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提出的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思想和策略启动了中国的经济现代化进程，很多经济设想虽未实现，但描绘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美好蓝图。就此话题，半月谈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虞和平研究员。

　　记者：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辛亥革命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

　　虞和平：我们要从长期、中期、短期三种视角来考察辛亥革命。作为一个革命事件，它当然是短期性的。但从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更应该从中期或者长期的视角来对它加以考察。辛亥革命为中国经济发展指出了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极大地鼓舞了民众，工商阶层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时代到来了。

　　在南京临时政府经济政策的激励下，全国工商界投资实业、发展经济的热情高涨。在1912年至1922年间，中国出现了实业第一次发展高潮。1914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各项统计指标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

　　另一方面，确认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基本原则，对民国经济的发展有着巨大的鼓舞效应。

　　记者：您曾表示“民生主义”中包含着孙中山发展经济的策略，如何理解？

　　虞和平：孙中山早期阐述他的“民生主义”时，谈论较多的是“平均地权”问题。

　　但是，这并不是说孙中山在民国成立之前不重视实际的经济发展问题，实际上他是从更深的层次上考虑经济发展的问题。就“平均地权”的本身含义而言，它所要解决的贫富悬殊问题，是在工业有了较大发展之后才最有可能出现的，这本身就包含着发展工业的意思；核定地价、土地增价归国家所有，不仅将便于国家在经济建设中征用土地，而且将使国家财政收入增加，从而增强进行投资的力量。

　　应该说“振兴实业”和“平均地权”是“民生主义”的两翼，前者解决工业化问题，后者解决分配不公问题。正是有了这样的“民生主义”方针，孙中山及其同仁们才会在民国初年积极开展“振兴实业”活动，并影响到社会各界从而形成一场令人注目的民生主义运动。

　　记者：防止贫富悬殊是孙中山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这方面有哪些考虑？

　　虞和平：1905年他明确地把“平均地权”作为民生主义的核心，并将其含义解释为“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以此防止贫富悬殊而实现全民共享国家财富。

　　“平均地权”和“核定地价”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为以后国家工业化发展使用土地提供便利条件，使之不会因为地价上涨而导致开发成本激增。按照孙中山的这一方法，因工业化建设需要征地时，可以避免地主的漫天要价。另一个就是预防因地价的增长而导致两极分化，避免一部分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攫取过多财富。虽然这些政策都未能实行，但我们不能否认其意义和价值。

　　在1919年写成的《实业计划》中，孙中山又提出经济建设中一个新的方针：节制资本。从“平均地权”，发展到“节制资本”，更进一步体现了防止两极分化的思路。

　　根据节制资本的原理，他把工业分为两大类：关键与根本产业、本部工业(衣食住行及文化各业)。关键与根本产业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应该由国家经营。而本部工业，应该放开，由民间力量经营。

　　孙中山说产生这个思想是因为看到了欧洲比较发达的国家面临第二次革命，第一次革命是推翻封建主义，成立资产阶级共和国；面临第二次革命就是因为贫富差距过大，社会矛盾加剧，第二次革命就是要消灭这种巨大的贫富差距。毕其功于一役，中国要两次革命一次解决，预防革命成功以后贫富差距扩大。

　　如果说平均地权是防止大地主阶级的产生，那么节制资本就是防止大资产阶级的产生，目的在于避免西方社会已经出现的贫富差距问题。

　　记者：《实业计划》把中国放在世界这个大的环境中进行考察，由此选择中国实业发展的模式和道路。如何看待孙中山的《实业计划》？

　　虞和平：孙中山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后，把振兴实业当做很重要的一项工作，他认为推翻了清王朝统治，建立了南京临时政府，民族和民权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接下来主要就要解决民生问题。南京临时政府制定了一些鼓励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政策，但由于其存在时间较短，实施的很少。袁世凯上台后，孙中山提出自己要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集全力于实业。

　　在此过程中，他到处演说要发展实业，振兴实业，还带头参加了一些实业团体组织。他认为中国要发展实业，就要利用好外部的资源。孙中山在武昌起义爆发前，在西方演说时就提出希望获得西方对中国发展实业的支持。不仅是资本的支持，还有技术、市场方面的支持。要从国外引进资本，另外中国要出口一些特产，使中国跟世界市场联系起来，为中国经济发展赢得一个比较广泛的国际市场。

　　孙中山认为发展交通业非常重要，提出搞经济建设，首要的是搞铁路，他提出在10年之内造20万里铁路的目标。除了铁路，还要发展大港口，有自己的海运，他提出建立东方大港、北方大港和南方大港。通过港口和铁路的建设，把中国各地、中国与世界贯通起来。但要在短期内实现这些目标，显然脱离了当时中国的实际。

　　但总的来看，他所提出的是一个方向，是一个目标。他认为中国要成为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应该要有这些基本的建设。从这个角度说，他所提出的目标，是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应该说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国现代化的正式启动，经济的现代化作为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孙中山所制定的《实业计划》更系统地考虑了中国现代化的方向、发展的途径和基本模式。

　　记者：孙中山的经济思想后来有何发展变化，如何评价？

　　虞和平：1924年国共合作以后，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有所改变，他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从“平均地权”发展到“耕者有其田”，要着力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种经济设想，虽然没有来得及实施，但是对后来人们思考中国的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思路，产生了重要影响。

　　孙中山的经济思想之所以能产生重大的历史影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它能够随着中国和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根据中国社会变革的实际情况，借鉴和吸收西方社会发展变化中的经验教训，不断地完善和发展，显示出它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半月谈》2011年第19期，记者 何晏 姜磊)

　　辛亥革命：开启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之路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纪念辛亥革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从文明转型的角度看，可以说正是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之路。就这个话题，半月谈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教授。

　　记者：从文明现代转型的视角，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和评价辛亥革命？

　　张海鹏：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始了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这本身就是一次文明的现代转型。孙中山曾表示，不管是满族皇帝还是汉族皇帝，都要推翻。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型，是制度文明转型的重要体现。共和制度的重要特征就是立宪，孙中山在南京任临时大总统时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就起到了宪法的作用。与封建君主专制不一样，共和制度是以宪法来约束国家行为，“依法治国”这一理念到今天也没有变。

　　政党的建立也是政治文明现代转型的重要表现。在我国封建社会是不能建立政党的，“党人”是对政敌的一种强烈指责，“结党营私”也是一种罪行，只有效忠皇帝才是“公”，私底下走得亲近，则是不忠于皇帝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孙中山领导创立的组织叫“中国同盟会”，开始没有叫“党”，只能称“会”。

　　1911年前所有秘密组织都称“会”，还有诸如兴中会、华兴会等，一定程度上“党”在那时是一种忌讳。辛亥革命后，一下子冒出许多“党”，国民党、共和党、社会党等，建立政党合法化了，大家不再忌讳“党”了。政党的出现，让社会不同阶级、阶层，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政党政治是政治文明现代转型的重要表现。

　　另外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后，明文公告男人要剪辫子，女人要放脚，服装也变了，作揖、磕头被鞠躬、握手代替。这些看似只是形式上的变化，其实也是社会生活领域对现代文明的一种追求。

　　记者：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觉醒，也是辛亥革命所带来的文明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吧？

　　张海鹏：辛亥革命是以“反满”为号召的，但孙中山后来强调这是一种策略，是为了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孙中山强调，满人当皇帝要反，汉人当皇帝也要反。孙中山在当选临时大总统后，提出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重要思想，五族共和目标是要实现民族平等。

　　他强调了“中华民族”的概念，认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在中华大地上的多个民族，共同称之为“中华民族”，这是“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重要一步，是民族精神现代觉醒的重要表现。

　　这个时期“中华民族”概念和民族平等理念的提出和形成，为后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起到了重要的先导作用，也为后来新中国建立后实行民族平等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但我们应该看到，辛亥革命时期虽然提出了民族平等，但在新中国建立前并没有真正实现，比如很多少数民族的名称的写法，一直都带有“犭”字旁，这是对少数民族的歧视，这一写法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到改正。

　　记者：您曾指出“人民公仆”的概念是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时期最早提出来的。

　　张海鹏：是的，在中国，“人民公仆”的概念是由孙中山最早提出的。他在担任临时大总统时就表示，作为“中华民国”的总统，我是全国人民的公仆，“中华民国”的所有官员都是中华民族人民的公仆。“人民公仆”理念的提出是几千年来官场政治的一次巨大革命。

　　过去做官就是当老爷，所以称为“官老爷”。孙中山在南京时明确废止“老爷”这一称呼，相互之间要称“先生”或称官衔，人与人之间要实现平等。一位华侨曾向孙中山询问“公仆”一词的意思，孙中山表示，我当总统是公仆，等我不当总统了，我就是人民的一员。孙中山将公仆和人民之间的关系阐释得很清楚。“人民公仆”这一概念的提出，也是辛亥革命所带来的政治文明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表现。

　　记者：辛亥革命时期，文明的现代转型在经济方面有哪些表现，孙中山对现代化有着怎样的追求？

　　张海鹏：所谓现代化，最核心的就是工业化。辛亥革命以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推动实业的政策法令，后来一段时间，包括北洋军阀时期，国家是分裂的、混乱的，但工业还是有一定的发展。

　　孙中山特别强调中国不能产生垄断资本主义。“节制资本”是孙中山最重要的经济主张之一。

　　孙中山认为，“节制资本”目的就是不能产生垄断资本主义，凡是涉及国计民生的，一定要由国家控制，其他的可以放给资本家去做，但要坚决杜绝产生大资本家。因为孙中山认为大资本家的出现必然导致垄断经营，而垄断必然加深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他不希望看到中国出现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严重斗争。

　　孙中山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设想未来在中国具体要修建多长的公路和铁路，铁路有几纵几横，要修南方大港、东方大港和北方大港，甚至提出修建三峡工程，主张铁路要修到西藏去。没有资金，他提出要借外国的钱，主张只要掌握主权，就不要怕借外资，要用外国的资本主义，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

　　记者：辛亥革命是否完成了文明的现代转型？

　　张海鹏：孙中山曾表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从文明的现代转型的角度考察辛亥革命，也只能说辛亥革命开了文明现代转型的头，提出了一些设想，但远未完成。资产阶级本身的软弱性和孙中山没有把西方理论与中国的历史和国情结合起来是最主要的原因。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控制没有消除。孙中山作为临时政府总统发表的对外宣言，对1912年1月1日以前清政府和外国签订的条约一概承认，他希望以此争取西方各国对“中华民国”的支持。最后证明，西方各国根本不希望中国发展强大，西方列强对更顺从于他们的袁世凯感兴趣。

　　记者：您如何看待辛亥革命带来的文明现代转型的持续进步？

　　张海鹏：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一定程度上是对辛亥革命的反思。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也认为“中华民国”不过是一个“假招牌”，参加武昌起义的蔡济民说，“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辛亥革命选择的这条道路走不通是什么原因？我们应该如何走？走向哪里？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不断地反思。

　　提倡白话文，反对八股文，解放思想，知识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更是文明现代转型的代表。

　　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是在反思辛亥革命失败的基础上前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革命对象是一样的，任务是一样的，但是领导力量发生了变化。

　　辛亥革命100年来的沧桑巨变证明，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完成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历史任务，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半月谈》2011年第18期，记者 何晏 姜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