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传票的艰难旅程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10月26日16:22 法律与生活

　　法律自己没手没脚，只能靠司法者去践行。即使在成文法系国家，每一位法官都会用三五种方案去处理一个案子；每一个当事人，都面对着极大的不确定性。法律的解释方法和运用方法，既给法律赋予了精神内核，也带给人们对于法律的直观认识。对“合法的坏印象”，我会竭尽全力去避免。

　　——北京市丰台区法院法官王景春

　　一张传票的艰难旅程

　　口述/王景春整理/李佳

　　高速路上的血案

　　2011年，“7·12”事故现场。狗血与人血混成一滩，衣服碎片与人发、狗毛粘在一起，很难辨认，整个快车道笼罩在血腥中。一个女人和一条狗，死在北京京港澳高速路的快车道上。

　　对于小孙，我的书记员，这是一个平常的案件。有5年多工作经验的她，对这样的案件见怪不怪，已经修炼得面对再惨的事故照片也不眨一下眼。

　　对于我，这是一个躲藏在棕色封皮卷宗里的血色故事。

　　照片里的死者名叫叶光华，是一家报社的工人。她平时的工作就是捻开报纸，盖上“作废”章，交给专人送到报社里的部门以供阅览。她身旁的那条串种狗，是她最近一段时间最大的乐趣来源。自从女儿上职高离开家住校，就只有这条狗时刻陪伴在她的身边。7月12日晚上，它摇着尾巴跟着叶光华，从家里一直跟她下楼，沿着高速路的入口穿过小客车道，来到京港澳高速路隔离带。

　　热心的居民发现她后，打了“120”报警。

　　晚上9点半的京港澳高速依然车流奔腾。她困在那儿，抱着她的狗，显出茫然无助的神态。她并不是想通过高速行驶的车了断一生，她不可能对自己的未来进行设计，因为她智力残疾。

　　动用奢侈指标

　　受害人的女儿王淼，一个靠低保和残疾补助金供养的家庭的独生女，刚考上职高离开家，她就永远地失去了虽愚钝但深爱自己的妈妈。

　　约谈的日子到了，8点45分，我提前5分钟打开法庭的门，把原告王淼和王建国迎进来坐定。一张麻木而怯懦的脸庞昭示着悲剧不能继续延续了。我希望法律能够帮助她，但她无法提供被告的其他电话和送达地址。卷里躺着一张邮寄回单，上面赫然贴着“原地址欠详，退回”的批条。这对于一般的当事人无疑是个坏消息，不能开庭意味着漫长的等待却换来一个没有结果的结果。对于她和她在环卫局工作的父亲，这个结果是不能接受的。

　　她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了法律上，虽然是妈妈自己走上了高速路，虽然交警确定的事故责任是妈妈负主要责任，虽然她知道自己处于这个社会的底层不能撼动任何人，但她依然将全部的希望寄托在这个民事案件的处理上，她希望能给她年迈的外公外婆一个交代，能给这个贫寒的家争取一点儿赔偿。

　　被告是一位个体司机，住址为丰台郊区。这个住址是几十年都没变样的城乡接合部，外来人员与当地人员混杂，信函送达不到是可以预见的情况。

　　“这样，你先别着急，我们按照你提供的地址外出送达一次，看看送达结果再说。”我的话音刚落，小孙把目光从显示器上一下子移到了我身上。我明白她的意思，刚到第二季度，未结案件数已经过百，连她都感到难以承受办案的压力。“外出送达”这个奢侈的指标只能留给特别难结的案子。这个案子，让原告去交钱办公告送达就是了，何必“兴师动众”？有那时间能多开多少庭……

　　“王法官，我妈虽然智力残疾，但她的命也是人命，求您一定帮我们讨回公道。”看着原告父女殷切的眼神，我坚定地说：“一周时间内，等我的电话。”

　　第一次送达失败

　　送达是交通事故类案件的老大难问题，肇事司机一般都抱有“我有保险我怕谁”的想法，一出事故就拒绝搪塞，想把一切善后事宜都交给保险公司。但即便是“交强险”，保险公司也要求侵权人必须参加诉讼，行使辩论权，从而维护己方权益。

　　当事人的消极态度直接决定了送达的难度。我审理交通事故类案件十几年，在北京城南下北上、东奔西走，走遍了北京周边地区，直接送达、委托居委会和村委会送达，遇到过各种送达情形。案子多的时候，一上午跑好几个地方，中午来不及吃饭，下午接着开庭。我有一个书记员就直接晕倒在了法台上。

　　送走了王淼和她的父亲后，我赶紧填了一张派车单，“约明天上午8点30分第一班车去送达”。尽管小孙不乐意，但明天又得提前上班了。

　　第二天清晨，我们直奔事故认定书上记载的被告的住址——大宁乡庄户村。没有提供门牌号，我们只能在村里寻找。询问路边的村民，都称没听过范大海这个名字。整整一个小时，我们把全村转了一圈依旧无果。小孙叹口气说：“行，这回能交差了，地址欠详，让原告公告去吧。”这样的送达结果对她来讲倒不是件坏事，程序能向前推进，意味着案子能更早地审结，完成工作任务。

　　“村委会肯定有登记。”我心里一盘算，应该还能有线索，“咱们去村委会找找。”我们一路走一路问，终于在12点前找到了庄户村村委会。

　　“我们是丰台法院交通事故审判庭的，来这里请您帮忙找一个人，他身份证上载明是长阳人，住庄户村，这人对我们一个案子有帮助。”在乡村，协助找案件当事人是一项“费力不讨好”的事。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倒是很热心，但是经过一番查询，没有一个人认识我的被告。送达失败。

　　“被告住址不详细，我们确实无法找到这个人，你只能来法院办公告手续，公告起诉书费用大概是260元，判决书是300元，一共500多元。”我尽量弱化金额的数目。对于一个靠低保维持生活的家庭，这不是个小数。

　　电话那头，能听出王淼的声音由希望转为失望。她大概也意识到，起诉书送达不到预示着执行案款的巨大困难，这个艰难诉讼即使有一个结果也将成为一纸空文。

　　在等待王淼来办理公告手续的一周内，范大海的住址始终“躺”在我的脑子里，我期待着与我工作生活中出现的任何一个与之靠近的地址产生联系。

　　最后一个小时的转机

　　“原告住址？”

　　“我住长阳二村109号。”

　　另一起案子正在开庭审理。

　　长阳！范大海不就是长阳人吗？

　　我摘下眼镜，看着原告席上的当事人问道：“你知不知道一个叫范大海的人？”

　　“这个还真没有印象，我们村拆迁呢，如果是我们村的我可以帮着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