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不合时宜的“盗火者”

　　他是开风气者，首度把《进化论》引入中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辛亥前后，严复对于时局的判断总是异于同时代的人物。

　　中国周刊记者  周昂 北京报道

　　1919年，严复咬牙切齿地说道：“以年老之人，鸦片不复吸食，筋肉酸楚，殆不可任，夜间百服药不能睡。嗟夫，可谓苦已！”又说，“世间如有魔鬼，则此物是耳。”晚年严复，被鸦片折磨得苦不堪言。

　　那一年，65岁的严复健康已经严重恶化，每天进餐都面红气喘，如同干了很重的体力活，甚至连走几百步路的力气都没有了。

　　病根是三十多年前落下的，那是他人生中最黯淡的一段时光。

　　黯淡时光

　　1880年，刚刚从英国留学归来的严复，进入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学堂执教，他用了九年，才当上了“会办”，相当于副校长。此时，与他一同毕业于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的同学们，早就纷纷成为了北洋水师的舰长、分舰队司令员。

　　久了，严复摸到了一些门道。“当今做官，必须内有门马，外有交游，又须钱钞应酬，广通声气，兄则三者无一焉，何怪仕宦之不达乎？”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难题。

　　还有一点，严复没有提：在当时的官场中，没有一个本土授予的功名，意味着得不到多数人的承认。

　　为了前途着想，这位海归不得不回过头来，走一条为无数士子望而兴叹的“正途”——科举。

　　一连四次，严复名落孙山，连个举人也没当上。第一次落榜的那天晚上，郑孝胥前来拜会，发现严复喝得酩酊大醉，卧床不起。

　　仕途不顺，情绪消极，严复开始沉溺于鸦片。他托人从上海买来上好的土膏，一日三次，抽得十分讲究。后来，连李鸿章都知道了这事，劝他说：“汝如此人才，吃烟岂不可惜！此后当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

　　严复不是不知道毒品的危害。1895年，他曾大声疾呼禁食鸦片，可本人却始终不能克服烟瘾，留下了终生的笑柄。

　　路越走越黑，严复一度无奈地自嘲道，“当年误习旁行书(西文)，举世相视如髦蛮。”

　　字缝里，老大帝国与世界的距离，正越拉越远。

　　自由为体，民主为用

　　1895年发生的另一件事情众所周知，大清在甲午战争中败给了弹丸小国日本，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当时在大清担任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对海军的问题看得透彻至极：“海军之于人国，譬犹树之有花，必其根干支条，坚实繁茂，而与风日水土有相得之宜，而后花见焉；由花而实，树之年寿亦以弥长。”

　　严复深以为然。

　　中日开战前，北洋水师中的腐败已经达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一些军船常年不做保养，“仅供大员往来差使”，官兵中寻花问柳者大有人在；训练时打靶，靶船不动，预先测量好距离，自然百发百中，一切不过应付上级检查而已；派系斗争亦渗透到每个角落，战事打响后，甚至“有若干命令，船员全体故意置之不理”。洋务派潜心多年，从西方移植过来的鲜花，在大清这棵腐烂的大树上，凋零、死亡。

　　1895年3月，就在李鸿章启程赴日议和之际，严复的《辟韩》一文已经将矛头犀利地对准了一切问题的终极。他说，“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而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如有战争，西方人是为了自己的权利而战，中国人只是为了主子而战，胜负不是明摆着的？

　　他还说，自秦以来，中国的君主，都是“最能欺夺者也”，唯有人民，才是“天下之真主”。

　　当年，谭嗣同看到这些言论，连声称赞：“好极！好极！”事实上，“民贵君轻”之类的思想，孟子也曾提出过，为什么在中国无法推行？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阐释道，那是因为人民没有自由，“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在这种环境中出产的，只有失去独立思考能力的顺民。

　　因此，所谓“中体西用”，明显就不符合时代的节拍了。严复打了一个比方：牛的身体是用来负重的，马的身体是用来奔跑的，“未闻以牛之体，以马为用者也。”——将西方的技术，嫁接到一个专制愚民的体制上，结果只有腐烂失效而已。

　　既要学习西方，严复以为，必须“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这才是西方富强的精髓。

　　将进化论引入中国

　　严复的西学之旅，始于一场意外。

　　1866年，福建侯官的严氏一家遭遇重大变故，家主严振先染上霍乱，不幸去世，其子严复的科举学业因此没了经济来源，被迫中断。

　　此时，恰逢洋务派在福州马尾船厂附设的船政学堂招生，不需高额学费。严复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这所学校。在这里，他全面地接触了英文、算术、几何、化学等西方新学问。十年后，他被派往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留学。

　　事实证明，自娃娃抓起，一以贯之的西学教育，为严复培养了迥异于当时国人的科学精神。

　　他对驻英公使郭嵩焘说，“格物致知之学，寻常日用皆寓至理。深求其故，而知其用之无穷，其微妙处不可端倪，而其理实共喻也。”——万物运转皆有规律，西方富强的大厦，皆发端于对万物精细的研究之上。只有抽丝剥茧，探索本源，才能打破自以为是的虚妄满足，和经验主义不求甚解的混沌懵懂，从而穷尽事理。

　　社会治乱，自然也有理可循。

　　在英国，严复的专业成绩并不突出，甚至没有上海军舰艇实习，却对西方社会背后的“通理公例”大感兴趣。他去法院旁听审判，归来后几天都怅然若失，觉得列强之所以富强，完备的司法体制就是原因之一；他陪郭嵩焘去巴黎等城市考察市政，觉得到处井井有条，这是因为西方“合亿兆之私以为公”，人民自然像爱家一样来爱城市。

　　反观中国，当时不少人还依然迷恋着“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虚妄教条。统治者对于“通理公例”依旧视而不见。

　　甲午年那场可怕的祸事后，严复得到了英国人赫胥黎的演讲《进化论与伦理学》全文，并着手翻译“进化论”的部分，定名为《天演论》。他在书中说“吾党生于今日，所可知者，世道必进，后胜于今而已”。畏难苟安，只能亡国灭种。

　　实际上，他只是在将“敬畏”之心，植入每个人的胸中。

　　1898年6月，《天演论》的出版引起全国轰动。康有为看过书稿之后，称严复是“中国西学第一”，桐城派大家吴汝纶看过后，将得此书视为“刘备得荆州”。有小学教师直接以此书为课本。还有一个叫胡洪骍的孩子，取“适者生存”之意，为自己改了名，从此叫做胡适。

　　世纪末的动荡中国，严复用《天演论》告诉人们，唯一不变的，唯有变化本身。这种变化绝非治乱之间的简单循环，而是一路前行，不可遏抑。

　　不求速成

　　1898年的9月，因为戊戌变法的失败而秋风萧杀。

　　此前，当维新派们手执《天演论》高歌猛进时，严复本人却在这场运动中保持了若即若离的姿态。

　　一次耐人寻味的对话发生在9月14日。严复被光绪皇帝诏令觐见。当时，年轻的皇帝迫不及待地问他，应该变什么法才好？严复回答，请皇帝去外国走一走，以联各国之欢，并到中国各处，以结百姓之心。两人并没有谈及实质性的内容。

　　非但如此，对于主张迅猛变革的维新派，严复后来更指责道“轻举妄动、虑事不周、上负其君，下累其友”。

　　尽管身为进化论的盗火者，但在社会变革一念上，严复从来不是一个激进者。他常引用英国“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斯宾塞的一个论断：“民之可化，至于无穷，惟不可期以之骤。”以为进化过程和轨迹由客观环境决定。他反复强调，当今中国最需要的，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将百姓从几千年的蒙昧渊蔽中拉出来。倘若在中国已成病夫的情况下，用药太猛，只能让情况更加恶化，导致速死。这个道理，在一个情绪渐趋激烈的社会里，不是每个人都会理解。

　　1905年，严复与孙中山在英国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会见。他对革命党领袖再次重申，在时机尚未成熟时革命，“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孙中山不认同，说先生是思想家，我是实行家。

　　两人继续在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上前行。孙中山在海外奔波为革命筹款，试图毕其功于一役，严复则持重于启蒙的事业，此时的他是以西学东渐的摆渡者身份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戊戌维新之后，他陆续翻译了《原富》、《穆勒名学》、《群己权界论》、《法意》等著作，为改良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作为“教育救国”理念的践行，他于1905年受聘执教复旦公学，后来出任校长。期间，他每每亲自批阅学生的翻译作品，并聘请美国武官来学校教体操，一时传为佳话。1906年4月起，他受聘安徽高等学堂监督，一上任就大刀阔斧，一次考试就淘汰38人，弄得安庆士绅都说他手辣。碰到在作文中宣扬平等博爱思想的考生，严复又可以当场掏腰包给10块银元，事后还说，可惜女儿年纪小，不然真可以嫁给这个考生。

　　日拱一卒，不求速成，道路虽远，行则必至。严复相信这个道理。

　　政府未必如桀

　　严复的渐进改良主张，付之于政治制度，表现为对君主立宪的极力推崇。他曾在《群学肆言》中总结人类社会的演进之路，第一个阶段是“奴虏之于主人”，然后，是“专制之君上”，再后面，就是“有限之君权，又继之以立宪之政柄”。也就是说，分步骤地将权力还之于民，才是“天演”的必经之路，这个过程不可跳跃。

　　辛亥革命爆发前，严复无可避免地卷入立宪运动。1905年，他应上海青年会邀请演讲西方政治学，其演讲稿《政治讲义》，后来成为立宪运动时期影响最大的理论著作之一。1909年后，他又陆续出任宪政编查馆二等谘议官、资政院议员等职。

　　然而，在清政府的改革之路越走越窄时，严复又明显觉得事不可为。他在资政院会议上动不动早退，屡屡受到其他议员批评。1910年，他被清廷授予“文科进士”，却“泊然无所动”。

　　这种冷热相缠的感情注定是矛盾的。1911年9月底，严复应邀为中国第一首国歌《巩金瓯》填词，在清廷危亡关头，他写下的依旧是“帝国苍穹保”。

　　数天后的10月10日，武昌炮声一响，严复的歌词一如反语，成为了大清的殉葬品。10月30日，清廷接连颁布准开党禁、实行宪政、审议宪法等三谕，严复在给《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循的信中惋惜地说：“如果一个月前做到这三条之中任何一条的话，会在清帝国发生什么样的效果啊！”

　　1911年12月，严复作为福建省代表南下参加“南北和谈”，同行的特使唐绍仪等人一上车就把辫子剪了，严复则依旧蓄辫明志。唐绍仪在和谈中主张共和，严复大为不满，回了北京就向袁世凯告状，“唐绍仪非议和也，乃往献江山耳！”

　　严复其实不知道，袁世凯此时也被清廷在和谈中的暧昧态度弄得心神不宁，“民国总统”对他的吸引力已经越来越大。

　　有人问严复，清政府腐败至此，为何还不划清界限？他说：“今日政府未必如桀，革党未必如汤”。他自比古代的伊尹，这位商代名臣曾经五次抛弃贤君商汤，去侍奉暴君夏桀。

　　这句话背后，颇有“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无奈。

　　事实上，严复自己也明白，“朝廷累次失大信于民”，革命军此次绝不会轻易息事宁人，形势早已不是他能够左右的了。

　　“天下仍须定于专制”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诞生。严复发现，当年自己对于革命后果的担忧，一一变成了现实。

　　革命只不过赶走了宝座上的皇帝，却没有赶走人们心中的皇帝。中国很快陷入到“新居未建，而故居已拆”的尴尬境地。民初政党林立，几乎所有人都试图逐鹿权柄，而非和衷共济。“二次革命”很快爆发，政局动荡再次引发了社会动乱。这些显然是严复所不愿看到的。

　　一次，严复与辜鸿铭出席同一个宴会，酒过三巡，辜鸿铭忽然说，恨不能杀二人以谢天下，有人问他这二人是谁，辜鸿铭回答是严复和林纾。他拍桌骂道：“自严复《天演论》一出，国人只知物竞天择，而不知有公理，不杀他天下将不会太平。”

　　严复无从置辩。

　　面对混乱的局面，严复几乎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说出了“天下仍须定于专制，不然，则秩序恢复之不能，尚富强之可岐乎？”他依然认为，中国需要有一个权威主导，徐行立宪之事，才是正途。

　　与此相应的是，1913年6月，严复与梁启超、林纾等人一道发起“北京孔教公会”，提倡尊孔复古，试图以此挽回混乱中的世道人心。

　　1915年，袁世凯称帝之心已经昭然若揭，他派杨度几次三番找严复，劝他参加其登基专用机构“筹安会”。

　　虽然不赞同共和体制，严复对于复辟一事还是有疑虑的。他觉得君主之威如今早已扫地，贸然复旧，只能乱上加乱。杨度劝他：“某既知共和国体无补救亡，即不宜苟安，听其流变。”又说：“此会宗旨，止于讨论国体宜否，不及其余。”

　　对于使命感极强的严复而言，这两句话无疑很能打动人。

　　第二天，人们在筹安会发起人名单上，赫然见到了严复的大名。一位进化论的盗火者，却一心回到过去，这无疑是一个天大的讽刺。

　　尽管严复在矛盾的心态下，并没有参加“筹安会”多少实际活动，但复辟帮凶的恶名是坐实了。天津《广智报》当时画了一幅漫画：袁世凯头戴冠冕，身披龙袍，端坐正中，四方画着四条狗，分别代表筹安会“四大将”，其中之一，便是严复。

　　对于“走狗”这个称号，严复苦涩道：我“狗了不狗，走也要走的”。

　　马相伯劝他，别人想往上爬是可以理解的，“你偌大年纪，又何必多此一举！”而严复真正想要实现的愿望，并没有多少人明白。

　　直到袁世凯陷入全国一片声讨时，严复依然痴心不改地认为，此时分化袁世凯的权力，修订约法，以为立宪的基础，正逢其时。袁世凯死后，回顾这段历史，他特别赞同一位传教士的见解：“袁世凯大罪不在规图帝制，在于不审始终，至于事败。”

　　百年后，很多人都将严复从新到旧的转身视为一种倒退，实际上，这更像是严复对两个割裂的历史时期进行接驳。

　　“惟适之安”

　　洪宪帝制结束后，严复淡出政坛。列名“筹安会”的狼狈经历，令他在晚年失去了往日呼风唤雨的影响力。

　　此后，他把大量的精力放在批点《庄子》上，他说，“庄生在古，则言仁义，使生今日，则当言自由、平等、博爱、民权诸学说矣。”试图从传统文化中寻找通往现代文明的因子。这其中，固然包括严复对一战时西方世界争名逐利的失望，更蕴含着毕生的经历后，一种深沉的思考。

　　历史学者萧功秦曾经将严复的西学东渐之旅称为“悖论”，即单项移植西方一项东西，缺少相应的生存环境则不能活，但全部移植实际上又是不可能的，犹如把牛完全变成马一般。

　　沿此思路，可见中国现代化的难题所在，和辛亥革命之后的共和之殇。

　　严复晚年的努力，就是挖掘传统，实现传统向现代的创造性转换。用斯宾塞的话说，“相其宜，动其机，培其本根，卫其成长，使其效不期而自至。”

　　事实上，“寻根”也成为了那一代士人在风雨之后的共同选择，他们当中包括康有为、辜鸿铭、章太炎等等。

　　在他们看来，过去才是孕育未来的最好载体，尽管很多人将这称为保守。

　　对于晚年的境遇，严复多少有些落寞。1920年他回到家乡侯官，说“还乡后，坐卧一小楼，看云听雨之外，有兴时，稍稍临池遣日……槁木死灰，唯不死而已，长此视息人间，亦何用乎？”

　　但是他也说，“以此却是心志恬然，委心任化。”

　　严复留给中国的痕迹已经足够深刻了。在他之后，既有革命者在严复早年介绍的进化论启发下，用血与火推动“进步”，又有如梁漱溟为代表的新儒家，继承严复晚年的思想，继续着接驳古今中西的尝试，辛亥往事，未完待续。

　　1921年10月27日，严复在福州去世。临终遗言：“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他的墓碑上，刻着四个大字——“惟适之安”。

　　只要适合便好，这是严复毕生的全部智慧。

　　时间回到四年前。1917年，新文化运动正风靡全国，不赞同废除古文的林纾与新青年们闹得正凶。严复看过林纾的文章之后，却给他去了一封颇为耐人寻味的信，那一刻，严复似乎已经在恬然的心态中走出了人生沉浮。

　　他说，“革命时代，学说万千，然而施之人间，优者自存，劣者自败。”

　　希冀在是，来日正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