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记者 赵东东 记者 刘振冬 北京报道

　　带着2000头猪、1000只羊和113台农用机具，有着“中国首善”之称的陈光标(微博)在贵州毕节市开了一场另类的个唱会。陈光标在慈善事业上屡有惊人之举，已被公众所熟知，赞赏和批评者各执一词。支持者认为陈光标捐出真金白银，无论形式如何干的是“实在事”。而反对者则对陈光标嗤之以鼻，指其作秀，有伤社会风气，甚至质疑其借慈善之名经商敛财。

　　和陈光标个人慈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官办慈善机构在一系列丑闻后面临的信任危机和民间慈善机构举步维艰的生存境地。业内人士认为，去行政化、法制化和规范化应该是慈善机构今后发展遵循的原则，也将是民间慈善事业最终的发展方向。

　　陈光标式高调慈善越挫越勇

　　9月25日晚，贵州省毕节市政府门前广场，一身白衣体型偏胖的中年男子在舞台上深情款款地演唱着《我的中国心》，台下是近万名前来捧场的当地群众，演唱者不是香港歌手张明敏，而是有着“中国首善”之称的陈光标。舞台背景上“一路慈善一路歌———陈光标走进毕节新慈善联欢会”的字样表明了此次演出的目的。

　　当天晚上，陈光标宣布捐赠给毕节老百姓2000头猪、1000只羊和113台农用机具，这些物资全部到达了演唱会现场，并戴上了红色的丝带。对为何到毕节进行捐赠，陈光标表示，两年前因捐赠500台教学电脑和两部商务车，成为毕节市的荣誉市民。但两年间感觉没有为毕节做太多的贡献，于是，就在8月初作出了“在毕节办慈善个唱”的决定。

　　“人类已经无法阻止陈光标了！”有网友这样调侃陈光标此次开个唱捐猪、羊和农用机具的行为。而之前陈光标曾因给灾民发放现金引起争议，这次他的解释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一对公猪母猪现在值两千多元，农民朋友领回家养上10个月，生了小猪就能收入几万块，他希望能帮农民朋友脱贫致富。

　　作为“中国首善”，陈光标生于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天岗湖乡，一个贫困之地。儿时，他的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先后因家庭贫困死于饥饿，饥饿给陈光标留下了恐惧的记忆，也激发了他改变命运，脱贫致富的想法。和中国第一代成功企业家一样，陈光标在市场经济中几经成败历练，风雨波折，最终打造了属于自己的事业和财富。

　　如今，作为江苏黄埔再生能源有限公司掌舵人的陈光标，因热心慈善已成为明星企业家和媒体关注的焦点。记者发现，在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官网底部的友情链接中，中国红十字会(微博)、中华慈善总会、中国光彩基金会、中国爱心公益网、江苏省红十字会赫然在列，这是其它企业网站所罕见的。

　　在慈善事业上，陈光标一路走来，荣誉随捐赠额度一同增加。“2008中国慈善排行榜”，陈光标因在2007年全年共捐出1.81亿人民币居首，获得“中国首善”的称号；“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陈光标率领其公司组织的救援队伍积极参与救灾，累计向灾区捐赠款物合计2130万元；时间相隔不到两年的2010年4月14日，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发生7.1级地震，陈光标在西宁购得21台吊机、推土机及挖掘机等救援设备后，第一时间抵达玉树县开展救援行动。

　　陈光标的行善半径已延伸至台湾地区甚至邻国日本。今年1月27日，陈光标到台湾捐献5亿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1.134亿元)救济台湾低收入家庭及弱势族群；3月11日，日本发生里氏9.0级大地震，陈光标在得知日本地震的消息后，当晚乘飞机转道香港飞赴日本，参与相关救灾工作。求援和行善途中，陈光标不但给当地居民发放口罩等救灾物资，还从废墟中救出了一名妇女。

　　在陈光标高调行善时，他也曾表示，很多企业家在做慈善时有“三怕”：一怕捐款之后税务部门查账；二怕当地政府部门“化缘”；三怕各种各样的上门求助者。

　　热心慈善的壮举为陈光标带来了称赞和掌声，“中国首善”的荣誉光环更是让这位企业家成为舆论的焦点和媒体追逐的对象。在网上，有人戏称陈光标为“民间民政部长”。

　　但同时，陈光标高调行善的方式却遭到了很多的批评和质疑。2010年1月，陈光标因为西部贫困地区募集善款，将3300万元人民币砌成一道钱墙引起争议；在台湾派发5亿新台币红包，引来受助者下跪致谢被指责；在日本救援时带摄影团队拍照被指作秀。近日，更是因为带头倡导低碳绿色出行亲手砸掉一辆大排量奔驰车引发网友围观，不少人指其作秀、沽名钓誉。更有甚者，一位网友得知陈光标的弟弟在当保安，妹妹在饭店洗碗时，引用苏洵《辩奸论》中“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向陈光标发难。而陈光标式的高调慈善被相关人士称为暴力慈善，伤害个体尊严和权利，与慈善本质相违背。

　　对于公众的质疑和指责，陈光标同样高调地予以回应“面对国家突发灾难，我在做什么？指责我的朋友，你又在做什么？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够扪心自问。”陈光标曾以形象的语言描述他的财富观：财富如水。如果你有一杯水，你可以独自享用；如果你有一桶水，可以存放家中；但如果你有一条河，就要学会与他人分享。更有官方媒体称，对陈光标这样的行善之人，不妨多份理解，“高调行善”不应该比“低调不行善”更受到质疑，慈善事业的制度缺陷不应该由个人“买单”。

　　一样的慈善 不一样方式和效果

　　美国人卡耐基曾有言，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2010年6月，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发起了一项名为“捐款誓言”的认捐倡议，并得到美国40个超级富豪家庭的支持，并承诺在有生之年或身后把至少一半的财富捐献给慈善事业以回报社会。其中，签名者包括洛克菲勒家族掌门人大卫·洛克菲勒、花旗集团前董事长桑迪·韦尔、酒店业巨头希尔顿等人。但此项承诺并不具备法律效应，即便承诺方届时反悔，或因其他原因未能履行承诺，也不需承担法律责任。

　　随后，两人前往中国，于当年9月29日在北京昌平拉斐特城堡庄园举办了一场慈善晚宴，至少邀请了50位中国富豪参加。由于担心被劝捐，尽管请柬上已经写明嘉宾无需做出捐款承诺、且不会有媒体参与报道，仍有少数人拒绝了出席晚宴的邀请。

　　作为受邀嘉宾之一，陈光标则用一份“厚礼”回应了盖茨和巴菲特的这次中国慈善之旅。他在致盖茨和巴菲特的一封公开信中称“将做第一个响应并支持你们行动的中国企业家。在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将不是捐出一半财富，而是‘裸捐’———向慈善机构捐出自己的全部财产。这也是我给你们两位先生中国之行的见面礼。”

　　对于中国富豪慈善积极性不高的原因，陈光标曾表示，一是许多富豪是第一代创业者，刚刚从贫困中走出来，还没有形成很强的做慈善的自觉意识。二是对慈善事业的宣传和传播不够，有不少人做了大量慈善工作，但社会上未必知道；三是也有一些富豪捐了款后，不愿意宣传，害怕带来更多的麻烦，比如税务检查、被要求捐款等。

　　而此次陈光标高调宣布“裸捐”又触动民众敏感神经，再次被推倒舆论的风口浪尖，招致很多人的质疑和谩骂。有人称其“别有用心”。原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不解“我们对得起陈光标吗？我们对得起陈发树吗？每当有人站出来捐献，媒体和民间总是充满了对这个人道德质疑的声音。只有善意的压力才会促进慈善，这种恶意的揣测只会打压慈善心。”

　　尽管从事慈善的最终目标相同，但陈光标和盖茨、巴菲特的行善方式却大不相同。巴菲特通过捐赠盖茨成立的盖茨基金会这一非政府公益组织，为相关公益慈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与政府无关，与微软公司无关，公益性彰显。同时，盖茨基金会由专业工作人员运行，并由会计事务所毕马威审计的财务报表和年度活动报告，运行规范并接受社会和媒体的监督。盖茨基金会得以良好运行的原因除完善的法律法规和制度规范外，成熟的社会慈善文化也是重要原因。

　　比较而言，陈光标从事慈善主要是通过动用公司的财力和人力直接向被捐助对象捐赠现金或实物，捐助对象具有随意性且捐赠财物数量难以统计。同时，由于其慈善行为和政商联系紧密，成为遭受外界诟病的理由之一。曾有媒体质疑其“诈捐”和借慈善名目经商敛财。

　　当陈光标的高调慈善行为刺激公众眼球的同时，一个叫做“郭美美”的女孩让中国红十字会美不起来。今年6月20日，新浪微博上一个名叫“郭美美Baby”的网友颇受关注，因为这个自称“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的20岁女孩，其认证身份居然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中国红十字会自此陷入舆论的风口浪尖，批评和质疑迅速涌来。

　　尽管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随后发表公开声明表示“郭美美”与红十字会无关，但其中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利益纠葛造成的负面影响使中国红十字会的正面形象遭到巨大削弱。无独有偶，其后接连发生的慈善总会“尚德诈捐门”、青基会“中非希望工程”等事件更是透支着公益慈善机构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以及民众对其的信任。对于慈善机构爆发的一连串丑闻，公众不禁要问，他们的捐款是变成灾民手中的面包，还是郭美美的玛莎拉蒂？对此，有分析人士称，陈光标高调直接捐赠现金和实物的方式正是对于有关公益慈善机构的不信任。

　　民政部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全国捐赠数据监测显示，3～5月，慈善组织接受捐赠总额62.6亿元，而6～8月总额降为8.4亿元，降幅86.6%。地产大鳄潘石屹在微博中感慨：中国的慈善基金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如果有大灾大难发生，这样的信任危机，受苦的就是灾区的人们了。国家要痛下决心，马上进行慈善体制的改革，再不能等了。

　　体制障碍制约民间慈善发展

　　目前在中国，市场经济作为首次分配的主导机制有力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也导致了分配不公、贫富差距等现象。而以财政收入为基础的二次分配，不能完全承担所有公民应享有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体系亟待进一步完善。因此，慈善机构等社会团体应当承担起应有的职责和作用，慈善事业作为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不仅事关崇高的人道主义事业能否发扬光大，还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但由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等原因，民间慈善机构的发展壮大一直受到限制和发展瓶颈。

　　根据国务院2004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基金会分为面向公众募捐的公募基金会，和不得面向公众募捐非公募基金会。据了解，公募慈善基金会一般都有政府背景，例如：红十字会、希望工程等。非公募慈善基金会都是民间慈善基金会，多以企业捐款和特殊组织捐款为主，如李连杰创立的壹基金(微博)等。

　　在慈善基金的设立上，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原始基金不低于800万，地方性公募基金不低于400万，而非公募基金会不低于200万。在原始资金合格的情况下，需寻找同意其挂靠的业务主管单位，并向业务主管单位申请设立，然后再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设立登记，其中全国性公募基金会的登记管理机关为民政部，地方性公募基金会对应的是地方民政部门。最终经过登记管理机关出具准予设立登记的批文并抄送业务主管单位，在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发布公告。

　　以红十字会、希望工程为代表的公募基金由于特有的政府背景和可以向全社会招募的体制优势，成为中国慈善事业有力推动者，其在民间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不言而喻。但由于和政府存在天然的联系，许多慈善组织存在行政化和官僚化等弊端。有学者指出，政府在慈善组织的管理、资金募集、人员组成等方面掌握主导权。例如，中华慈善总会主要是依托于民政部建立；中国青少年基金会是从团中央分化出来的；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脱胎于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等。

　　同时，一些公募慈善基金因运行成本高、效率低下和信息披露不透明等问题屡遭社会诟病，而这些问题也在民间的私募慈善基金上也不同程度得存在。可以说，“郭美美”事件爆发，是公众对慈善基金郁积已久不满情绪的集中释放。对此，国务院领导和民政部领导都曾明确表态，要提高慈善机构的透明度，要完善报送制度，建立公共信息平台。

　　而国外慈善基金由于成立时间较早，运行成熟，在辅之完善的法律制度和监督，已成为社会不可或缺的公益组织。以盖茨慈善基金为例，在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同时，及时披露资金的运行情况，各种慈善项目进展报告和财务报告需向社会公开。中国的民间慈善基金却由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等原因，从发展到壮大，一路走来，步履蹒跚。

　　2007年4月19日，“李连杰壹基金计划”在北京正式启动，其后，在汶川地震、玉树地震、云南大旱、舟曲泥石流灾害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中国较有影响力的慈善组织。按规定，成立民间慈善基金会必须先找到“挂靠单位”才能获批，壹基金最终挂靠中国红十字会名下，借助中国红十字会的名义向社会公开募捐，但没有自己独立的公章和独立账户，筹得的所有善款都进入中国红十字总会下属的银行账户，经专门管理委员会审批才能划拨善款。

　　2010年9月12日，在参加《面对面》节目接受主持人柴静的专访时，李连杰曾表示，壹基金是一个已经生了的孩子，但是没有身份证，身份和法律结构模糊，在遭受公众质疑的同时，甚至面临夭折的可能。早在壹基金成立之初，李连杰和中国红十字会有三年之约，期限至2010年年底。后来，经多方努力和相关配套制度改革，李连杰壹基金已经在深圳市民政局成功注册为公募基金会，成为首个民间公募慈善基金，也为其他有转型需求的基金和非公募基金会提供了借鉴意义。

　　有分析人士认为，像壹基金这样的民间慈善组织身份的困境源于政府与民间角色的错位，政府的大包大揽不仅垄断了民间社会的职能，也增加了慈善的成本。

　　在民间慈善基金的成立和运行中，慈善基金本身和挂靠主管单位之间存在合作关系的同时，也存在着各种利益纠葛，甚至矛盾。民间慈善基金害怕挂靠主管单位行政监管过度，丧失独立性；挂靠单位顾忌到慈善基金的“民间性”，万一出现政治风险和贪污腐败，会容易激起公愤，引火烧身“麻秆打狼两头怕”，两者之间的关系可见一斑。

　　同时，也有业内人士认为，公募慈善基金与非公募基金处在一个不平等的竞争格局之中。因为向公募组织捐款可以免税，而向非公募组织捐款则需要缴纳很高的税金，这无疑是一种税收制度上的歧视。

　　8月26日，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副司长徐建中表示，民政部计划将公益慈善类组织，统一从社会组织中拿出，单独由慈善司负责，开展单独的行业监管。公益慈善类组织将首先改变先找“业务主管单位”，再到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双头管理局面。这也意味着持续了多年的“双头管理体制”迈出实质性的改革之步。

　　对于慈善事业的未来之路，业内人士认为，官办慈善机构应该在不断去行政化的过程中增强自身独立性。而民间慈善组织必须得到政策和法律的支持，在降低民间慈善组织注册登记门槛时，给予其独立的公募资格，并通过保护慈善组织及捐赠人的合法权益，完善税收减免政策。而民间慈善机构应该自觉接受政府和媒体的监督，建立起规范的慈善项目运行机制而和信息披露制度。去行政化、法制化和规范化是民间慈善今后发展应遵循的原则，也将是民间慈善事业最终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