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最爱看书，最讨厌应酬，”妻子植符兰回忆起高华年，说，“他总是一个人躲到书房里。”静守书斋、淡薄名利，是这位语言学大家给世人留下的形象。9月18日，高华年离去，带走了中山大学最后一片西南联大的云彩。

　　1916年，高华年出生于福建南平市。1940年代求学于西南联大，师从早期中国语言学界“三巨头”之罗常培、李方桂。“赵元任是现代语言学的开山祖，罗常培继承了赵元任，高先生又是罗常培的得意门生。”中大中文系教授傅雨贤说。

　　在西南联大，高华年深入周边山区，调查研究少数民族语言，并练就一项“绝活”——“凡人类发出的任何声音，他都能迅速辨音，加以模仿，用国际音标记录下来。”傅雨贤说。审音、辨音、记音是语言学最重要的基本功，高华年这方面的才华远在他人之上，“罗常培之后，他是中国审音辨音第一人。”

　　罗常培对高华年很赏识，他在《苍洱之间•蜀道难》中写道，“……高华年君治纳苏语和窝尼语，都有相当的成绩。”求学期间，高华年用两年时间完成了十七八万字的论文，罗常培知其经济拮据，亲自给时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代系主任的冯文潜写信，推荐其为教员。 

　　更多的历史细节，已无人知晓。跟随高华年五十载的傅雨贤，从未听他叙述与名人的交往。只是在一次学术探讨中，高很有兴致，才说了一句，“当年罗先生对我严格到了苛刻的地步，一个标点也不能错。”

　　高华年喜欢给妻儿讲西南联大的趣事，他会讲当年男青年们追求林徽因的盛况，会讲学生去罗常培家玩闹，楼上的陈寅恪有时用拐杖笃笃地敲，大家便静默不语。植符兰问他，我把它们记载下来，以后出版好不好？高赶紧制止，“千万别。” 

　　他时常对着镜子发各种古怪的音，自得其乐。有时他对着孩子发音，植符兰看着父子三人穿越在各种人类奇特的语音当中。

　　两个孩子——高植生、高符生都以妻子植符兰的名字命名，学生曾问，如果再有老三，就取名“高兰生”吗？高笑着点头，“是的”。

　　高华年一生曾有两次重要的选择。1949年蒋介石撤离台湾，飞机停在机场接教授们离去。当时高已是南开大学副教授，在受邀之列，但他选择南下到岭南大学。另一次是1954年院系调整，中大语言学系并入北大，当时只有高和几位老师留下来。之后，他担任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主任，再没离开过中大。

　　1958年，他完成了《彝语语法研究》一书，奠定了在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领域的地位。除此之外，他还研究语言理论、方言等。早在1950年代初，高华年对植符兰说，“你是广州人，以后你来发音，我来记音，一块做广州方言研究。”两人于是研究了近十年。成果出来时，却遇上了文化大革命。

　　幸好，高华年并没有遭遇太大的磨难。对于政治，他保持着疏离寡淡的态度。在1949年之后的政治运动中，他极力躲避。逃不掉的，就随大流，说几段报纸登的话敷衍了事。直到1980年，《广州方言研究》得以才在香港出版，这是国内第一本系统研究广州方言的著作。高植生记得，那时他们反复校对，一人念原稿，一人对着印刷本，“标点符号都不能错”。

　　高华年对学生很严格。1950年代，学生到家里来上课，每个人要对着老师发音，直到完全正确。后来，他的学生遍布各地，其中有著名的语言学界“七君子”。

　　傅雨贤依然记得80年代的一个故事。那时一个外校研究生由于本校没有硕士授予点，申请来中大参加答辩。高华年看到学生论文探索了新领域，十分高兴，便叫傅帮其修改。傅修改了三天三夜，把论文交给高华年。高看完说了一句：可以答辩了。

　　中文系教授张维耿说，高华年从不“言己之长，言人之短”，评级和津贴也从不主动要求。高华年曾申请博士点，没通过，张让他再次申请，说反复申请就能成功，高不愿意。

　　高华年晚年时，有人请他上电视，他拒绝被围观；有人高薪请他到香港当博导，他也拒绝。他成天在书房修改自己的著作，看学生的书，给他们写序。“每写一篇，都要把书看完。从不乱写一个字。”植符兰说，他指出错误之处，说，“不能让一句错的流传出去，说那是高华年说的。”

　　几年前，他摔了一跤，骨裂。此后又摔了多次。傅去看他，他总说，自己活得太累，想走了。在医院的隔离房，他度过最后几个月。有人痛哭，有人叹息，随着老学人的离去，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在南方也就失传了。这是一个冷门的领域，异常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