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家与保姆

　　旧中国社会不稳定，东家一旦发生家变，向保姆托孤常有听到，保姆多义不容辞，人称“义仆”

　　程乃珊：

　　著名女作家，主要代表作有《蓝屋》、《穷街》、《女儿经》、《金融家》等。

　　许鞍华导演的《桃姐》扬威威尼斯，女主角叶德娴荣获影后。按惯例，威尼斯得奖片要次年3月才能公映，不知到时内地会不会上映。

　　桃姐其实就是现今的住家保姆。近年来，保姆成为一个十分热门的城市话题。过年要闹“保姆荒”，月嫂(其实就是保姆)的月薪八千、一万的都有，高过一般的小白领，而且难找。

　　说起来，保姆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走出家庭自食其力的职业女性。保姆不同于丫鬟，丫鬟是没有人身自由的，主人可以将其自由买卖或赠送他人。

　　保姆旧称“女佣”，上海人称“娘姨”。从字面看，称“娘姨”要比“女佣”亲切和尊重得多，是与“娘”(母亲)的姐妹并列相称的。解放后，“娘姨”不让称了，称“劳动大姐”，但坊间又闲拗口就改称“阿姨”，简便上口嘛。称“保姆”还是改革开放后的事，但上海人还是习惯称“阿姨”，连老外也随乡入俗称“阿姨”，这个称呼也比较亲切。

　　今天在我们热烈讨论城市记忆和城市历史时，我们不能忽略这个极其重要的群体---保姆。保姆与雇主，看似是一对很尖锐的矛盾，但我们的老祖宗却十分善于人与人的相处。似乎那时的矛盾远没有今天注么尖锐突出。当然这里有许多客观原因。

　　从前找保姆，为求知根知底，当然也因为生活习惯、口味乃至方言的原因，大多回原籍找。同乡同村总带几分亲，因此，东家对保姆不能太苛刻，否则恶名声传到老家去，里外不是人。

　　保姆也十分自律，偷盗之念根本就不敢起，万一传到乡下，身败名裂，无地自容，如是互相自然有了份制约。老派人有老派规矩，不作兴跳过东家直接私下到保姆那里去挖人。俗话说，做熟不做生，一般保姆一做就是几十年，甚至一辈子，不少还是女儿接母亲的班，媳妇接婆婆的班，几代人同服务一个东家。日久生情，这样的保姆和东家的关系，简直和家人一样。

　　民间有许多约定，其实都是为了平衡和缓和雇佣的矛盾：比如炎炎夏日，东家不能辞退保姆，因为炎夏是淡季，保姆不易找到新东家；过年过节，保姆不能向东家辞工，因为节前节后家务繁多，需要帮手。而今过年时分，保姆纷纷回乡，城市大闹“保姆荒”。老上海，过年你要保姆回乡，她还不愿意。因为过年宾客来往多，吃饭、打麻将也多，客人要给保姆“茶包”(红包)，这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每逢中秋、过年，只要稍微有点财力的东家，都会给保姆打点金首饰，作为年中、年终奖。那时黄金不如现在贵，再加上东家太太相熟的金饰店一般都会有积分，打一份简单的没有工艺的金饰，所费无几。还有，新的被褥和一年两季新衣都是在过年前叫住家裁缝定制的。因为保姆的衣着是否体面，也是主人的脸面。如果你这时回老家探亲了，个人损失也很大。

　　其实保姆是最好的沟通城市和农村文化交流的桥梁。她们学城里人，将孩子送到上海来读洋书，大多就暂住在东家，不少还是东家资助的。她们的丈夫，从农村到城市来找工作，不少也是东家介绍的。渐渐地，她们就由农村人蜕化为城里人了。为了感恩，对老东家的那份忠诚是不变的。旧中国社会不稳定，东家一旦发生家变，向保姆托孤常有听到，保姆多义不容辞，人称“义仆”。

　　笔者通过档案局找到笔者家1945年的户籍表，老保姆李彩贞的大名也赫然在上。她17岁进程家，儿子交通大学毕业，抗战时在重庆做飞机维修技师，解放后在某中型厂做厂领导，但她仍留在我家做保姆。1949年，我们全家南迁香港，彩贞阿婆舍下儿孙也跟我们一起去，后又随我们回上海，一起经历“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革”抄家⋯⋯

　　红卫兵要她揭发东家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她坚决不从。因株连，她辛苦积攒的好几根金条和一罐银元也给抄走了。我结婚时的一床丝绵被，按家乡风俗一定要全家地位最尊贵的老人来缝，妈妈就请来彩贞阿婆象征性地替我缝了一针，可见她在我们家的地位多重要。彩贞在老家造有两层高的新房子，但她一直住在我上海爷爷奶奶处，帮他们看房子，工资照付，直到她百年归天。

　　保姆与东家共同生活在一个屋顶下，互尊互爱，那也是修来的一份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