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历史文化遗存的真实性

　　令保护实践者深感困惑的难题是，到底用什么恰当、合理、科学的保护措施才能使传统建筑的更新和历史文化街区真实性的保持取得平衡？

　　文/张兵

　　近些年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建设和实施初见成效，过去决策中的有些失误还能得到纠正。最为典型的是对福州“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的抢救，2006年福州市人民政府花费巨资将1990年代卖到香港商人手中的“三坊七巷”历史地区赎买回来，并采取了一些积极的保护整治措施，避免了这个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区被高层住宅楼群取代的厄运。

　　现在人们意识到了城市中历史遗存是有历史文化价值的，但是究竟是什么价值？在一些人看来，以为保护一点旧貌古韵就满足了“历史的集体记忆”的社会需要。有的城市决策者之所以要对历史文化街区采取保护的行动，往往是出于地方经济和产业发展的需要，而未见得是出于对文化遗产本身单纯的热爱和发自内心的敬畏，因此，我们不时看到有的城市决策者将自己理解的“历史”以及从别的地方学来的表现历史的办法自信地强加给城市，这样的“保护”其实是毁坏了城市的历史文化价值。

　　在我国当前的保护实践中，关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问题已经从特定的历史地段要不要保护，转移到采取怎样恰当的措施来加以保护。这其中令保护实践者深感困惑的难题是，到底用什么恰当、合理、科学的保护措施才能使传统建筑的更新和历史文化街区真实性的保持取得平衡？

　　历史文化街区的真实性，是指街区内保存了一定数量的记载真实历史信息的物质实体。一些历史文化名城重视保护工作，对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花费了很多的人力和财力，但却不太重视多年形成的保护工作的原则，所采取的更新和整治方法备受争议，不少历史文化遗存的价值容易被不恰当的保护措施破坏。

　　回顾1980年代北京琉璃厂历史地段的整治过程，那时的规划和建筑设计今天看起来仍然是非常精心和地道的，但这种“仿古一条街”的做法直到今天在保护工作者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一种是认为这样的做法不可取，因为“真实的”传统建筑都不复存在了，街道的铺装也不是真实的，留下的只是做工地道的清朝样式的“新”建筑，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文化街区，只能算作一处历史文化风貌区；而另一方认为，原来琉璃厂历史地段的砖木结构的建筑年久失修，需要做整体的重新翻建，使这个地区特定的历史文化得以延续，仍然应当算作历史文化街区。在这种争论中，如何理解“真实性”？尽管琉璃厂历史地段的整治过去了20多年，但这个基本问题尚未得到从理论到实践的彻底解决。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历史文化名城中被称作是历史文化街区的地段，在建筑的自然更新和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方面有不少仍滞后于城市新区，人口向外疏解的步伐缓慢，老龄人口和外来务工人口的比重上升，建筑老化现象依旧严重，其中的原因异常地错综复杂。随着法治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建设，这些位于城市中心地区的历史地段整治和更新的代价越来越高，居民(无论是房主还是租户)对改善居住环境的愿望越来越迫切，对搬迁补偿的经济预期也越来越高，具体负责操作的企业组织在提高投资收益和缩短完工时间等方面也有越来越高的要求；保护工作者想坚守的保护原则同现实社会中各种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取向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盘根错节，历史文化街区真实性的保护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像当初北京琉璃厂那样针对保护方法的讨论早已超出了专业领域，更多的社会力量加入到文化遗产保护的讨论中，但“真实性”这个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术语却在这场看不到止境的争论中似乎只是专家专有的说辞，获得的共鸣太少。

　　近年在南京老城南历史地区保护的案例中，区政府强调旧城改造的力度和速度，力求尽快解决民生困苦、基础设施陈旧的问题；保护规划的编制者鉴于整个地区大部分住宅建筑几十年失于维护的状况，提出整体保护街巷肌理和“镶牙式的”局部更新办法；而实际操作者又因为“大多建筑单体缺乏保护价值”、“木结构大多腐朽，局部修缮或翻建会‘牵一发而动全身’”等理由成片拆除，最终将一个历史地段名义上的保护整治变成了大规模改造，引起是否偏离了保护的原则和目标的争议。面对拆得面目全非的工地，我们不禁困惑，是不是我们主张的“真实性”原则与我国许多历史文化名城的物质实体的特性格格不入？

　　此外，经过近30年的保护实践，“修旧如旧”延续风貌的说法和做法渐渐深入人心，但是保留物质载体的真实性不应被决策者和大众忽略。现在保护和整治历史文化街区，拆了重建的新建筑规模往往过大，而且通过“修旧如旧”来证明其保护的正确和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