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再造到政治认同

　　文|本刊记者|石 勇 

　　世界四处起火。文化及其认同像幽灵一样早已君临天下，成为一个主宰性的母题。站在东方文明的山巅，中国无法例外。

　　在这一背景之下，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把“文化”作为一个极具战略性的命题进行研究和部署，回应了时代所带来的挑战。昭示着党在文化问题上的一次深刻破题，即以文化认同，召唤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

　　原本漂浮于社会结构表层的政治，须扎根于文化的深层土壤之中。按照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洞察，谁夺取了“文化领导权”，实际上就相当于夺取了“政治领导权”。在一个意识形态被祛魅，经济发展也无法完全解决执政认同的时代，文化，成为最具号召力的旗帜—对内成为强化政治认同与共识的来源，对外，则代表具有强大“软实力”的国家形象。

　　百年以降，中国一直处于以解构传统文化、强国富民为特征的“现代化”运动中。“现代化”的图景当然还未到来。但在文化问题上，这是一次在长期犹豫不决之后的转身。

　　一个国家的“大我”  

　　2004年，美国学者亨廷顿在其著作《我们是谁》一书中认为，美国应该发扬盎格鲁—新教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这是美国的根本“特性”，否则美国就不知道自己是谁，就有分化和衰落的危险。

　　这种观点当然是在“文明的冲突”背景下出笼的，但亨廷顿无疑说透了这个真相：在今天的世界上，假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失去了构成它最内核的“自我”的文化，它的自我认同必然出现危机。百年来中国社会的一系列折腾，以及现在出现的价值迷失、道德沦丧，正是这种症状的折射。

　　不仅如此，在哲学上，亨廷顿还看得非常远：一种存在，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国家，总是具有某种独特性，借以和“他者”区别开来，这种独特性是他成为他的根本理由。如果他失去了这种独特性，那么，与这种存在的独特性联系在一起的存在的合法性，也就逻辑地被取消。

　　这就像一个人，假如他不能证明自己在价值上是一个人，而是混同于动物或只是资本家可以随便利用的纯粹“人力资源”，那么，他就无法证明，以他为工具，扼杀他的尊严，而不以他为目的在道德上是错误的。

　　文化是什么？构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根本特征的文化又具有怎样的功能？可以有不同的观察路径。

　　从深层精神分析的视角看，对于一个人来说，如果他不知道自己是谁，或者他的自我总是处于冲突之中，也就是说，如果他无法获得一个稳定的对自我的认同，他必然无法安身立命。“自我”对于一个人来说太重要了，没有自我，他就像没有灵魂，在心理上将无法活下去。

　　类似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当今世界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文化和政治单位，必然也有一个自我，并且每个人都能体验到，否则无以整合，结果当然是分裂，或似乎无法消除的离心运动。这正如冷战结束后，在前南斯拉夫、俄罗斯、加拿大、苏丹，以及世界的其它地方，因民族、文化、语言的不同所发生的“分家”和闹“分家”的故事一样。

　　在一个既存在“文明的冲突”，同时“文化认同”又构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自我认同”的世界，就政治而言，多数存在着三种不同层次的认同：由于其治国能力和执政合法性来源，一个或多个政党获得执政权力，其统治得到认同；基于“社会契约”的预设，大家认同某些政治价值理念和制度，组成政治社会；基于某种文化认同，大家组成一个文化—民族共同体。

　　但今天的中国社会，很难具备第二个层面上的充分认同。公众的政治认同，与文化上的认同也无多少联系，无法变成对属于“我”的一部分的文化的认同，即“自我认同”，而只是一种对“他者”的评价。而正因为如此，当政治认同遇到问题，用文化认同来弥补，似乎也就有了空间。  

　　政治认同的变迁

　　在古典世界，“认同”的问题并不突出。按照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的说法，认同问题，基本上是一个“现代性问题”，是近代以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为特征的现代化潮流开始后才出现的。

　　可以很容易想象：当传统被怀疑、否定、抛弃，当火车终结了一个封闭的世界，人们被从一个曾经给了他秩序、安全感的家园里放逐出来时，他感觉到的就是孤独、焦虑，最迫切的，就是找到家，然后回家。  

　　在这个过程中，无数社会原子在心理上的结合，现实地产生了“群众”。它进一步产生“群众运动”和政治认同。而民族—国家也恰恰在相同的这种历史背景里出现，并成为划分当今世界版图的政治单位。  

　　认真细究，现代的政治认同可以追溯到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正是它，呼唤出了政治的意识形态，并使政治认同建基于意识形态基础之上，长达几个世纪，直到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才开始消退。  

　　文化并不管一个人的出身，是富人还是穷人。因为文化，一个穷人和一个富人就是一伙的。但在近代，随着世俗化运动的狂飙突进，围绕财富、自由、权利的分配而进行的斗争使文化共同体彻底陷于分裂，人们从穷和富中，认出了自己和别人。  

　　就是说，对于政治认同来说，像宗教一样，文化成了一种鸦片，妨碍人们去争取财富、自由和权利。最具号召力的，是变成了一种口号、一种信仰的政治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提供的当然不是宗教的乐园，而是一套政治制度，它对如何在社会中分配财富、自由和权利有明确的宣称。  

　　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无论东西方，传统文化或被悬置一旁(政教分离)，或被视为祸根(封建遗毒)而被无情批判，其目的，都在于排除一个人的文化身份对他的政治立场的影响，赋予人们以政治共同体、意识形态共同体的成员身份。毕竟，在存在阶级斗争、政党斗争的情况下，政治认同必须明确区别“自我”和“他者”，甚至区分“敌友”，以便把能召唤到的成员团结起来。  

　　对于中共来说，意识形态的巨大号召力，对于革命的成功，以及改革开放前的执政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而放眼20世纪的世界，从亚非拉激进的革命，到欧美温和的政党竞选执政，离开了意识形态的强大支撑，几乎无法想象。   但随着世俗化运动的加剧，意识形态也在耗尽其能力。很简单，要具有足够的吸引力，它要么把自己上升为一种宗教，要么就允诺给人们无数好处。前者很难兑现，只能一时奏效，作为神话总会容易破灭，破灭后，在世俗化的世界里，人们几乎会本能地要求物质需求上的巨大补偿；而后者，在逻辑上恰恰否定了自己，把人们的政治认同，交给了他们从经济发展中所得到的好处。  

　　正是如此，以冷战的结束为标志，在政治认同上，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结构稳定或大体稳定以后，意识形态正式退居次要地位，能不能推动、或保持经济发展，在绝大多数国家，几乎成为一个政党执政的有效保证。与之相应的，就是经济的停滞或危机，总会成为政治骚乱的引爆点。再也没有什么历史时期，能比21世纪初的经济波动，更能给政治增加风险，更能带来不确定性的了。从经济的风险、危机，到政治、社会的风险、危机，似乎只有一步之遥。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次对政治认同基础的重新打造。经济发展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因此也成为政治认同和共识的重要来源。30年来，它在一些官员那儿，已经形成了“路径依赖”。  

　　但很显然，经济发展是“执政能力”的体现，但无法构成对政治认同和共识的完全论证，它缺乏价值上的吸引力。另外，不可能有一直在发展而没有停滞的经济，把一切押于经济发展的宝上，在逻辑上等于把政治认同置于风险之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30年来，在贫富悬殊格局的形成和阶层结构的固化中，一定程度上已出现政治认同的流失。不可能期待经济的继续发展对此进行挽救，因为它正是问题的一个根源。

　　对于执政党来说，如何面对并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未来如何改革  

　　中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毫无疑问，是执政的政治认同和共识的核心来源。  

　　但正如在革命战争年代，为夺取国家政权，存在一个马克思主义如何和中国实践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化”的问题一样，在意识形态认同已经消退，而让位于文化认同的当今世界，也存在一个执政党如何吸纳中国传统文化，重构政治认同的问题。  

　　尤其是，在今天，政治认同还包括对台湾的统战，对海外华人的感召，以及国际上的政治吸纳。它的功能被空前放大。

　　十七届六中全会释放出这样的信号：重构政治认同，提炼、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构成了民族精神内核的优秀传统文化引入执政理念。  

　　事实上，正视现实，与时俱进，始终是中共的优良传统。从一开始，中共就注意到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这样的政治资源。中国革命逻辑地包含着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因此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一开始就写在中共的旗帜上，成为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政治动员方式和统战手段。这一传统，一直保持到今天。  

　　另外，中共从未忽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号召力。1937年4月，国共两党公祭黄帝陵，对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巨大的作用。70年后，2009年4月，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赴陕西参加公祭黄帝陵，大陆和台湾在心理上紧密联结在一起。而在此前和之后，“祭孔”，在中国各地，已经成为官方的一种政治行为。   另外，在“中国国家形象”的打造中，儒家文化已经成为主要的符号。中国在世界各地开办的“孔子学院”，昭示着要形成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传统文化成为一个宝库。  

　　尤其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很多具有道德吸引力，甚至普世性的价值，已出现在中共的执政理念中，比如“和谐社会”的建设，比如“和谐世界”秩序的宣示。当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很多场合说这类词语的时候，任何人都可以注意到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语言。而这一套语言，对内可以通过对民族文化精神的激活扩大政治认同空间，对外可以不屈服于“他者”的话语体系，为自己在国际关系中夺取政治主体性和文化领导权。  

　　这表明，在意识形态已经不能成为国内政治整合的唯一精神力量，也不适合或无法成为国际交往的博弈资源的当下，执政党在为自己的执政寻找新的文化资源。背后的道理很简单：在今天，在国内的执政需要最广泛的民众认同，对外则是在代表中国，而在别人的眼光中，中国除了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文化共同体。  

　　当然，以传统文化来打造政治认同，并作为政治认同和共识的一个新的来源，在逻辑上并非就没有断裂，在执政党内部，也并非没有顾虑和阻碍。很多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并非同质的文化体系，在很多方面还存在冲突。实践上的冲突，在土地改革，在“文革”时期，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那时候，儒家传统的组织结构、物质载体等遭到无情的荡涤。而观念上的冲突，突出地表现在儒家文化并不支持“阶级”之类的预设。正是如此，一些人担心，用中国传统文化来打造政治认同，可能会产生不可预料的负面效应。  

　　当然，也不能说儒家文化就与马克思主义没有共同语言。在另外一些人看来，至少在“大同社会”、“以人为本”等方面，两者存在共通之处，可以方便地进行“转译”，拿来解释一下就可以用上。   这两点导致了弥漫开来的矛盾、犹豫心态。2011年1月11日，孔子像悄然出现在国家博物馆北门广场内，4月20日又被悄然移走，这一事件被视为是这种心态的折射。它构成了一个象征。  

　　但这一切似乎已经消散。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召开，预示着“文化立国”的时代可能会导致中国发生大的变化。文化认同催生政治认同，在可以想象的后续举措里，将开始自己的长征。  

　　需要澄清的只是：传统文化对政治认同的支撑作用是有限的，找准政治认同和共识来源的方向极为重要。以文化促进政治认同，更需在民主、自由、法治的制度安排中去开掘，从公平、正义的社会结构中去保障。它逻辑地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继续深化。  

　　这些制度沉淀为文化，才是深层政治认同的核心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