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州时议

　　当今中国，无论经济、社会，还是政治、文化都处在剧烈的变革和转型期。经济发展的高速度，助推民生问题的膨胀；社会文化走向成熟和多元，但理性尚需建立……种种社会问题呈现为纷繁复杂的新闻热点，而这些，无疑将成为时代的记录，和理解中国的窗口。

　　为此，本报特辟《九州时议》栏目，定期特邀知名学者专家、政府官员、中国问题观察者，以解析时代中国之焦点热点，帮读者抽丝剥茧、梳理各领域纷繁事物之根源之脉络，以期提供具有建设性的独立意见。

　　本期嘉宾

　　张希贤

　　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

　　袁刚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小悦悦事件”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两岁女童接连遭遇两辆汽车碾压，18名路人无人施救，一名捡破烂的阿婆的善良反被质疑在“炒作”。我们的社会到底怎么了？

　　反思迫在眉睫。在传统道德向现代道德转型的过程中，社会价值取向的困境该归咎于什么？新的道德价值秩序又靠什么来规范？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道德建设又该如何落实？昨日，南方日报请到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张希贤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袁刚对此进行了探讨。

　　南方日报驻京记者 杨春

　　市场经济流动性瓦解了传统道德平台

　　南方日报：继十四届六中全会讨论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问题之后，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我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纲领性部署，而道德建设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这时中共决策层重点提出道德建设课题的背景和意义是什么？

　　张希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的道德建设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也面临着新问题。传统道德以村落为平台，老百姓一辈子依附在一块土地上，三纲五常也是在村落上贯彻的；计划经济时期道德建设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个平台作为贯彻基础，具体平台是工厂和单位；而当前市场经济衍生的流动性特点，使得建立在土地和粮食基础上的传统道德规范失去基础。改革开放解放了思想，也“解散”了人民，人们由单位人变成社会人，熟人社会变成陌生人社会，瓦解了传统道德贯彻的平台，而适应市场经济基础的新道德平台还在构建当中。现在就是要按照市场经济发展规律提高社会组织化程度，如果没有基本平台，道德建设根本没办法实施，这也是公民道德建设的难点。

　　袁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提出的，也明确了要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道德观念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是调整人与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行动规范。一个缺失主体道德观念的民族是谈不上伟大复兴的，所以说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中的重要一环，对于解决现实问题意义十分重大。

　　出手相救面临讹诈令人对道德望而生畏

　　南方日报：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是具有鲜明社会属性和时代特征的，在本质上反映和体现着一个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当今社会道德建设的根本是什么？

　　张希贤：重礼仪和重道德是中华民族这个礼仪之邦的优秀传统，但在当今社会金钱至上这种价值观的扭曲下，道德在实践中发生了一些新变化。比如广东发生的小悦悦事件就并不是孤例。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中国人不出手相救，是因为很多人意识到经不起出手相救后可能会面临的讹诈，于是在道德面前望而生畏。很多案例都显示，冒着风险去救人的人并没有好报，有人甚至会被告上法庭。本来很道德的举动，在司法和舆论面前又被复杂化，甚至是混淆是非的，长此以往大家也都不敢见义勇为了。可以说小悦悦事件是目前道德扭曲的折射，需要道德建设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来呼唤正义和良知。

　　袁刚：我们常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如果一个人能做到这一点，就会被称为“道德的”。道德是中性词，其核心内涵是“善”，力量源泉是心灵的美。道德需要靠公平、正义和良知去呼唤，而舆论监督、良性沟通和教育功能为其提供保障。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各种价值观的冲击下，是否每个人都能发挥道德的核心内涵就显得并不确定，需要确立全体公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道德自律意识显得至关重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重建中华民族道德观

　　南方日报：公报的一大亮点在于，首次提出我国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与道德建设之间有何内在联系？

　　张希贤：道德建设属于思想文化建设的范畴，而能给人信仰并提升人类道德情操的只有政党和宗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其实也是中华民族道德观的重新构建，其症结在于如何在适合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构建道德规范。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落脚点是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这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单纯的依靠学校教育这个平台，不可能覆盖整个社会，探索新时期道德建设的平台是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也是难点，最终要依靠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袁刚：“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需要落实在这几处：健全文化市场体系、创新文化管理制度、完善政策保障机制、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文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价值引领层面，整个社会的价值观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加强学生素质教育这块，我们一直在做。可是整个社会是由不同身份的人构成的，仅仅深化教育领域的道德建设显然不够。需强化分层引导人们向善，要把道德的观念渗透到主流意识形态中，让各类社会人群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染。

　　学习传统文化能帮我们提升社会公德

　　南方日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升华和创新，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对于道德建设能起到怎样的作用？

　　张希贤：西方提出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价值观。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构成包括忠君爱国，内圣外王，位卑未敢忘忧国等等，这都是对道德的一种细化提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概括程度很强，这就需要在实践中细化，具体落实和大众化的分解。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目的在于解决“三个不适应问题”：文化水平和综合国力不适应、文化发展和经济增长不适应、文化增长和国民素质要求不适应。简单说，就是国民的文化水平不够，赶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赶不上国家的世界地位。要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来解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落地问题。

　　袁刚：中国的儒家文化根深叶茂，孔子说宽则得众，仁者爱人；墨子提倡兼爱；孟子最著名的观点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传统文化的精髓往往激励着中华民族追求美好高尚的精神境界，放在今时今日仍不过时。在汶川地震时，我们的国民守望相助，抗震救灾的过程中，随处可见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的高尚情操，这就是社会道德价值集中升华的体现，是人类对自身爱的体现，也彰显了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内涵和精髓。但我们不能只在灾难面前才显现大爱，在日常生活中也需要有各种各样的小爱与大爱。有太多先贤和榜样在曾经的历史和正在发生的历史中出现过，传统文化正是这种民族精神的浓缩，学习传统文化能帮我们构建精神家园，提升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

　　社会建设主体是社会而非政府

　　近来发生的系列公共事件引发了公众焦虑。在佛山的路人漠视被碾女童事件中，尽管较之前几天的舆论高压，最近两天舆论相对平缓，而且，严肃、理性的讨论逐渐成为主流，但是有关精神文明建设议题不能就此搁置。公众建言献策保护见义勇为，或通过变换方式呼吁道德复归，舆论由大众喧哗向群策群力式的商议转变。类似事件为社会建设提供了具体的议题，同时，它也为大众参与社会建设提供了契机。

　　“社会建设”相关话题舆论数据

　　(主要参考新浪微博等)

　　从南京“彭宇案”开始，公众对精神文明状况的担忧日趋明显，而近来的“小悦悦”事件导致的生命痛感，“冷漠的路人”更是遭到无数人的谴责。然而，是否可以因此认定社会精神文明状况滑坡，是否就可以孤立地认为当今社会人心冷漠？冷静下来，无数网友也承认，如果自己作为当事人，也未必就一定能伸出援助之手。“人心冷漠”的道德定性过于草率，人们之所以冷漠，其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它与道德式微、地域等没有必然的联系。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学院陈涛教授在接受舆情监测室访谈时认为，此次事件与个人缺乏良知并无必然联系，具体情境和社会环境才是决定人们是否施救的主要原因。

　　重庆时报在《拯救日渐消逝的恻隐之心》的评论文章中称“体制缺乏对良善恻隐的敬畏和浇灌，势必导致善之花的凋零”。有批评者提出，中国当下精神文明式微的表象背后，根源在于权力跋扈，而避免“小悦悦”事件的重演，关键在于制约权力，主张通过法律途径引导精神文明建设。然而，法律作为一种国家利器，或是对文化立场的重申，或是文化式微，于是只好以法律作为社会的闸门。

　　西方部分国家文化保守，于是通过法律设立了道德禁忌，比如北欧国家立法禁止堕胎，法律成为文化的延伸；而中国则是政治保守，上千年的集权传统，社会生活都受其约束，所以道德无措时，便动用法律利器，法律成了权宜之计。尽管两者都诉诸法律，但动机大不一样。道德作为一种人际关系的概括，需要文化的滋养，尤其需要良好的社会氛围。当前中国社会道德呈现滑坡之势，需要促成社会的发育壮大，为公德的建立提供依托。

　　社会缺乏对善举的鼓励与保护机制

　　可以发现，在类似事件中，公众在失落之余，还表现出了建设的意愿。舆论谴责路人冷漠的同时，呼吁道德复归的声音不绝于耳。

　　由新浪微博发起的“添加‘请停止冷漠’标签”活动，不到四天时间，相关微博数高达60多万条。而北师大管理学院董藩教授写的呼吁见义勇为的微博则被网友称为“撑腰体”，相关微博数已经超过一百万。尽管舆论莫衷一是，对当下社会环境状况有着巨大分歧，但是对于社会环境的革新，则都抱有期待。

　　网友“Honey斐”说：“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自我反省，社会在变，希望人最初的那份本性不要变。”人心不变显然只是美好的愿望，在社会建设过程中，惩恶扬善这条朴素的规则显得尤其重要。横向比较，类似“彭宇案”并非孤例，2004年美国加州就发生类似的案件，鉴于此，加州议会于2009年通过了“好心人免责条款”，通过法律鼓励见义勇为的方式，避免了类似案件的再次发生。社会建设不能光指望法律，尤其是在道德领域，不能通过制定法律来要求人们见义勇为，但是需要法律鼓励人们见义勇为，保障做好事的人不至于被诬。如果把社会比作一条河流，那么道德和法律就是河流的两岸，通常它们互不干涉，但是需要彼此照应，两者不能离得太远。法律需要重申文明的基本原则，这是社会安全的重要前提。

　　社会建设动力来自民间，政府须提供制度环境

　　“社会建设”作为近年来的热门议题，一直是舆论热议的焦点。过去一年时间内，传统媒体有关社会建设的报道高达16368篇，互动社区方面，以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为例，其相关话题的微博数高达37万多条。社会建设话题受到网民的广泛关注，网民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参政热情，以此次广东省委政法委、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发起的“是否通过立法来惩罚‘见死不救’”调查为例，在一天不到的时间内，有将近一万人参与了此次调查，相关微博数已超过一万条。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社会建设的方向，在将近一万个调查对象中，63%的人认为，应该先立法保护见义勇为不被诬陷。显然，舆论倾向于将社会建设的希望寄托于政府引导和社会自建相结合，社会建设的主体是社会而非政府，政府的职责在于未为社会建设提供制度环境。

　　前段时间，广东省委书记汪洋针对广东民间组织坤叔公益团队“转正”受挫作出重要批示，要求有关部门转变观念，努力成为社会公益和社会慈善发展的助推者，而不是制造障碍。

　　针对近年来跌倒老人无人搀扶的现象，中国好人网创办人、华南师范大学的教授谈方在华师大的支持下建立“搀扶老人风险基金”。该基金建立的意义在于让人们大胆地搀扶摔倒老人，而由搀扶老人引起的相关费用则由基金提供。

　　社会建设的动力来自民间，舆论对该议题的热情，间接表明了社会建设的方向，即要重视民间组织的自我建设，清除制度障碍，特别是要避免出现公权力打击民间组织的现象。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 何小手

　　道德颓势与社会环境存在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