东之事，不必于边远，而可于省会”。这修正了孙中山长久以来主张的于边远地区起事的观点。

　　在结论中，黄兴预言：革命一经在一省爆发，各省将闻风而动，“必有谷中一鸣，众山皆应之象”。

　　胡汉民评价说：“其后进行计划，大略如书中所言。”

　　其实，早在1903年11月4日，在华兴会成立会上，黄兴就对武装斗争的战略和策略问题有过完整而富于远见的论述：

　　本会皆实行革命之同志，自当讨论发难之地点与方法以何为适宜？一种为倾覆北京首都，建瓴以临海内，有如法国大革命发难于巴黎，英国大革命发难于伦敦。然英、法为市民革命，而非国民革命。市民生殖于本市，身受专制痛苦，奋臂可以集事，故能扼其吭而拊其背。若吾辈革命，既不能借北京偷安无识之市民得以扑灭虏廷，又非可与异族之禁卫军同谋合作，则是吾人发难，只宜采取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

　　赴日留学是黄兴一生的转折点。1902年夏，黄兴被官派至日本弘文学院习师范。他的朋友和传记作者刘揆一称，他在那里学习到的西方知识，使他成为一个民主共和政体的鼓吹者。

　　1903年夏，黄兴回到长沙主持明德学堂新成立的速成师范班工作，兼任历史、体操等课目教员。“他的图画很好，白天上课在黑板上画瓜果，晚上计划革命。⋯⋯当时湖南所有各中学的学生都归附他。”他的同事张继曾如此回忆。

　　一次，黄兴在动物课上给学生讲鱼类，用盆端来一条活鲤鱼。他从讲鱼类的构造和基本特征，引出“鲤鱼跳龙门”的成语，对学生们说：鲤鱼是不可能成龙的。只是中国历史上有人想通过造反当皇帝，所以才有鲤鱼跳龙门的传说。然而，中国换了不少皇帝，百姓们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法国革命党人比别人聪明，他们在革命成功后将政体改为民主共和制，再也不要皇帝了。这样，百姓们才有了平等和自由。

　　语云：“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可这个黄秀才却不如此。流传至今的黄兴照片显示，这位共和元勋面庞白净，双眼皮，眉毛不枝蔓，眉眼搭配起来颇显平和，他不同时期面容上的最大区别，只在于胡子的样式。但是，在他身上，旧式知识分子的摇摆特性，几与其绝缘。

　　据李书城回忆：“弘文学院同学每晚都在自习室讨论立宪和革命的问题，最初颇多争论，以后主张排满革命的占了多数。黄克强先生在同学中一向是笃实厚重、不多发言的，但他把问题看清楚了，决定自己应走的道路以后，意志即异常坚决。”

　　有一晚，黄兴与一些同学争论得很激烈，气急得说不出话来，竟将手中的小茶壶掷地摔碎。他从事革命的决心，“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动摇的”。

　　“钱！您有钱吗？”

　　1910年6月15日，孙中山从夏威夷返回日本，与黄兴在横滨晤面，商讨第10次起义(即黄花岗起义)事宜。

　　这次在横滨的见面，同盟会成员、日本友人萱野长知也在场，他记下了当时的情景：

　　孙逸仙乘坐的美国轮船刚刚靠岸，黄兴就跳上船去。两人久别重逢，极少谈论私事，很快转入对革命形势的讨论⋯⋯

　　当黄兴快要离开时，他对孙说：“哦！对了，钱！您有钱吗？”孙回答说：“是的，我有。”并把满满一皮箱的钱指给黄兴看。孙刚刚从美国归来，在那里，他向华侨募集了资金。

　　黄兴根本没有估量箱里的钱数，提起皮箱，准备告辞。忽然，好像记起了什么似的，他说：“哦！对了，我最好还是给您留点，也许您有时需要钱用。”顾不及点数，他留给孙几束钞票，走了。

　　目睹这一幕的萱野长知深受感动。“金钱的予者和受者，似乎都对金钱的总数毫不在意。这两位领袖之间终生不渝的感情，不能仅仅表述为一般的‘同志关系’；他们对待金钱财务的态度，也经常与此次相同。”

　　孙、黄日本会晤后，黄兴归国，具体部署起义。

　　根据黄兴当时的设想，是以广东省会一役，唤起全国革命之力量。革命一旦在广东获胜，黄兴便将率军北上，直捣湘鄂。虽然黄花岗起义没有实现这一点，但武昌起义及其后续事态，则正好符合了黄兴对国内局势的预判。

　　为了与两湖和长江下游诸省在行动上协调一致，早在二月间，黄兴派谭人凤携款二千元到中部省份，去资助那里十分活跃的革命势力，“组织当地的起义，与计划中的南方起义相呼应”。

　　黄兴的部署一贯缜密。但当时他大概也没有想到，谭带去的二千元，对改变历史的武昌起义，产生了意料不到的直接影响。

　　谭人凤带着黄兴的嘱托，携款来到湖北。通过同盟会中部负责人居正，同共进会的负责人孙武进行了磋商；通过同盟会成员胡瑛，会晤了文学社的负责人。谭人凤给居正六百元，给孙武两百元。用这些钱，他们在汉口的法租界、俄租界和武昌设立了起义的秘密机关。孙武后来偶然引爆了一颗炸弹，促使武昌起义提前举行，就是在这里。

　　对孙中山的事业“绝无妨碍”

　　武昌起义火种燎原，很快，清帝逊位，民国成立。但不久，宋教仁遇刺案就震醒了本想功成身退的革命党人。反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共和频遭挫折。

　　在这种形势下，孙中山开始思考革新党务，组建新党。

　　1914年1月，孙中山创建新党的构想已经十分明确。在他看来，“二次革命”的失败，在于纪律涣散，党员不服从党魁。因此，新党拟定名为“中华革命党”。党的总章规定，党员入党必须立誓效忠于孙中山，并于誓约署名下面加盖指模。即使是以前加入过同盟会或国民党的人，现在加入新党也要重立誓约。

　　作为革命党内的二号人物，黄兴极力反对该条款。他认为，这违反了民主革命的精神。他说，党员是为革命事业而奋斗，而不是为了某一个人。此外，在誓约上按捺指模，对党员更是一种侮辱。

　　黄兴的女婿、美籍华裔学者薛君度认为：“对于以建立现代民主政体为宗旨而刚刚推翻一个君主专制王朝的革命党人来说，要他们宣誓效忠于某一个人，其难以接受是可以理解的。”

　　黄兴拒绝加入新党，对于党的团结自然是极严重的打击。此后，在整个中华革命党的历史上，协理一席始终阙如(中国同盟会成立之时，孙任总理，黄即为协理)。

　　为此，孙中山到黄兴寓所访问，对此规定加以解释，但未能把黄说服。

　　两人也一再通信讨论。孙中山在1914年5月29日的亲笔信中说：

　　弟有所求于兄者，则望兄让我干此第三次之事，限以二年为期，过此犹不成，兄可继续出而任事，弟当让兄独办。如弟幸而成功，则请兄出而任政治之事。此时弟决意一到战场，以遂平生之志，以试平生之学。今在筹备之中，有一极要之事求兄解决者，则望禁止兄之亲信部下，对于外人，自后绝勿再言“中国军界俱是听黄先生之令，无人听孙文之令者。孙文所率者，不过一班之无知少年学生及无饭食之亡命耳”。

　　黄兴则认为，“二次革命”的失败，是一时的，不是真正的失败。最后之胜利，一定会来。所以，应该从根本处着手，“所抱之主义发挥而光大之，不为小暴动以求急功，不作不近情言以骇流俗，披心剖腹”。他建议孙中山，“宜宽宏其量”，以更开放而非更封闭的心态来面对局势，“使异党之有爱国心者有所归向”。

　　对于孙中山要他两年不问政的请求，黄兴认为，革命是为了改良政治，是一种“天职”，“非为一公司之权利可相让渡、可能包办者比”。但是，他答应，对孙中山的事业“决无妨碍”。

　　两人反复讨论，没有什么结果。6月3日，孙中山在一封亲笔复信中，又一次希望黄兴“能静养两年，俾弟一试吾法”。

　　虽然对孙中山的“试验”极为不满，黄兴也没有接受其他党员劝其另组党派的建议，信守着对其事业“决无妨碍”的承诺。他在给孙中山的信中说：“自闻先生组织会时，即日希望先生日加改良，不愿先生反对自己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弟并未私有标帜以与先生异。”

　　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成立时，黄兴已经离开日本，飘然远走美国了。

　　至此，有“中国的拿破仑”之称的黄兴，彻底告别了一生奋战的沙场，转而从事宣传与筹款的工作。他的“兴趣似乎以教育、市政规划和发展工商业为主”。

　　“大目标是一致的”

　　1916年6月22日，黄兴由日本返抵上海。直到4个月后病逝，他都住在法租界福开森路393号。

　　7月，“护国运动”结束后，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宣告停止一切党务。

　　在这段最后的时日里，黄兴与孙中山时相过从。薛君度认为，他们意识到，“前此的分歧，多起因于气质性格和处事方法的不同，大目标则是一致的。”

　　遥想当年，1905年，孙中山和黄兴在日本东京的凤乐园初会，共商建立中国同盟会之事。此前，素不相识的二人一个在广东建立了兴中会，一个在湖南建立了华兴会，两会在名称和政纲上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既不是因袭，也不是巧合，它只能说明孙、黄两位资产阶级革命家在未谋面之前，对于三民主义所包含的某些思想都有了相同或相当的认识。”学者文风说。

　　1905年8月13日，同盟会成立前夕，黄兴与宋教仁、张继、程家柽等发起留日学生欢迎孙中山大会。孙中山在大会上作了近两个小时的长篇演说，博得了一阵阵经久不息的掌声。

　　作为策划者的黄兴没有在大会上讲话。但此时，他“拉下了一点帽子，满脸笑容，为大会的成功感到高兴”。★

　　(本文写作参考了薛君度著《黄兴与中国革命》、邓江祁著《黄兴三民主义思想研究》、萧致治等著《黄兴与辛亥革命》、石彦陶、石胜文著《黄兴传》、刘泱泱编《黄兴集》等书。)

　　黄兴政治主张的核心是“平民政治”

　　黄兴的政治主张，其核心是鼓吹实行平民政治，把国家建设成为一个人民所共有的共和民国。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公仆论”。他认为在共和制的国家里，下至各级官员，上至大总统，都是受人民雇用的“人民公仆”，应该忠诚为人民办事。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黄兴能以清醒的头脑，审视社会的发展，把握时代的脉搏，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由于时代和条件的局限，他的建国理论零散而不系统。

　　另外，民国初年，孙中山的建国主张尚未形成系统文字。如果把民国初年孙中山在这方面的言论和黄兴比较，可以看出，有些方面还不及黄兴。这是值得注意的。

　　萧致治(武汉黄兴研究室主任)

　　在屋仑华侨欢迎会上的演讲(1914年7月26日)(节选)

　　夫政治不良，人民有改革之责任，西哲所谓革不良政治之命，被治者之天职是也。然满清时代，政治恶劣，莫可名状，于是有武昌之革命。彼论者每谓此次之革命，仅为种族之革命。岂知所谓种族革命者，乃革命之一种手段。而革命党人之主张，则推倒满清之后，建设一完全共和国家，以实施其平民之政治，然当含有革命之性质者也。夫既欲求政治之良好，而后出死力奔赴革命，乃今于革命之后，而政治之恶劣竟较甚于未革命之前，则孰非人类，而谓能与之终古乎？此第二次革命之所由起，即完全谓之为政治革命者也⋯⋯

　　二十世纪为民权发达之时代。故立国于世界上，无论为民主立宪，为君主立宪，民权蓬勃，无可压抑，论者谓将无复君主之存在。盖大势所趋，人人皆知共和为最良之政体也。故各国人民政治之思想，必不甘屈服于政府专制之下，虽至革命流血，起而与专制政府抗，亦所不惜。今年以来，各国革命风云弥漫于世界，大都为政治问题而起。我国名为共和，乃袁世凯所行暴政犹胜于专制君主，解散国会，消灭《约法》，不伦不类之共和，不独为各国所讥笑，亦断无存立于世界之理。今日国民为政治竞争，实感受世界之思潮，有不然而然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