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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基金会:民间科技基金样本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10月14日13:53  中国新闻周刊
2007年9月8日,作为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顾问,知名华裔生物医学专家、艾滋病“鸡尾酒疗法”创始人何大一(左)在武汉开幕的2007 中国科协年会上,向5位获得中国科协求是杰出青年成果转化奖的内地青年科学家颁奖。摄影/ 中新 孙自法   2007年9月8日,作为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顾问,知名华裔生物医学专家、艾滋病“鸡尾酒疗法”创始人何大一(左)在武汉开幕的2007 中国科协年会上,向5位获得中国科协求是杰出青年成果转化奖的内地青年科学家颁奖。摄影/ 中新 孙自法

9月20日,查懋声在天津接受专访。摄影/ 张晓星 佟郁 9月20日,查懋声在天津接受专访。摄影/ 张晓星 佟郁

  求是:民间科技基金样本

  超豪华阵容的科学家顾问团一直保持低调运作,保证了求是科技奖的独立性和含金量,扎实而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科技的发展

  本刊记者/钱炜(发自天津)

  81岁的药学家屠呦呦最近突然“火”了起来。她作为抗疟药青蒿素的主要发现者而获得国际医学大奖——拉斯克奖,甚至被认为是“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中国科学家”。此前,屠呦呦一直籍籍无名,不过,并非没有人褒奖她的科学成就——早在15年前,屠呦呦及其青蒿素研究团队就获得了求是基金会授予的“杰出科技成就集体奖”,这是第一个对屠呦呦的贡献做出肯定的大奖,“求是奖”的眼光和分量由此可见一斑,可是它却一直像屠呦呦一样默默无闻。

  在中国科教界,与致力于打造“东方诺贝尔”的邵逸夫奖、官方色彩浓厚的何梁何利奖相比,由香港实业家查济民先生创办的求是科技基金会并不引人注目,但它却是成立最早、最先进入到内地的基金会之一。

  当年的获奖者买不起一套西装

  1994年,第一届“求是奖”评出了10位杰出科学家,其中有8位是“两弹一星”元勋。颁奖仪式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由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主持,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等国家领导人出席。

  可是,这样风光的事,却有人“不买账”。当时,查济民意外接到通知,10位获奖人中有一位不愿来领奖。于是,他携长子查懋声一道去获奖者家里拜访。但无论如何劝说,这位科学家抹着眼泪就是不肯去。他的太太偷偷告诉查济民,丈夫不愿去的原因,是因为没有钱买一套体面的西装。

  “我见到父亲流泪只有3次,其中一次就是第一届求是奖颁奖的时候。”求是科技基金会主席查懋声回忆说,他本人也是从那时起,意识到父亲创办基金会的意义。

  “不做锦上添花,只需雪中送炭”,这是查济民创办“求是”的出发点。

  上世纪90年代初,“科教兴国”战略还没有明确提出,国家科技奖励制度也还处于重建过程中。在整个社会层面,“文革”将知识分子变成“臭老九”,而发端于1980年代的市场经济大潮,又形成“一切向钱看”的倾向,科学与科学家,多年来未能在社会上获得足够的尊重。

  为此,查济民拿出2000万美元创办了求是基金会,专门用于奖励内地的科学家。他当时说,“国内的改革开放还刚起步,各方面都十分需要资金,而国家不可能一一都照顾得到……大批优秀的科学家,为国家和人民做出重大贡献,但他们不但寂寂无闻,而且生活上还相当清苦……我们很想为改善科学家的收入做一点工作,给予一点物质上的奖励。”

  求是基金会希望以每人100万元的重奖,来冲击国内的思想观念,促进尊重科学风气的形成。在当时,100万元对于科研人员来说,的确是个不小的数字,彼时的国家科技奖励特等奖,最高也不超过20万元。

  自创立以来,“求是”致力于奖助中国学者,迄今已评选出数百位在数学、物理、化学及生物医学等领域中有杰出成就的中国科学家,分别授予他们“杰出科学家奖”“杰出青年学者奖”和“杰出科技成就集体奖”,并先后在20余所大学设立了“求是研究生奖学金”和“查济民、刘璧如大学生奖学金”,以奖励优秀博士生,资助品学兼优的贫困大学生。迄今为止,求是基金会已累计颁发奖助金逾亿元。

  顾问团始终保持超豪华阵容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教授张伟平是陈省身的关门弟子。1990年代初,他留学法国,毕业时,法国导师以优厚的条件挽留。对此,张伟平犹豫不决,因为如果回国,就只能从一个月200元工资的助教做起,两者相比,差距甚大。为留住人才,身为求是基金会顾问的陈省身,不顾自己80岁的高龄并正患感冒,连夜赶赴香港,向查济民求助。

  当时,求是基金会开始意识到,有必要对青年学者,尤其是从海外归来的青年学者加大支持力度。于是,1995年,第二届求是奖新设“杰出青年学者奖”,给予获奖者连续4年每年1万美元的支持。张伟平就是第一批获资助的青年学者之一。

  当年,基金会的顾问们和查济民就如何更好地支持青年学者的问题做了多次探讨。从1995年到2001年,求是基金会一共资助了120位青年学者,他们中有很多人如今都成为中国科学界的顶梁柱。有人甚至称,这段时期的求是奖,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后来在国家层面上吸引海外人才的“千人计划”。

  在今年的颁奖仪式上,中国科协名誉主席周光召对求是杰出科学家奖得主张首晟开玩笑说,“你接下来是不是再努努力,拿下诺贝尔物理学奖呢?”

  斯坦福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客座教授张首晟2007年发现“量子自旋霍尔效应”,在拓扑绝缘体的研制上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他曾在去年获“欧洲物理奖”,成为这一国际大奖的首位华人获奖者,而该奖也被看作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风向标。

  多年以来,“求是奖”的获奖人都是“潜力股”:他们要么在获得官方认可之前,就已得到了“求是”的肯定,要么尚在“小荷才露尖尖角”之时,就已得到“求是”的资助。

  翻开“求是”获奖人的名单,会发现一连串熟悉的名字:白春礼,1995年获求是杰出青年学者奖,现为中科院院长;王振义,1996年获得求是杰出科学家奖,2010年获国家科技最高奖;陈竺,1998年获求是杰出青年学者奖,现为卫生部部长……

  “求是奖”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还要归功于基金会顾问团对科学成就的判断力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洞察力。它的顾问团有着超豪华的阵容:一代数学大师陈省身,著名物理学家、“两弹”元勋周光召,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李远哲,艾滋病鸡尾酒疗法发明者何大一,基因诊断之父简悦威,计算机界最高荣誉图灵奖得主姚期智。

  每年“求是奖”的获奖者,就是由这些科学大师们一起讨论商定的。与国内很多评奖不同,求是基金会不接受组织与个人的申请,也不受任何外界力量的干扰。

  如今百万元奖励只是个“补充”

  “‘求是’的特点就是始终根据中国的发展,来寻找奖励的方向。所以,求是基金会从一开始就没有按一个固有的办法来发奖,而是每一次都要认真研究中国的科技和教育事业发展过程中还有什么不够的地方、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基金会就利用它的力量在社会上通过发不同的奖,来呼吁、提倡和改进。”周光召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这样总结。

  他举例说,在上世纪90年代,国家不是很重视基础研究,求是基金会就重点支持数学、化学、物理等领域的基础研究,同时对当时国家尚未关注到、但具长远意义的领域予以扶持,比如对沙漠研究给予了两次奖励,对生物多样性的研究也予以支持。

  周光召说,“我们就是根据对中国科技的了解,对人的了解,来保证‘求是奖’的含金量。”

  杨振宁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求是奖”的创办开国内科学大奖之先河,对中国科技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实际上,以“求是”为代表的一批民间科技奖励基金,对中国官方的科技奖励制度、乃至整个科研体系都是有益的补充。

  中南大学教授李侠就指出,国家科研资助渠道的单一化,是造成科研人员“跑项目、轻研究”的重要原因。很多科研机构与科学家们不得不在推进科学发展与项目中标二者间作艰难选择。以实用主义的策略套取国家科技资助的行为屡禁不止,这种行为将导致整体科技资源处于低效率运行的状态。

  而扩大科研资助来源、发展私人基金会,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途径。在美国,私人基金会与政府、企业和高校一起,是其科研经费的4个主要来源。美国有几万家私人基金会,规模大小不一,大的拥有数亿美元,小的有数千美元。正是无数私人基金会的存在,使很多由于政治或经济利益的考虑,政府与企业无暇顾及的项目得到资助,从而推动了美国科技的整体发展。

  不过,随着政府对科技的支持不断加大,对于如今的中国科学家们来说,百万元奖励已经不算是什么天文数字了。如何通过基金会的奖励,更有效地推动中国科技的发展,是基金会的顾问们和其“当家人”查懋声正在考虑的问题。 ★

  脚踏实地,雪中送炭

  ——专访求是科技基金会主席查懋声

  本刊记者/钱炜(发自天津)

  在查懋声的名片上,“求是科技基金会主席”这个头衔,是排在包括全国政协委员在内的所有职务前面的,足见“求是”在这位香港实业家心中的分量。

  尽管曾被胰腺癌缠身,并已近古稀之年,可是为了参加第十三届中国科协年会上的“求是奖”颁发仪式,查懋声还是在香港开完公司会议之后,背着双肩背包,于前一天深夜抵达天津。

  作为求是基金会创办人查济民先生的长子,查懋声于4年前接过父亲手中的接力棒,要将“求是”继续推进下去。但时至今日,中国对科研领域有了足够的重视和投入,科技界的状况已大不同于18年前他父亲创办“求是”的时期。抚今追昔,求是基金会该往何处去,在2011年“求是奖”颁发之际,查懋声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

  中国新闻周刊:查济民先生为何要创办求是基金会,并选择以科技作为其资助的领域?

  查懋声:我父亲出身贫苦。他年轻时就对科技感兴趣,立志报考浙江大学,但因为家里困难,没有念成大学,所以一直耿耿于怀。而浙江大学的前身就叫“求是书院”,求是基金会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父亲后来长期在非洲做生意,我也在海外多个国家学习工作过。我们当时就切身感到,因为身后的祖国不够强大,我们在海外就要常常受欺负。

  所以,当我父亲稍稍有了些能力时,他就拼命地帮助国家,向内地捐钱、捐物。1997年之前,在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中他还跟查良镛(即金庸)合作,提出了一个“双查方案”,全力支持香港回归。

  父亲重视科技,还跟他的切身体会有关。我们企业里用的纺织机器都是从欧洲、日本进口的,中国造的质量就不好。所以他就认为,中国要发展,光靠农业不行,要靠工业,而工业又倚赖科技。因此他决定成立一个基金会,专门支持中国科技的发展。

  中国新闻周刊:求是基金会的价值观是什么?

  查懋声:求是的基本哲学就是“脚踏实地,雪中送炭”。从创办以来,我们没有向任何人要过钱,都是自己拿钱出来。这么多年来,基金会也不做任何宣传,所以到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求是”。我们的出发点并不是要把我们企业或家族的名字宣扬出来,而是要继承我父亲的遗愿,真正为中国科技的发展做些实事。

  此外,“求是”这么多年来,一直重视对青年学者的支持,这是基金会的顾问们和我父亲的共识。当时他们就分析,为什么美国有这么多优秀的人才出来,而中国没有?其中一个很大的差异,就是美国在科研方面不论资排辈,鼓励年轻人创新,谁做的研究好,谁就能得奖,这样,年轻人才有动力。而中国当时的体制中,一个研究团队,得奖的人往往是年纪最大的、当领导的。所以我们就要重视奖励年轻人,像这次获杰出科技成就集体奖的,就有名不见经传、刚毕业的博士生,但他是一篇重要论文的第一作者。

  中国新闻周刊:“求是”发展到今天,遇到什么新的情况?

  查懋声:在刚刚设立的时候,“求是”是一个大奖项,可是现在与中国官方目前的科技奖励力度相比,现在算是一个规模比较小的基金了。近年来,国内基金会也多了起来,在这种形势下,怎样做才能“雪中送炭”,是我们面对的一个问题。

  由于求是基金会这么多年所取得的成绩,我们在业界形成了很好的口碑,因而也有一些朋友问我,“可不可以跟你们一道去做?”所以我在想,“求是”将来可以成为一个平台,或者催化剂。假如有人捐钱,我们把他的名字跟“求是”放在一道,借助更多人的力量,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新闻周刊:这是否意味着求是基金会打算从家族性质走向半开放的社会性质?

  查懋声:巴菲特对我的影响很大。他把自己的钱都交给比尔·盖茨,让盖茨基金会来管理,我觉得这种做法很好。我们“求是”今后能不能也借鉴这样的做法,我觉得可以尝试。但具体说来,要有什么样的管理体系,基金会今后是什么架构,还需要我们好好商量。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如果要开放,基金会将具体怎么运作?

  查懋声:我父亲94岁过世的时候,他别的没有多说,就跟我说,你一定要把“求是”做好。所以我在一两年前,也曾尝试过用新的架构来运转基金会,但效果不是很理想。现在我们还在摸索阶段,还在走第一步:把自己的基金管理好。

  管好了自己的基金,我们才会考虑要不要接受别人的,假如接受的话,我们要花多少心血,怎么跟人家交代。所以我现在请了内地著名的经济学家金立佐、还有香港城市大学副校长王世全教授等专家来帮忙一起商量。

  最后,谁来评奖,把奖发给谁,这很重要。找最好的人来评奖,我们的奖才有价值。这一点我不担心,“求是”的顾问,包括已经过世的陈省身先生,都是国内外最优秀的华人科学家。

  现在,随着我们的顾问年纪愈来愈大,我们需要继续寻找最好的专家来参与。

  中国新闻周刊:说到评审人,“求是”是如何凝聚这么多一流科学家为基金会工作的?

  查懋声:这要感谢我的弟弟查懋德,他当年和我父亲一道去一一邀请基金会的顾问,虽然不能说像刘备请孔明那样三顾茅庐,但也是非常有诚意的。其中,周光召先生是我父亲亲自邀请的。他那时是中科院院长,并且学术成就也非常大。此外,还有陈省身、杨振宁、李远哲、简悦威、何大一、姚期智等卓有成就的科学家。他们对我父亲的人格、价值观念都十分认同,所以他们也拿出了尽可能大的精力和能力来支持“求是”。

  中国新闻周刊:未来“求是”资助的对象和方向会不会有所调整?

  查懋声: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够回答的问题,因为获奖人不是我们自己决定的,我们能出的是钱和时间,能请最好的人来管理。但是要资助谁,应该由评判顾问来决定。

  我还想强调,不论将来基金会的运作机制怎么变,由顾问委员会独立地评奖,这将是我们一直要坚持的基本原则。 ★

  (实习生薛雨萌对本文亦有贡献)

  科学自治是科学奖的生命线

  求是基金会成功运作的秘密在于,它高度尊重科学发展的根本制度原则:科学自治。政府和商人掏钱资助科学事业,当然是功德无量之事,但是在决定应该奖励谁、应该资助谁的时候,请尊重科学共同体自治的逻辑,官员和商人最好走开,完全让科学权威们来决定

  文/秋风

  在中国科学界,求是科学基金会颁发的奖项确实独树一帜:它的规模并不是最大,但是眼光却最犀利:自1994年设立以来,该奖所奖励的很多科学家要么在获得官方认可之前,就已得到了“求是”的肯定,要么尚在“小荷刚露尖尖角”之时,就已得到“求是”的资助。

  求是基金会如此犀利的眼光是由一个专业的顾问群体给予的,他们是华人科学界的精英。求是基金会的评奖过程,不接受组织与个人的申请,也不受任何外界力量的干扰,而由这些科学精英自主地确定。

  也就是说,求是基金会成功运作的秘密在于,它高度尊重科学发展的根本制度原则:科学自治。

  迈克尔·博兰尼是匈牙利裔英国人,他早期从事物理化学研究,取得诸多卓越成就。有人说,他的研究成就完全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只是因为诺奖委员会不知道是该给他发物理学奖还是化学奖,他才没能获奖。中年以后,他转向研究科学哲学。面对上世纪40年代苏联政府用权力指导科学的事实,他对科学发展的一般原理,尤其是科学与政府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博兰尼的核心观点是:科学的发展是以科学共同体的健全存在为前提的。不错,科学家个人在选择研究方向时,主要依靠个体的科学直觉;在进行探究的时候,主要依靠自己的毅力和智慧。但是,科学家的这种直觉、力量,是否发挥到正确的方向上,则依靠科学权威的指引。

  每个领域分散的科学研究人员构成一个共同体,只要存在共同体,就存在领袖,此即科学权威。科学事业的发展,需要权威透过各种渠道引领整个科学共同体向着正确的方向探索,这渠道包括学术期刊,大学和研究所的培养体系,以及非常重要的、对科学研究资源的分配。科学权威按照自己对科学前沿问题的认知,合理地分配科学资源,其中的关键正是,让最具有潜力的年轻人可以获得资源。

  当然,这样的科学权威也可能犯错误,可能有私心。但是,相比较而言,这是最可信赖的。让你所能设想的替代科学权威的任何其他人和机构分配科学资源,结果都将是灾难性的。比如,20世纪以来,政府向科学研究提供大量资助。博兰尼经过比较研究得出结论:这样的资助必须按照合乎科学逻辑的方式发放,才能够有益于科学:“这些补助金会流入独立的科学观点控制的渠道”。也即,政府可以掏钱,但这些钱在科学共同体内如何分配,要交给科学权威来决定。博兰尼以苏联米丘林事件为例指出:“只要这些补助的分配伴以建立政府指导的企图,它们施加的便只能是破坏性的影响。”

  不幸的是,中国目前存在的诸多基金会、奖项的设立,依稀有苏联式科学体制的影子:

  政府设立了一些科学奖项,奖金相当高,政府也想树立起奖项的权威性。但是,在这里,科学权威在评奖过程中的作用,受到行政官员和科研官僚的挤压,与科学无关的意愿通常表现得十分明显。

  政府设立了一些基金会,为各个领域的科学、学术研究提供资助。但是,在评审过程中,科学权威同样不能发挥决定性作用;相反,烦琐的文牍似乎才是决定性的。

  近些年来,国内外诸多商业机构也建立公益组织,奖励或者资助科学、学术研究。在这些机构,存在着商业逻辑替代科学逻辑的倾向。

  也就是说,在所有这些科学资助和奖励项目中,科学权威没有得到尊重,这样,行政或者商业力量介入、甚至是深度介入科学共同体内部,科学共同体无法建立自治制度,反而被行政或者商业的逻辑部分甚至全部支配。结果,政府和商业机构在科学上花了不少钱,但并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原因正在于,权力和商业的逻辑压倒了科学自治的逻辑。而如果不尊重科学自治的逻辑,钱越多,对科学的损害就越严重。因为,权力和金钱可能颠倒科研人员的价值观,从而令整个科研群体急功近利,投机盛行。

  求是基金会低调而成功的运作,为这些基金会和奖项树立了一个典范:如果你要资助科学事业,那就请尊重科学共同体自治的逻辑。政府和商人掏钱资助科学事业,当然是功德无量之事。但是,在决定应该奖励谁、应该资助谁的时候,官员和商人最好走开,完全让科学权威们来决定。他们当然不是全知全能的,但他们比任何人更清楚,科学共同体中,谁的研究最有价值,谁最具有潜力。而这才是资助者的智慧。

  做善事,也需要智慧。金钱资助按照科学自治的逻辑运作,对科学事业才是一桩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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