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李笠：他的语言已经水晶化了

　　他的语言很纯净，不是那种口语化、俚语化的写作。语言都水晶化了，他的诗歌其实和中国唐诗很接近

　　本刊记者/杨时旸   

　　1985年，诗人托马斯·特兰斯特罗默曾来到北京，他被安排到环境优美的宾馆下榻，由作协派车协助出行。陪伴他左右的是当时已有盛名的诗人北岛。在之前一年，北岛从汉学家马悦然手中拿到特兰斯特罗默作品的英文译稿，翻查字典，译出了这位瑞典诗人最初的中译本。

　　不久，在北外学习瑞典语的中国诗人李笠开始根据瑞典语的原文系统翻译托马斯·特兰斯特罗默的作品。最初结集为一本名为《绿树与天空》的小册子。2001年，由李笠翻译的《托马斯·特兰斯特罗默诗全集》终于出版。这本由瑞典方面资助出版的诗集首印3000册，很快销售一空，但也从未再版。那一年，诗人已经身患中风，无法再度造访中国。此时，他已成为中国诗人圈内的偶像。

　　李笠自1987年第一次与托马斯·特兰斯特罗默见面，之后，移居瑞典的李笠不但是诗人忠实的中文译者，更与诗人成为忘年交。

　　特兰斯特罗默获奖后，李笠在北京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

　　中国新闻周刊：得知托马斯·特兰斯特罗默获得诺奖之后，你跟诗人联系了吗？

　　李笠：打电话，根本打不进去了。我打了两天，最后发了一封E-mail。但是他们也没时间给我回复。我自己的手机都快被打爆了，特别烫，实在不行我还关机了一天。

　　中国新闻周刊：你1979年在北外学瑞典语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托马斯·特兰斯特罗默的作品了吗？

　　李笠：开始学瑞典语的时候还没关注到他。大三的时候开始读到了他的作品。我也开始翻译别的瑞典诗人，比如马丁松。但是特兰斯特罗默的诗对于大学生来说，不好懂。后来查了资料，发现这个诗人在诗坛的地位很重要。他的超现实主义手法、意象主义等等。我是1985、1986年左右开始翻译。系统翻译了80多首，漓江出版社在1990年出版了，叫《绿树与天空》，后来2001年出版了全集。

　　中国新闻周刊：你和特兰斯特罗默本人的交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李笠：他第一次到中国，我刚好没在北京，错过了。1987年去瑞典访问，我和他第一次见面。那次，我从斯德哥尔摩坐火车去找他，一个小时的火车到达他住的小城。那个地方只有十一二万人口。他在车站接我。那一站只有两三个人下车，我从最后一节车厢出来，离他有200米。当时是秋天，有点萧索。他穿了一件米黄色的风衣，个子高高的，很帅的一个男人。和中国车站不一样，中国车站到处都是慌乱，你想马上躲闪，可那个小城的车站，那一瞬间还是挺美的。他的诗里也经常出现车站的意象。

　　我有时也在想，当时那200米距离意味着什么——他已经是大师，我是个无名小辈，我向他走过去，到底是船驶向灯塔还是蛾子在扑灯火？这些感受都有。他跟你很快就有一种亲近的感觉，不像其他瑞典人很严肃沉闷。他还有一种机灵，我觉得我们俩很快就能对上。

　　中国新闻周刊：在他家里你们聊什么？

　　李笠：聊了一些翻译的问题。也谈了一些作家，以及他对一些作家的看法。有一些诗歌的内容没法翻译。比如说，他有一首诗有一句“花楸树成熟的季节”。花楸树是瑞典大街上很普通的树。但是不在那生活的人不清楚这个。我就问他，能不能对应为中国秋天里常见的成熟的植物，比如橘子。他说可以，他对这个很随意，很宽容。当时我还问了很多问题，都已经忘了。我也没想到他能得诺贝尔奖。(笑)有好几次我和他谈过诺贝尔文学奖，有时候我说某个获奖诗人的诗哪有你的好。他说是啊！(笑)。但是他也不太重视这个奖，因为他是瑞典人，那又是他们国家的奖，所以不太看重。

　　中国新闻周刊：他的职业一直是在少管所做心理辅导。他对自己的诗人身份看重吗？

　　李笠：那份职业，无所谓吧，就是谋生。关于这个职业，他也写过一首短诗，叫《监狱》，“喝完牛奶。男孩在囚室安睡。一个石头母亲。”他对自己的诗人身份还是非常自信的。最早出版《17首诗》那是很轰动的事情。他们每一代都有诗人出现，没有断过，不像中国是断裂的，文革十年什么都没有。瑞典的诗人是有参照物的，一代一代可以对应和交流。

　　中国新闻周刊：在瑞典本国，文学圈之外，普通民众知道托马斯·特兰斯特罗默吗？诗歌在瑞典显得边缘吗？

　　李笠：民间也读。因为他名气大。当地人都知道他是活着的瑞典作家里作品被翻译为外语最多的一个作家。瑞典人读诗歌的比例比中国要大，各大报纸会有诗歌评论。每天十二点，电台当当当敲钟之后有“每日一诗”。有时候朋友听到就给我打电话，说“李笠，今天有你的一首诗啊”。然后电台给你一千块钱。还好，诗歌在整个社会文化生活中间还有位置。

　　中国新闻周刊：特兰斯特罗默平时在生活中是怎样一个人？和诗人圈子交往的多吗？

　　李笠：他的生活很简朴，妻子，孩子。家里也没什么家具。更有意思的是，他家里的书也不多。他和文学圈的交往还是挺多的，和瑞典文学院的一些人都是好朋友。还有一些其他的大师诗人，比如布罗茨基都是哥们一样的。跟你说一个细节。1988年，有一次在乌普萨拉大学，布罗茨基在讲，他认为诗歌重要的是要押韵，他认为押韵容易让人记住。讲完以后，校长说请瑞典诗人托马斯·特兰斯特罗默上台。那时候，特兰斯特罗默还没中风，很轻捷地就跳上台去了。他跟布罗茨基说，你起来，让位。他开始讲，写诗是一个很民主的事情，不应该告诉别人应该怎么样。这些大师圈子经常来往，有时候还看看我的诗，提点建议。但是搬家的时候，这些手稿都没了。没想到他能得诺贝尔奖。

　　中国新闻周刊：托马斯·特兰斯特罗默平时很喜欢看新闻。他对于社会问题和政治关注吗？

　　李笠：他是关注的，但是在诗歌里很少体现。70年代的时候也写过一些，比如关于伊朗的诗歌。但是都是用诗歌的语言和方式去写的，没有口号式的东西。

　　中国新闻周刊：他中风以后，你和他的交流怎么进行？他还能创作吗？

　　李笠：瘫痪之后，我每次去他就出来问个好，一起吃饭。交流都是通过他太太。有时候他想说话，又说不出来，我就看着他，他只能发哦哦哦的声音。他可以说好，或者不是。就这两个词说得溜。在那之后，他可能写过很少的东西，但是大部分还是把以前的作品拿出来整理。他以前还能写托马斯·特兰斯特罗默，后来就只能写托马斯了。写全名有时都写错。他太太因为长期耳濡目染，我觉得她对诗歌的修养都很高，我都怀疑有时候她会帮助托马斯·特兰斯特罗默改动一个字什么的。(笑)

　　中国新闻周刊：他一生就写过不到两百首诗，很低产，为什么一直没有被边缘化呢？他的诗集在瑞典能卖到多少本？

　　李笠：他写得慢，也很挑剔。虽然不高产，但是四五年都会出一首，总有东西出来。不像中国有些诗人，四十岁之前成名了，之后就吃喝嫖赌，没有自制力。他的诗集一般首印1500本吧，后来好一点可能也就两三千本。一般瑞典的诗集就是这个数字。但是也一直再版。

　　中国新闻周刊：他的创作很挑剔，很慢，你翻译的时候是不是也会非常慢？

　　李笠：那倒不会。有时候灵感来了，会翻译得很快。但是有时候一句话卡在那，只能先放着。他的诗歌总体来说，还是可译的。因为他的语言很纯净，不是那种口语化、俚语化的写作。语言都水晶化了，他的诗歌其实和中国唐诗很接近，比如和王维诗中的意象，对立的意象的运用很像。比如他写“蓝天的马达声”，这都是很耐读的地方，经过很长时间的思考，最后写出让你哑口无言的细节。困难最大的应该是《波罗的海》。有一些专门的词卡在那里，但最难的还是一些对于诗里所提到的历史问题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