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的洗礼

　　“现在的灌洗，是为偿还过去欠下的债。”

　　中国周刊记者  杨洋 河北保定报道

　　生命的颜色是什么？奔放的红色、生长的绿色，还是收获季节沉甸甸的黄色？

　　对这些声音沙哑、剧烈咳嗽、时常胸闷气短的尘肺病人来说，颜色，有时却意味着疾病与死亡。

　　北戴河最繁华的中海滩，中国煤矿工人北戴河疗养院坐落在这里。鹅黄色外墙、红色屋顶的欧式建筑，试图与周围闲适的环境融合在一起。二楼的窗台爬满了绿色的藤蔓植物，窗外，海滩上的情侣追逐嬉戏。俄罗斯妇女穿着大红大绿的撞色丝绸在街道上漫步。

　　这里的另一个称呼，是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尘肺病康复中心。每天都会有数十个扛着大包的矿工投奔这里，见面的第一句话总是：“你的是什么颜色？”

　　灰黑色、乳白色、暗红色……“肺部同期大容量灌洗手术”回收液的不同颜色，源自不同工种矿工的肺。他们最大的愿望，是能顺畅地大口呼吸，不要像同乡一样，跪着憋死在病床上。

　　·一·

　　高天尧的肺就像一个巨大的豆浆机，抽出的尽是泛起白沫的乳白色液体。

　　随着1000毫升澄清生理盐水的灌入，冲淡的豆浆样液体裹挟着黄白色的团块流到回收瓶里。乳白，表明高天尧之前从事的是与凿岩相关的工作。

　　2011年9月1日，妻子李桂兰搀扶着高天尧出现在尘肺病康复中心大楼的石阶下。海风并没有让他的肺感到舒服。坐了一夜的火车，高天尧脸色蜡黄，嘴唇微紫。走了百余米上坡道，他开始喘了。站定，抬头，高天尧打量起这座建筑。

　　不像病房，像宾馆，这是高天尧对尘肺病康复中心的第一印象。它坐南朝北建在一个缓坡上。南、北楼各五层，由东边的回廊相连。鹅黄色外墙、红色脊顶，二楼的半圆阳台种着高天尧不认识的绿色植物。

　　门诊部里坐着尘肺科主任陈刚。李桂兰一眼就认出他来。“他和电视里一模一样”。

　　询问过病情，高天尧被安排在316病房。病房还是像宾馆。三张洁白的病床、干净的独立卫生间、床头灯、电视柜，这种陌生的环境，让高天尧有些坐立不安。

　　直到第二天化验了肝功、血相，拍摄过X光胸片，他才缓过神儿来，确实在医院。只是，“环境太好了。”

　　2011年9月7日，高天尧经过了5个多小时的“双肺同期大容量灌洗手术”，手术台下堆积了整整48瓶回收液，总共24000毫升。每瓶回收液的颜色都不尽相同。随着手术进程，回收液由乳白、浑浊，逐渐变得澄清、透明。

　　第二天下午，我在病房见到了高天尧。尽管脸色微红，脖子上的红斑还没有褪去，他已经觉得呼吸顺畅多了。他正举着一瓶回收液仔细端详。

　　回收液里飘浮着一团团白色的混浊物。高天尧太熟悉这种颜色了。“和我平时打石头的颜色差不多。”

　　·二·

　　今年54岁的高天尧是山东省平度市大泽山镇人。“樱花红”、“泽山青”、“芝麻白”、“泽山花”、“雪花白”，高天尧细数着家乡的花岗岩和大理石。1990年代至今，矿山不断开采，石材深加工产业发展迅速，大泽山镇也成为“中国北方主要的石材基地”。

　　翠绿群山中一个个灰白色的大坑，就是采石场。离采石场越近，空气中粉尘越多，路边、山上树木、屋顶瓦片上是一片片的“白霜”，风一吹，粉尘四处飞舞。

　　在采石场，高天尧负责打钻眼。刚开始干的时候，手震得发麻，休息时还不停地抖。突突突的打钻声伴随着岩石的飞屑，两三米内看不见人。鼻子里都是大小不一的石头渣子，需要用手抠出来。吃饭的时候，嘴里的砂子硌得牙疼。洗个澡，站过的地方也会留下一层细砂。

　　高天尧1993年开始采石，一直到去年，他的肺再也承受不住重体力劳动。“山区地少、田薄。”高天尧周围四十多个村子，从二十岁到五十多岁的人均以采石为生。

　　自从高天尧查出了尘肺病，方圆二十里的人都认为高天尧得了个“稀罕病”。高天尧鼓捣着手里的回收液瓶子，一团花岗岩颜色的絮状物缓缓地晃动了一下：“都想着赚钱，哪里知道会得尘肺病。我不让我儿子干这个。”

　　高天尧检查出尘肺病是个偶然。2009年的一天，高天尧骑着摩托车下山，满地的石头粒子让他滑了一跤。肋骨被摩托车把硌得生疼，高天尧破天荒地去了医院检查。镇上的医院诊断高天尧已是尘肺病三期，治不了了。

　　妻子天天在家里哭，高天尧不愿意等死，为自己买了一个白色的纱布口罩，转身又去了采石场。矿上有几年也发过防尘口罩，一年发一个。可工作时候上不来气，憋得慌，工人们也不戴。

　　“没得治了，能活一天算一天，多赚一个是一个。”病房里，高天尧陷入长时间的沉默。

　　去年，高天尧打石头每天能赚130元。一周干满7天，每天工作12小时。采石场早晚班轮换，24小时不停歇。后来，大泽山发展旅游业，不再允许采石。高天尧转而又到莱州境内的采石场继续干活。

　　今年5月，高天尧再也干不动了，连上坡都开始喘，妻子在电视里看到甘肃古浪和辽宁朝阳的尘肺病人在北戴河洗肺，他们决定去镇医院问问见多识广的大夫。医生让他去四十里外的一个村子寻人。2000年，曾经有个在金矿打工的人在北戴河洗了肺。

　　“人家是国有矿上的。工资一年2万，吃药打针都报销，一年医药费要花十来万。”

　　高天尧说，这样的条件他比不了。至今，采石场的老板还拖欠着高天尧和同乡15000元的工资。六七年了，每年葡萄成熟的时候，高天尧都要给老板送去几串，期盼着年底把工钱结清。

　　十几年间，高天尧换了六七个老板，从来没有签署过劳动合同，也从来没有哪位老板组织过体检。老板给高天尧们上的唯一保险是人身意外伤害险。被炮炸伤、被石头砸死会由保险公司来赔付。高天尧能轻易辨认出漫山遍野的花岗岩型号，他却无法辨认，哪位老板能发发善心解决一下自己的医药费。

　　高天尧家里有三亩水浇地被老板征用，变成了玉石板厂。采石场的石头在这里被切割、打磨，随后运输到全国各地，甚至出口到韩国。如今，家里剩下一亩半地，种了60棵梨树，40多棵大樱桃树，还有一排排的葡萄架。一年收入一万多，正好够高天尧一次肺部灌洗的费用。

　　·三·

　　北戴河尘肺病康复中心二楼手术室外，木制陈列柜里摆放着几十瓶各种颜色的液体。高天尧的乳白色回收液只是其中一种，每位来这里洗肺的尘肺病人，都会收到一份特殊的礼物——自己肺部的灌洗回收液。

　　红色的纸盒内，衬着一块白绢。一个50毫升的玻璃瓶里，装着肖文剑的回收液。肖文剑举起瓶子，展示着黑色蝌蚪一样的煤渣。这几天只要有人入院，肖文剑就主动拿给他们看。

　　肖文剑自从灌洗后一直很忙。他将自己的回收液拍了照片，用彩信发给自己的工友。肖文剑告诉他们：“花点钱，都来洗一洗。”

　　今年52岁的肖文剑，在北京市门头沟区西达摩村的平安煤矿干了10年。去年5月23日门头沟的小煤窑全体关停前，肖文剑在井下管理着200多名煤矿工人。妻子对肖文剑不找老板赔付的做法非常不满。肖文剑不这么想：“煤窑都关闭了，又签了遣散合同，你去找哪个赔付？”

　　根据卫生部公布的职业病报告数据显示，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全国累计报告尘肺病近68万例，死亡149000余例。仅煤炭行业目前已有14万人死亡，大大超过矿难罹难人数。全国还有60余万的疑似尘肺病人。以上数字仅仅是国有煤矿的抽样统计，还不包括地方、私人煤矿和其他行业的尘肺病患者。

　　打巷道的包工头陈卫亮和同屋也是小老板的赵克朋更聊得来。他们总是为哪种尘肺病更严重而争论不休。

　　陈卫亮斜倚在床上，掰着手指数：“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陈卫亮的同乡已经死了五个了。他惟妙惟肖地讲述一位尘肺病人喝了半杯啤酒，脖子涨得老粗，气憋身亡。

　　赵克朋吸溜了一口茶水，轻描淡写地讲起尘肺病人晚期坐卧不能、跪着憋死的惨状。大部分尘肺病患者因为同命相怜而惺惺相惜。每个尘肺病人都能活灵活现地描述黑漆漆的巷道和乌烟瘴气的工作环境。每讲完一个故事，周围的人陷入一片唏嘘。彼此同情过后，是长时间的沉默。

　　“你们矿上体检吗？”除了比较回收液的颜色，这是他们问得最多的一句话。说到体检，陈卫亮笑了。每年矿上招工，陈卫亮负责挑选打巷道的工人。少的时候七八个，多的时候十五六个。矿山体检，有尘肺病的不要。总有几个人私下里央求陈卫亮，体检时候让人顶替，偷偷地在这里干活。本来说只干几个月，最后看没有人查，也就继续干下去。

　　曾经主管尘肺病康复中心的老院长陈志远介绍：2005年以前，地方企业、私人矿山的体检率不到百分之八，现在的体检率也不会超过百分之二十。相对于没有治疗终结的尘肺病，矿主老板更愿意处理矿难事故。“一次性赔付更简单容易。”

　　一见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来干活，陈卫亮就想出各种办法辞退他们。陈卫亮跟他们讲，你们还年轻，去外面的世界闯一闯，去广州那样的大城市去看一看。几个月后，年轻人们又回来了，他们说：“外面的世界没有我们的活路。”

　　“我05年在西藏的钼矿一个月能赚一万多。做矿工是稳赚不赔的。”赵克朋精明地算着账。

　　“只是……赔上了性命。”陈卫亮伸了个懒腰，接出了下半句。

　　·四·

　　2011年9月10日清晨，医生办公室里挤满了医生、护士。这应该是整座楼里最拥挤憋仄的房间。除了几台电脑，办公桌椅都是1970年代沿用至今的。交接班后，陈刚开始安排一天的工作任务。

　　如今，这座由国家财政拨款、2008年动工、2011年初交付使用的新楼里，为尘肺病人准备了30间病房、100张病床，手术室里是当今世界顶尖的医学设备。42名尘肺科医护人员每天上午都要同时进行5台手术。每位主治大夫同时要负责二十多名患者。还有大批患者等待着入院通知的电话。

　　不过，直到一年前，尘肺病康复中心还蜗居在1953年建成的老楼里。

　　1988年之后，随着煤炭行业的体制改革和整体不景气，很少有矿务局再送工人过来疗养了。北戴河疗养院只能重新寻找自己的生存之道。

　　第一间手术室，是将二楼的卫生间和洗漱室打通改造的。老楼的条件太差，用老院长陈志远的话说，如同农村大队的卫生所。一进楼里，黑咕隆咚，眼睛睁不开。1991年3月15日，尘肺科首次为河北邯郸峰峰煤矿的陈立好成功施行了双肺灌洗手术。当年共洗了25例。这些人，大多是矿务局送过来的疗养员。

　　此后，陈志远带着同事经常到矿山寻找病源。陕西神华、韩城煤矿，河北峰峰、山西潞安、皖北局、山东新汶……每一年，他们都要跑上一两次。一说到尘肺病的症状和危害，呼啦一下就围上来好多矿工。尽管煤矿的领导还算客气，但心里并不欢迎他们。

　　“就像睡着的孩子被拍醒了。”陈刚回忆起1990年代的那段艰苦经历，感触良多。为了推广“双肺同期大容量灌洗”的方法，陈刚他们甚至只收50块钱，就给矿工洗肺。

　　但整个1990年代，疗养院的病员还是越来越少，直至2000年，来洗肺的病人仅有60多名。

　　1993年毕业分配到疗养院后，陈刚一直工作在这里。当初效益不好，陈刚很长一段时间每月只能拿到160元的基本工资。很多分配到这里的师兄、师姐都调走了。

　　其实早在1997年，陈刚已经感知到尘肺病群体性爆发的信号。那年，贵州天柱县杨汉坤来洗肺，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贵州天柱县因其有着丰富的金矿和占全国69%的重晶石储藏量，美其名曰——高原黄金城，重晶石之乡。杨汉坤所在的村庄，几乎所有壮劳力都去附近的矿山打工。随后几年，尘肺病症状显现了。村中30至40岁的壮劳力基本死光，附近的村落成了名副其实的寡妇村。老人和妇女在田间劳作，村庄周围起了座座新坟，白色的灵幡还在空中舞动。

　　上世纪90年代初，小煤矿、金矿，包括乡镇企业的地方矿山兴起。由于生产环境恶劣，防护条件和防护意识较差，很多人在很短时间内就患上了尘肺病。“这是接尘工人最多的时候，现在是集中发病高峰。”

　　那时，尘肺病患病工龄大多在15年以上，年龄在40-50岁之间，而现在，已经提前到3-5年，30岁左右就开始发病。接触的粉尘多样，接尘环境更加复杂。

　　陈刚拿出一瓶暗红色的回收液，指给我看。这瓶回收液来自一个24岁的沈阳女孩石颖的肺。她在一家新加坡投资的外企负责打磨烤瓷牙的工作。石颖的肺功能损伤很严重，如今已经离开了人世。

　　中国卫生部公布的职业病报告数据表明，2010年，全国共报告尘肺病新病例23812例，死亡病例679例。据有关部门统计，每年尘肺病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亿元以上。

　　中国的尘肺病人占全世界患者数量的一半，这使得北戴河尘肺病康复中心慢慢开始得到了国家层面的重视。2004年，中国设立了中国煤矿尘肺病治疗基金会，同时在全国开展了尘肺病康复计划。北戴河尘肺病康复中心也搬进了新盖的大楼。每位在这儿就诊的农民工，都能从基金会得到五百到一千元的手术资助。

　　·五·

　　因为尘肺病，尘肺科主任陈刚接受过多家媒体的采访，也与许多矿工以及关心他们的志愿者成了朋友。

　　跟这些人接触，陈刚发现了一个误区。送来的都是最重的尘肺病三期病人。很多已经不能洗了。陈刚曾以一个医生的身份提醒：“捐款要用在刀刃上，要用在真正能延长生命的患者身上。”

　　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说，陈刚每天都不得不面对让人痛心的现实。“每天门诊的数十个病人中，能洗得只占一半。”患者的嘴唇、耳廓和手指因为乏氧变成紫蓝色。患者家属苦苦哀求：“能洗肺，我们给您跪下也行啊。”

　　然而，任何治疗手段都有其适应范围。“尘肺病到了晚期，根本没有救治的可能。昌明的现代医学在这时毫无用武之地，只能眼睁睁看着患者活活憋死。”陈刚拿着厚厚的病历本，痛心地说。

　　如今，发达国家已基本消灭了尘肺病。国际劳工组织和国际卫生组织早在1995年便建立了全球消除尘肺病项目，目标是到2030年消灭尘肺病。中国政府也做出了相应承诺。

　　但截至目前，北戴河尘肺病康复中心洗肺人数刚刚超过7000人，全国15家定点医院加在一起，也不会超过12000人。

　　“现在的灌洗，是为偿还过去欠下的债。”陈刚叹道，“这个数字，和中国近百万尘肺病人比起来，何其的渺小。”

　　在北戴河，这些矿工们是面目模糊的黑、白、灰。这里的灯红酒绿，也许是他们此生唯一关于美景的记忆。远处的烟花绚烂，细心人甚至能听到海浪的哗哗声。打开窗户，海风送来湿咸的空气。明天，一个新来的矿工要洗肺了，他紧张得有些睡不着。他的肺，这会儿正发出海风一般的呼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