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开展业务，始终坚持把银行独立发展和信誉放在第一位，力图摆脱政府的干涉和控制

　　本刊记者  柴桑

　　吴鼎昌卸任后，唐瑞铜、孙多森、汤睿等人先后在中行理事。1917年，冯国璋出任代理大总统，任命王克敏暂署中国银行总裁，并在王克敏的提议下，任命张公权(名嘉璈)署理中国银行副总裁。四年前，张公权进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担任副经理，他曾赴日本留学，在著名教授崛江归一门下攻读货币银行学和政治经济学。

　　张公权此次升职，主要是由于当时财政总长梁启超的推荐。中国银行属于国家银行，由财政部全权管理，总裁的人事变动亦随财政总长的更动而不断变化，往往不能长久，也无法提供空间实现个人的抱负与目标。因此，张公权最初去电恳辞副总裁一职，并请在北京的钱新之“阻止发表本人为中国银行副总裁，即发表亦不就”。但梁启超认准了张公权，再三劝驾，并答应暂时保留他沪行副经理的职位，可随时往来南北，处理行务。得到保证后，张公权才答应北上就任。

　　由于当时的总裁王克敏主理事务不在中行，对一般业务过问不是很多，张公权成为中行实际主持者。他就任副总裁后，有机会了解到了京津地区中行的实际情况，不兑现的“京钞”依然滥发，对政府的垫款还在不断增加，经营问题重重。经过调查研究，张公权向财政总长梁启超提出了三项意见：一、修改《中国银行则例》，使总裁等高级负责人不随当政者的变化而变动，以稳定领导层，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二、限制中国银行对政府垫款，下决心整理京钞，以恢复中行信用；三、扩大招收商股，以稳固中行基础。

　　王克敏与张公权随后共同主持了中国银行则例修订稿的起草工作，并得到了梁启超的支持。修改后的《中国银行则例》以大总统令公布，规定股本收足1000万元即可成立股东会和董事会，政府只能从5个常务董事中任命总裁、副总裁各一人，任期4年。这样，政府虽有最后任命权，但如果没有商股大部分股东同意，董事就不能选出，从而保障了总裁、副总裁的稳定性。

　　总裁职位不再受到政治影响而频繁更替，让张公权得以全心发展中国银行，彻底解决日益严重的京钞问题。“京钞”是袁世凯发布停兑令后流通于市面的不兑现钞票。中行北京分行当时因为地处京畿，不得不遵从停兑令，结果停兑最久，发行量也最大，币值不断下滑。这样的钞票流通于市，不仅影响中行的信誉，也影响到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这与中行的立行初衷相违背。当时，中行已为政府垫款4630万元，而1元京钞的市价跌到只有6角钱。

　　张公权的想法是，只有先收缩发行京钞，然后停止为政府垫款，双管齐下，方能奏效。

　　他借庚子赔款展期之际，要求政府发行7年短期公债4800万元，长期公债4500万元，用以收回京钞，抵销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代垫政府的款项，并希望政府停止向银行要求垫款。在中国银行的一再要求下，加之解决京钞问题已经十分迫切，财政总长曹汝霖最终同意了中行的请求。1920年，财政部又决定发行六年期整理金融公债6000万元，其中3600万元用以收回尚在市场上流通的京钞，其余2400万元用作清理京钞押款。到1921年2月1日起，京钞已经一律不得在市面流通。这时，拖延5年之久的京钞问题终于告一段落，民国十年艰难恢复的金融秩序得以保存。

　　不难看出，张公权与吴鼎昌一样，无论如何开展业务，始终坚持把银行独立发展和信誉放在第一位，力图摆脱政府的干涉和控制。1921年，张公权联合当时的中行总裁冯耿光，决定以续招商股股本的方法，增加商股在中国银行的势力，削弱官股力量。

　　此后，中行多次引入商股，到1923年，官股数量只保留了象征性的5万元。事后，他曾感慨：“此后股东总会已不复见少数股东之无理争执。开会议事，均守秩序。经六年之斗争教育，始见光明。可见建立大规模公司之不易。”

　　张公权总共在中国银行副总裁的位置上服务了11年。在他任期内，代表中国金融业之先的中国银行发展十分迅速，并且不断扩大海外业务。

　　到1926年，全行吸纳的存款总额达到32848万元，发行钞票13742万元，分别占全国25家重要华商银行存款总额和发行总额的35.1%和60%。而中国银行对于股本增加和股本构成的变化，对整个中国银行业未来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宋汉章“信”字为先

　　面对袁世凯的停兑令和死亡威胁，出于维护银行信用着想，他选择了挺身而出

　　本刊记者  洪浩

　　张公权在上海分行担任副经理时，已经发现袁世凯停兑令将会对金融业造成的冲击。作为中国金融中心，上海分行当时极力抵触停兑令。在这次“抗命”行动中，与张公权相得益彰的是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

　　1897年，宋汉章便进入上海通商银行任职。此后，他终生服务于银行界。大清户部银行更名为大清银行后，行使中央银行权利，在各省会和通商口岸设立分支机构。由于宋汉章此前在银行界已经崭露头角，因此被调任为大清银行上海分行经理。武昌起义后，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宋汉章当时是吴鼎昌的得力助手，在张公权被任命为上海分行副经理的同时，他上任为上海分行经理。

　　袁世凯掌权后，为应付财政危机，一方面大肆向外国银行团借款，一方面通过中国、交通两银行滥发兑换劵，引起通货膨胀，社会各界怨声载道。北洋军队又以“不相信纸币”为由 ，要求发给现洋。1916年初，中国、交通两银行的一些分行已出现挤兑风潮。

　　为控制为数不多的现银，防止挤兑风潮蔓延，当年5月10日，北京政府国务院正式发布“停兑令”，停止兑换现银。

　　还在北京等地开始出现挤兑风潮，社会上传出中国、交通银行现金库存枯竭消息时，宋汉章就预感到北京政府可能会不顾银行信誉和存户利益，强令银行停兑。他立即与副经理张公权同在上海的中行股东秘密商议，决定成立股东联合会，并把股东联合会推到应付事变的前台。这项举措实际上是动员、联合上海资产阶级，同北京政府进行公开的政治较量。

　　“停兑令”发布后，宋汉章和张公权都表示坚决不予执行。为防止宋张抗拒“停兑令”，北京政府下令将二人免职。那段时间，宋汉章和张公权每晚都同上海资产阶级的一些头面人物相聚策划。原大清银行秘书长项藻馨曾回忆：“宋汉章、张公权、胡穋芗等每晚来我家密商应付，每夜宾客不断。我与揆初、抑卮全力支持，决定沪行不奉命，并由浙兴借款中行为后盾。”

　　宋汉章的交际能力赢得了浙江商会的支持，“停兑令”颁布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逆流而上，反而登报表示照常开门兑现。营业厅前一时“争先恐后，撞门攀窗，几乎不顾生死。乃手中所持者不过一元或五元钞票数张，或二三百元存单一张”。但是，连续进行了三天兑换，宋汉章筹备的库存现银也已基本耗尽，为预防现款不敷，宋汉章又亲自去汇丰银行、德华银行，与两行经理协商，拟以分行行址和苏州河岸堆栈，以及收押之地产道契等作为担保商借透支。当日下午，上海各外商银行开会，并经北京公使团同意，答应协助上海分行，共允透支200万元。

　　到第四个兑现日，前往上海分行的挤兑人数已由第一天的2000人下降到100人，风潮稍有平息。《字林西报》在一篇“社论”中称赞宋汉章说：“沪埠赖有此举，而不堪设想之惊慌或暴动得以转为无事，此等举动，乃足以当胆识非常，热心爱国之称誉。至记者所以虑及暴动者，则以星期六上午，持票者气势汹汹，苟有压迫，恐难保祸变之弗作，于此又足见该行行长宋汉章氏胆识俱优。当衮衮诸公神经错乱，不惜以国利民富快其一掷之时，独能以应变之才，挽祸机于仓卒也。”

　　实际上，宋汉章当时并非毫无担心，但出于维护银行信用并为以后发展着想，还是选择了挺身而出。

　　当时一位营业专员回忆说：“宋汉章、张公权和我们日夜开会，商量应付办法，大家知道袁世凯的暗探密布在各处。这次抗令兑现，是把性命提在手里，随时可以发生危险。”据称“宋汉章也慄慄畏惧”。

　　这次有惊无险的挤兑风潮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六年前的橡胶股票风潮，近代银行家充分证明了他们在维护金融稳定中的有力作用，传统票号推波助澜的一幕没有重演。

　　贝祖诒汇兑奇才　　

　　他争取到的国际汇兑业务和从中赚取的外汇，仍为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效资本

　　本刊记者  甘棠

　　一般而言，为了满足国家汇兑的需要，各国均设有国际汇兑银行，以免他国银行操纵汇价。虽然民国建立后，中国金融业发展迅速，但是，这项业务一直仍由外商银行主导。

　　在外商银行中，以汇丰银行实力最强。当时外商银行大多集中于上海，货物进出口要靠银行汇款，汇丰上海分行的业务通常占到上海外汇市场成交量的三分之二。凭借其实力，1935年以前，中国的外汇汇率一直由汇丰银行上海分行每日挂牌决定。

　　作为央行存在的中国银行，自然要首先承担起外汇这项业务。当时，中国民族实业尚处发育，无法在国际市场上与洋货抗衡，而国民政府当时实际控制的地区也十分有限，外汇收入主要依靠广东侨资，广东分行尤为重要。

　　广东分行主要由江苏人贝祖诒负责，他1914年进入中国银行北京总行。因为勤于职守，努力钻研，宋汉章和张公权都对他颇为赏识。1915年，贝祖诒调入中国银行广东分行，先后任代理会计主任、总会计师兼营业部主任。

　　在贝祖诒担任中行广东分行营业部主任期间，他力主中国银行广东分行以自己发行的纸币，收回泛滥于市的滥币。贝祖诒参与其间，稳定了清末遗留下来的币值混乱。更为重要的是，贝祖贻积极开展起侨汇业务，使广东分行的侨汇业务成为整个中国银行国际收支项目中之一笔重要收入。

　　尽管当时中国在名义上已经完成统一，但在距离中央偏远的东南沿海完成这项工作实属不易。广东属于粤方言区，一向自成一体，不会当地语言，很难与当地人打交道。对于一口吴侬软语的贝祖诒而言，语言不通竟然也是一大障碍。为了增进沟通，他一到广东，便开始勤奋学习粤语，花费几个月时间学会了一口地道的广东官话。

　　东南沿海的外汇收入，不可能不依赖香港市场，贝祖诒在广东站稳脚跟后，立即主持开展香港业务。1916年，他前往香港筹建分支机构。次年初，中行香港支行正式成立。当时，美国的纽约、芝加哥、旧金山、檀香山，以及加拿大、墨西哥等地，东南亚的新加坡、暹罗(泰国)、菲律宾、安南(越南)等地，每年都有大批华侨辛勤劳作的收入需要汇回国内，贝祖诒将在香港的工作重点放在争取这部分客源身上。

　　应该说，香港支行是中国银行率先在客户服务上进行改革的地方。为了吸引华侨，贝祖诒主张中行要主动改变服务形象，改革取款汇兑的手续和方法，同时，针对不少侨胞文化水平低的情况，同意凡属不能签字者，准其画“十”字为证，凡侨胞不愿携带现金回乡者，可代为委托批局转解。香港支行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吸收了大量外汇资金，更多的侨汇源源不断地经此转汇国内，并因此成为侨汇转汇内地的枢纽行。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经济来源匮乏，筹备各项用款尚十分困难。蒋介石希望能向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借款，但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是个职业经理人，一切照章办事，多次与蒋介石发生冲突。时任中行总经理的张公权建议蒋介石：“宋经理对于总司令部军需处借款事，既按银行向例作风应付，引起双方不快。诚恐此后应付新政府人物，难免不再发生类似情事。我颇有调香港支行经理贝祖诒任沪行副经理，协助宋氏之意。”当时宋汉章正好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极需静养。1927年夏天，贝祖诒被任至上海担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

　　宋子文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后，以中央银行作为国家最高金融机关，而将中国银行改组为“政府特许之国际汇兑银行”。中国银行的性质改变之后，国际汇兑成为了新的主要业务，贝祖诒有了用武之地，他随即出任中国银行总行业务部主任，同时又兼任上海分行经理。

　　在贝祖贻主管国际汇兑业务的18年间，外商银行依然占据着汇兑的主导地位。但他争取到的国际汇兑业务和从中赚取的外汇，仍为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效资本。与此同时，中行相继在日本、德国等多个国家开设分行，中行在海外的局面逐步打开。

　　政客商人宋子文

　　在官僚垄断资本的急剧膨胀中，他的是非功过，绝非一言可以盖论

　　本刊记者  卢汉

　　贝祖贻之所以受到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重用，一方面由于他才干出众，另一方面，也因为他在广东时与南京政府财政要员宋子文颇有交往。

　　宋子文是在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时被金融界所熟知。当时，孙为了保证北伐军费开支，打算筹备中央银行。

　　宋子文担任广东中央银行行长后，广州市面金融混乱，中央银行因缺乏准备金而滥发的纸币毫无信用。为筹备充足现金，防止出现无法兑现的情况，他专门派人至香港，向贝祖诒拆借。贝当然不敢擅自做主，他秘密电告北京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公权请示，张密嘱贝祖诒前往广州与宋子文面谈。最后，中国银行借给广东中央银行50万，用这笔钱，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才得以流通。正是这次见面，让宋贝双方相互留下了较好的印象，很快从业务关系转为朋友关系。

　　身为半个政客半个商人，从1928年起，宋子文便在南京政府中担任财政部长，并先后担任中央银行总裁、国民政府委员、国防会议委员、特别外交委员会副会长、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行政院副院长等多项职务。凭借职务便利和自身魅力，宋子文得以与当时众多金融名流结交，成为金融界的重要人物，也为宋家日后成为民国时期最大的官僚资本家族之一打下基础。

　　币制改革是宋子文金融生涯中最具争议的一部分，而这项工作，恰是在他担任中国银行董事长期间完成的。

　　1935年，蒋介石、孔祥熙与宋子文就金融问题进行密谈，认为要扭转当时的金融恐慌和财政困难，必须加强对实力雄厚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控制，使之绝对听命于中央。为此，他们首先以一纸命令增加了中国银行的官股，使之与私股在数量上持平，接着调任中国银行总裁张公权为中央银行副总裁，宋子文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并通过修改《中国银行条例》，将原来的总经理负责制改为董事长负责制。

　　宋子文在中国银行上任后，为了安定人心，立即表示中国银行今后的营业方针不变，并将“铲除一切官僚之习惯，而努力于国际汇兑，注重进出口之贸易业务，与中央银行完全不相冲突，如此方可使各行以本身之力量，发展业务”。

　　为了让资历甚久、具有丰富实际经验并在社会上享有一定声誉的宋汉章(时任中国银行总经理)能够接受自己，宋子文甚至刻意对其表现“谦恭”，自称是宋汉章的“远房侄子”。

　　无论宋子文的真实用意如何，他主持中国银行后的一系列措施以及严格的经营管理，确是让中国银行取得了极大发展。根据1937年4月宋子文担任中国银行董事长满两年的统计，中国银行存款较他上任时增加了2.12亿元，放款增加了2.21亿元，汇款增加了4.2亿元。

　　宋子文进驻中国银行期间，为了控制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国民政府于1934年10月中旬决定征收白银出口税，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立即颁布了关于改革币制的紧急法令，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的钞票定为法币，所有金融流通必须以法币为限，不得使用现金。毫无疑问，币制改革对于我国货币统一及各地经济交流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成为日后官僚买办金融垄断事业的重要手段。通过币制改革，官僚资本完全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在国民党官僚垄断资本的急剧膨胀中。宋子文所直接控制的中国银行实际上被动起着桥梁作用。其中是非功过，绝非一言可以盖论。

　　抗战胜利后，宋子文接替已犯众怒的孔祥熙重掌财政经济大权。但由于战时经济已遭重创，加之国民党疲于应付内战、贪腐严重，经济危机越来越严重，国统区的通货膨胀犹如脱缰野马，法币陷入深渊。宋子文采取了经济自由化、开放黄金外汇市场、大量抛售黄金吸引游资等一系列措施，试图重新恢复秩序，但形势已经无法逆转，宋子文的政策也引起国民党内不同派系的反对。政学系、CC系等利用新闻媒介掀起倒宋潮，宋被迫于1947年2月提出辞职，黯然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