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者的噩梦

　　文|唐小兵

　　对大部分生活在城市的中国人来说，旅游越来越被当作周期性提升生活品质、释放城市生活压力、亲近自然山水和传统、区域文化的休闲方式。交通网络的日益发达，也为旅游者的行走天下，创造了传统中国人不具备的物质条件。可是，如果追问那些千辛万苦的旅行者的内心感受，却往往只得到“花钱受罪”和“失望透顶”的消极答案。

　　一场目的明确的休闲式旅行，却往往难以调节身心和增广见闻，反而导致在旅行之前，对旅行目标地的“想象的乌托邦”，变成了见光死的俗不可耐之地，甚至会比旅行者所在的城市生活，更加难以忍受。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消逝的风景与文化

　　大约10年前，笔者曾经到过凤凰，那是沈从文的故乡，也是其小说《边城》的原型地。那时的凤凰，乡民质朴憨直，物价低廉，小城安静而缓慢，细雨中的古城墙寥寥无人，沱江水清澈见底，月色下的小城宁静悠远。那一刻，笔者真有置身小说主人公翠翠所生活的那个边城世界的美妙之感。

　　可是，短短10年，这一切都变得面目全非，凤凰还是那个凤凰，却再不是沈从文笔下那个诗情画意淡泊名利的小城。急剧增加的游客，城市管理的滞后，商业气息的过度，让这个被西方作家誉为中国最美的两个小城之一的凤凰，开始迅速恶化：居住价格变得昂贵，商品漫天要价，人心变得诡谲，江水污染严重，物欲横流在大街小巷，更让人痛心疾首的是，这样一座以清新秀丽而闻名天下的小城，居然开始学大都市在沱江两岸引入了10几家锣鼓喧天声色犬马的酒吧，“如果·爱吧”、“私奔吧”、“学生年代”等各种或假纯情、或真恶俗的酒吧招牌，就那样在夜凤凰的光怪陆离之中飘摇，似乎在生硬地讥笑九泉之下的从文先生那一颗“赤子之心”。

　　这绝非个案，在过去的30多年里，经济发展主导一切，地方官员想象城市的能力和美感极度萎缩，而强行规划城市的跑马圈地能力却一路高扬。多少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名城被以发展的名义糊弄得支离破碎？多少老建筑、老胡同、古镇等，都被认为不合时宜而被拆毁？

　　等到这些城市官员发现，其实这些老字号的空间，是吸引游客甚至投资客的重要文化资源时，“一切美好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于是恬不知耻地拼接一些仿古的空间，装置出一些矫揉的文化，来忽悠游客和投资者。地方和传统文化，如果不能被纳入GDP增长的蓝图，便一文不值。中国的旅游景观之所以如此粗鄙，旅游文化之所以如此低俗、旅游心态之所以如此焦躁，根源之一就在于政治文化里根深蒂固的轻视历史、鄙薄人文的基因。

　　在工具思维和计算理性的主导下，旅游景区变得比旅游者所在的城市，更深刻地显露出一种唯利主义的面相。这样一种高度压缩的交换世界，自然不能帮助游客从日常性的焦虑中解放出来，反而让游客本就疲惫的心灵世界，更因为想象的人文世界的美好，跟现实的人文世界的破碎与鄙俗气息的强烈对照，而生发出更多无奈与沮丧。

　　这些年，很多旅游景区都设计了大型室外山水晚会，比如桂林的印象刘三姐、杭州的印象西湖等各类印象系列，这本是一个极佳的展示地方文化特质、叙述地方风俗人情的舞台，结果却往往让游客大失所望，这些印象系列的歌舞晚会很多将游客当弱智，将历史当玩偶，将文化当道具，大多都是高度同质化、模式化与空洞化，反讽地成为真正的“隔靴搔痒”的印象，而非文化世界的自然表达。

　　文化搭台，消费唱戏，并非在绝对意义上是一件坏事，关键问题在于搭台的是否真正的文化要素。如果这样所谓的文化晚会，又变成歌舞升平的盛世讴歌，或者华丽无物的空洞抒情，甚至是一种整齐划一的极权主义美学，这又如何能够抚慰游客的心灵世界，更别说提升游客的历史与人文素养。

　　更可笑的是一些所谓的“体验式旅游项目”，比如桂林靖江王府的仿科举考试，让游客进考棚做题，举行金榜题名仪式，还设计一位考试舞弊者被处罚示众，整个过程哪有半点对支撑中国社会结构上千年的科举文化的了解与敬重？完全是糊弄游客的噱头和搞笑的滑稽闹剧而已，这种形式非但不能增进游客对历史与文化的理解和敬意，反而让今日的中国人对待传统多了一份轻薄浮浪之心。而某些红色旅游胜地，更是让游客变身成当年的红军、土匪甚至是日本鬼子，扛枪骑马装模作样地行走在青山绿水之间。

　　文化记忆与革命往事，在这些所谓的体验式旅游项目里，成为被任意操弄的文化符号，来生产出游客的需要，弥漫着一股铜臭味。在逐利的冲动下，旅游景区无所不用其极，文化其名，利益其实，低俗成了风趣，恶搞成了创意，巧立名目宰客成了全方位开发，强迫性消费成了敬神祭祖，这真真是旅游景区的一大奇观。

　　异化的游客与原住民

　　古人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传统中国喜好游历华夏山川、体味各地风土人情者多是读书人群体，在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中，士人与自然和乡土有一种天生的亲和，其梦想常存耕读之野趣，无论走得多远，都会心怀故土，最终叶落归根。今天周期性流动的游客，相对于那些自然和人文景观而言，则更多的是突然的一次性的介入者。对于那些被游览的乡村世界来说，游客是匿名的、分散的、强势的，游客表征着城市生活的现代和富有，这是一群有消费能力或者说购买力的人。

　　游客带着现代生活的标准来到欠发达地区，这种标准让他们苛刻地审视景区的一切，包括卫生、管理、秩序、便利等，这些无疑是长期性的都市生活赋予他们的，用这样一套眼光来观察景区生活，自然会滋生种种不如意的心绪而牢骚满腹。而事实上，游客使用的这套现代生活的逻辑和规则，大都是对他们的生活世界构成系统性的隐性压迫的机制之一。旅游原本是为了从这套机制里短暂地修复过来，寻求内在的精神自由和心灵释放，而游客的生活惯性，却常常使他们对于旅游景区的“不方便的现代”颇多批评。

　　旅行者总是试图寻找一个更具有本真性、更自然的生活和景观，总有一个想象的原生态文化的乌托邦，却不知道旅游这种现代的行走方式、观光客这种现代的流动人群、旅游开发这种现代的经营方式，本身就是反自然甚至反文化的，旅游者的行为与其预期目标之间有着难以解套的吊诡。

　　对于景区的原住民来说，旅游业的开发带来了物质生活的提升、多元的城市文化，却也带来了种种问题，比如生活水准的两极化(靠近旅游路线的住民与远离旅游路线的住民)、原有的自成一体的生活世界的瓦解、商业和随之而来的急功近利生活态度的侵入、自然生态的被侵蚀等。

　　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深刻的旅游竞赛的悖论统御着那些少数民族村寨、原住民生态文化：一方面，这些处于中国边远省份的旅游景区，必须尽可能保持一种原汁原味的地方风味来吸引远道而来的游客，要尽可能展示地方文化、艺术、日常生活和器物等的特质，换言之，必须构成一个相对于现代都市世界的“他者”，这些旅游景区才具有一种“前现代”的文化魅力，这就导致旅游景区之间甚至旅游景区内部的“竞赛机制”，在迎合游客口味、取媚都市人群的心理驱动下，尽可能以一种穷形尽相的方式将自身所处的文化形式包装、改易，这种在游客面前刻意的展览和兜售自我，无疑是一种文化与人格上的自我矮化。

　　另一方面，旅游意味着现代世界的勾连，这种季节性的流动和介入，直接地将一个迥异于原住民生态的生活方式带入他们的视野，不断地对原住民固有的生活世界和价值观构成挑战和压力，原有的自得其乐的生活被撕裂，甚至在价值上被贬抑。

　　那些旅游目的地和原住民们，既无法回到那个虽单调却也知足常乐的过去，又无法像大都市来的游客那样彻底地现代，他们会发现，作为一个原本有一整套生存逻辑与法则的群体，居然在旅游开发的进程之中，变得越来越具有寄生性和依附性，这种寄生性也就是原住民越来越依赖一个商业的网络来构建生活。他们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收获了财富，却似乎失去了自由，尤其是心灵的自由，利益的法则开始穿透他们的日常生活。

　　发展，对于旅游景区来说是一种难以抵抗的诱惑，而这种发展其实往往在对他们引以为荣的文化与自然，构成持续性的侵蚀和毁坏，更重要的是，在被发展主义所绑架的地方政府、渴望发家致富的原住民，以及用消费主义心态面对旅游景区的游客那里，这些破坏和侵蚀都不成为一种具有当下性的紧迫问题。

　　这样的旅游，最终的结果正如尼采的一句箴言：一只鸟儿去寻找笼子。本意为寻求自由的旅游，却成了作茧自缚的行为，而这个压抑人性、自然和文化的笼子，在某种程度上是上述三种角色合力参与制造的现代性牢笼。这样的旅游开发，岂非南辕北辙式的文化自毁？而这样的旅游，更像是一场永远无法达到真实目标的梦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