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入文化时代的历史转折

　　文|周熙明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

　　文化究竟有多重要？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此作了深刻的回答：“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十七大报告提出了中国未来文化建设的崭新思路，从而给未来中国社会长远的整体的发展战略注入了新的灵魂。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在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中，由于整体发展水平上的巨大差异，中国文化传统在实现伟大复兴之前，势必经历从“休克”、迷失到苏醒的痛苦过程，承载这种传统的社会主体也必须经历从全盘否定传统或完全坚守传统到既开放传统又回归传统的态度上的转变。近代以来，“世界历史”潮流的冲击、西方文明的浸入造成了中华民族自然历史进程的中断，中华民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作为民族灵魂的文化传统时常处于休克状态。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力的迅速增强，伴随着对外面世界的真切了解的增加，中国正逐渐恢复文化上的自信，恢复对本民族历史传统应有的尊敬。

　　文化兴衰关系民族存亡

　　文化是什么？文化虽然不是盛下人类所有事物的包罗万象的容器，但文化的确渗透于人类生活的每一个毛孔。文化的特质就是千变万化、千姿百态，它最不宜于千篇一律。冲破各种限制，展现新的无限的可能性，是文化的灵魂。打开我们的心灵，放宽我们的视野，才可能让我们把握文化的真谛。

　　从功能上看，无论对整个人类还是对于某个特定人类种群，文化都是维系生存、获取慰藉、凝聚人心的策略系统。若从政治学观察，作为话语、价值观和制度的文化总是代表和维护着某个集团或阶级的利益。在现实形态上，文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精神文化的产品是被物化的，而物质文化的全部过程表现出精神的目的和计划。尽管在思想中把文化区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对讨论问题会有所帮助，但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歪曲了事情的真相。文化中的有些部分在时间里只发生变化而无所谓发展，比如不同时代的艺术往往没有优劣高下之分；文化中的有些部分不但经历变化而且经历发展，比如不同时代的知识系统往往有先进落后之分。我们还可以从许许多多其他视角去界定文化。比如，在近代中国的语境中，文化在多数情况下主要是指整个中华民族独有的生存方式。当强调本民族的悠久历史传统时，文化实际上是一个无所不包的神话。它象征着人们如此之深地相信以致使人们意识不到自己在相信的东西。它是使人们所生活的世界看上去有理、有情和可信的东西。再比如，当今天人们谈论文化产业时，文化是指用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中所具有的精神内容。

　　正如伯纳德奥斯特利在《文化联系》所言，“文化，无论我们怎样给它下定义，都是我们所做的和所想的每件事物的中心。文化是我们所做的事以及我们为什么做这件事的理由，是我们希冀的结果和我们为什么这样想象它，是我们所感知的东西和我们如何表达它，是我们怎样生活和我们以什么方式面对死亡。文化是我们的环境和我们适应环境的方式，文化是我们已经创造的世界和仍在创造的世界，文化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和促使我们改变世界的动力。文化是我们了解自己和相互了解的方式，文化是我们的个人关系网，文化是使我们能在社会和国家内生活在一起的图像和抽象。文化是我们生活的要素。”

　　在一个文明中，文化成分是“它的灵魂、血液、精髓、核心、本质和缩影，而相比之下，政治成分，更进一步说是经济成分则是一个文明状态的表面的、非本质的、微不足道的现象和它活动的媒介。一个文明只有达到这样的一种程度，即成功地将它的文化扩散出去，它才能始终真正地、完全地吸收与它接触过的异己的社会体。”

　　文化是文明的灵魂，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文化是它特有的历史创造积累和精神记忆，是它特有的生存方式。就一时一事来说，文化的力量也许是弱小的，但就长久来说，文化的力量却是无坚不摧的。来自欧洲北方的野蛮民族曾以摧枯拉朽之势灭掉了罗马帝国，但最后却被罗马文化所同化。中国历史上，处在未开化状态的少数民族数度入主中原，结果都融人了作为文化民族的中华民族。古人云，马上能得天下但不能治天下。江山要稳固，天下要太平，就得依靠文化的力量。无论是过去朝代国家的政权，还是近代的政治党派，只有在它够代表某种文化的发展要求时，它才能获得统治的合法性。中国历史上的那些短命的小朝廷之所以短命，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们在文化上无所依归。

　　一个民族的兴衰存亡，说到底是它所代表的那种文化的兴衰存亡。一切配称伟大的民族，定是那创造了辉煌文化的民族；一切彪炳青史的历史英雄，定是在文化创造中有过非凡贡献的人物。社会学家指出，当文化提供了社会角色行动的价值规范时，它在社会学意义上就是至关重要的。从这一视角看，社会秩序是通过个体对生活中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文化模式的遵从形成的，而这遵从大部分是无意识的。现代民族国家因应世界性的市场竞争的需要，必须组织为比古代国家更为有序的社会，而给现代社会提供基础性秩序的，正是历史上长时期自发地积累而成的、内化于所有社会成员精神结构中的作为常识、常理、常德、常情的文化。这么一种文化，构成一切现代制度运行的基础秩序。一旦缺了它，再好的制度也无法真正实行。

　　从经济时代到文化软实力

　　文化时代是相对于经济时代而言的。 我们有理由把经济时代的起点定在1776年，因为那一年发生了三件大事：一是美国《独立宣言》的签署，它改变了人们对统治或政治的理解；二是蒸汽机的应用，它引发了技术革命的浪潮；三是亚当·斯密《国富论》的问世，它提出了关于财富的新的认识从而开启了一扇新的致富大门。

　　经济时代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是这样一种经济世界观：只要把经济学和经济作为社会的中心，作为主导思想来推动个人、机构、城市、地区、国家和国际发展，财富就能得到最大效率的增加，人们在所有生活领域的需求和展望就可以获得最大效率的满足。经济时代经过长期的演变，在20世纪形成了今天的世界体系。它的主要目的是促进世界和经济发展，世界各国按它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经济增长率、消费量、储蓄和投资活动、国民人均收入等经济指标排列座次，经济实力最强的美国在这个世界体系中占据中心地位。

　　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在日趋激烈的综合国力国际竞争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软实力”(也叫“软权力”)的概念是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院长约瑟夫·S·奈首先提出来的。他认为，使美国过去赢得世界领袖地位的不仅是超强的军事、经济力量(“硬实力”)，而且还有超强的文化力量即“软实力”。今日美国依然可凭其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征服他国，但已不能赢得世界舆论，这是因为它的软实力在衰退。在约瑟夫·奈看来，硬实力虽能使人屈服，但无法使人信服；能使人心服口服的只有软实力。相对于经济和军事的力量，文化的力量是一种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富有弹性和能以柔克刚的力量。在国与国的竞争中，它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吸引力、凝聚力、创造力、精神控制力、影响力、号召力，威望、信誉和文化资本。这种力量主要来自一个国家文化中的价值观。10几年来，约瑟夫·奈所提出的“软实力”概念日渐成为世界各国政要和学者反复使用和阐发的重要概念，提高软实力也成为许多国家的自觉奋斗目标。软实力固然不是凭空而生的力量，它的强大一般是与经济、军事的强大相伴随的，它的提升也是需要付出实实在在的代价的。但是，经济和军事的强大并不必然带来文化的强大，没有强大的文化力作后盾的经济、军事上的强盛一般不能持久；而且，与经济、军事力量的提高所要付出的代价相比，软实力的提高所要付出的代价是低廉的。在资源、能源日趋紧张的今天，通过提高软实力增强国家的竞争力，尤为划算和显得必要。

　　从无形的手到无形的心

　　经济文化化和文化经济化的发展趋势，使得整个经济中的文化因素占据着日益重要的地位，也使得文化产业迅速兴起成为整个经济增长中最引人注目的亮点。按文化人类学的新进化论学派的说法，文化是人类利用能量的一种机制。这种机制越是先进，人类人均利用的能量就越多。由此看来，不同社会经济体在发展程度上的差别，主要是由不同文化的发展程度上的差别所决定的。当今时代，那些发达的社会经济体，经济在日益增大的程度上文化化了，文化也在日益增大的程度上经济化了。

　　作为人类利用能量的一种机制的文化，经过漫长的进化之后，终于达到了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转折点，它所能利用和驾驭的能量已经足以使人类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发生质变。从“看不见的手”到“看不见的心”，体现了人类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过程。人类已经处在了一个刻不容缓的历史转折点，必须朝着一个新的时代迈进，这便是文化时代。在文化时代，文化在社会历史舞台上已从幕后走向前台，从边缘走向中心，由配角变为主角；发展最终要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一个国家能否高瞻远瞩、尽早确立文化立国的战略，将决定它在未来世界上的地位。

　　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要谋求国家强盛文明复兴人民幸福社会持续进步，就必须形成一系列正确的文化理念：应确立文化发展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的理念，用文化去评价整个社会的进步；应确立文化竞争力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理念，把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上升为国家战略任务； 应确立文化可以创造永久性财富的理念，推动我国的文化积淀、文化资源和文化创意转化为更多财富；应确立文化是无形资产的理念，使文化和文化创意发挥比货币资本更大的渗透力；应确立文化具有独特规律的理念，不能像搞运动和发展制造业一样发展文化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