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编辑部

　　1933年4月20日，国民党南京最高法院对陈独秀“叛国罪”案进行第三次公开审判。

　　在章士钊为他做了长达53分钟的辩护后，陈独秀站在被告席上要求自辨，并发表了自撰的《辩诉状》，对自己三十多年的追求和革命生涯做了一次自我总结。

　　“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于今三十余年”；五四以后，他组织中共之“终极目的”，是“实现无剥削无阶级人人‘更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社会”。

　　这是陈独秀一生中第5次也是最后一次被捕入狱，距他1919因在北京新世界商厦散发传单的第一次被捕，已14年整。这14年间，他从“新文化运动”统帅，到中国共产党“开山鼻祖”，到头号“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再到中国“托洛茨基派”首领，大起大落。

　　创办《新青年》时，他决心“不谈政治”，希望以“思想和文化的启蒙”为使命，从改造国民性入手，把国民改造成有“独立自主人格，自由平等权利”的新青年。

　　他高举“德先生”与“赛先生”两面大旗，呼吁：“国人而俗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这以后，他回归到“不隶属于任何党派”的独立思想者。在生平最后一次开创政治局面的尝试受挫后，他退回书斋，对政治理论进行新的探索和反思，重新评估他曾信奉过、追随过、批判过的“理论和人物”。这些思考总结成他“最后的政治意见”。

　　最后，他远离了马克思主义，摒弃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核心——“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退回到五四时期他所高举的“民主”和“人权”。

　　纵观陈独秀的一生，随着世界政治大势和国内政局动荡变幻，他反清、反袁、反军阀、批孔、批党、批“国际”，走了一条由改良——民主革命——启蒙——马列主义革命——呼唤议会民主的政治道路。为他生前死后中国的落后，改良，革命，倒退，停滞，再革命，倒退，改革的历史进程，画上一个个问号。

　　他自认，“我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并且以“失败”告终。

　　陈独秀

　　一生都消耗在政治中

　　本刊记者  徐琳玲 

　　发自北京、上海、安庆

　　一根南瓜藤爬在门上，几朵黄花兀自绽放。

　　东城区箭杆胡同20号门口蹲着一对小石狮子，斑驳的紫黑门开了半扇。从门缝朝里望去，能看到过道里一侧堆积着各类杂物，一侧停着自行车。一个光着膀子的男子走了出来，看到陌生人，“砰”地一声关上大门。大门右手贴着牌子：“居民住宅，谢绝参观。”

　　箭杆胡同的一侧，是民政局高高的围墙，有一扇紧闭的门。墙角下，蹲着一对农民模样的老夫妇。

　　看到记者拿出纸笔，他们跟了上来，说，他们从河北某县来，是为一桩6年前交通肇事逃逸案来北京上访的。6年里，只要地里没活，他们就到这里排号“递状子”。

　　正谈着，一白胖壮硕、基层干部模样的四十多岁男子走过来，狐疑地打量着我们，盘问老夫妇从哪里来，接着又盯上了我，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我在写一篇关于历史的文章，这是陈独秀在北京的故居。

　　从1917年初到1920年初，他携第二位妻子高君曼租下了这座院落，这里也是《新青年》的编辑部，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等人经常到这里讨论、争辩。

　　你一定知道吧，在陈先生的倡导下，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号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了。

　　选学余孽，康党，“乱党”

　　千里之外，安庆老城喧闹、破败，窄窄的老街上，小摩托随时飞驰而过。

　　这个如今显得有些落后的古城，曾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之地。清咸丰十一年，湘军攻占安庆后，曾国藩即着手建安庆内军械所，由此揭开了洋务运动的序幕。

　　光绪五年，陈独秀出生于安庆一诗书寒门，原名庆同，学名乾生，子仲甫。祖父陈章旭是禀生，为人精明强干。咸丰年间，太平军占领安庆，他与长子衍藩投笔从戎，辅佐官府，在清军收复安庆后，获“以盐提举衔候补知县”的空缺；衍藩被太平军刺伤，不久身亡。

　　陈独秀生父衍中是陈章旭第三子，曾在江苏做过几年小官，后以塾师为业，33岁客死苏州，那年陈独秀3岁。后因其叔父陈衍庶无子，他过继到四房做了嗣子。陈衍庶举人出身，官运亨通，从知县升至道员，由宦致富，在多处置有田地、商铺。

　　陈独秀6岁跟着祖父读书。陈章旭在家族中被唤为“白胡子爹爹”，素以威严著称，对天资聪颖的陈独秀管教尤为严格，背不出经书，就拿板子打他。每次被打，他总是倔得不出一声。祖父不止一次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

　　光绪二十二年，陈独秀参加秀才资格考试，勉强过了县试和府试。院试时，考题是“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他把《昭明文选》中所有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中的古文拼凑到一起，“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填满一篇皇皇大文”。捷报传来，陈独秀被取为院试第一，寡母查氏高兴得几乎掉泪，陈独秀却由此“更加一层鄙薄科举”。

　　1897年8月，陈独秀随大哥庆元赴南京参加江南乡试。他们背了考篮、书籍、文具、烧饭用的锅炉和油布，挤进脏乱的考棚里。天气奇热，在高墙围住的号门里，士子们熬过3场9天的考试，自己生火做饭。陈独秀吃着半生不熟的怪面，晚上则睡在考棚里。

　　乡试期间，他看到一位从徐州来的大胖子一丝不挂，踏着一双破鞋，手里捧着试卷在巷子里走来走去，摇头晃脑地读着他的文章，念到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翘起大拇指说：“好！今科必中！”这副怪异的考生形象强烈地刺激着陈独秀，“我看呆了一两个钟头，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由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这般毛病”。

　　他在《实庵自传》中说：“这便是我由选学余孽，转变到梁康派之最大动机。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在往后十几年的行动。”

　　南京乡试期间，陈独秀结识了来自安徽绩溪的秀才汪希颜。汪习读新学，崇尚维新，此时刚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陆师读书。从此，陈独秀开始接触维新思想，并和汪希颜的胞弟汪孟邹等安徽维新派人士往来密切，常常在一起讨论康梁文章。

　　乡试后，陈独秀撰写了第一篇政论文章《扬子江形势论略》，向政府献策。洋洋洒洒近万字长文中，他分析了扬子江的地理、人文和军事设防问题，提醒清政府和海内有识人士认清国家的严峻形势，并采取相应的救国措施。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随叔父在东北做官府书记的陈独秀大受震动，由此萌生留学念头。1901年，他第一次东渡日本，就读于高等师范学校。不久，他和留学生潘赞化等人一同加入旅日学生进步团体——励志会，后因与章宗祥、曹汝霖等“稳健派”分歧扩大而脱离该组织。接着，他又加入留日学生中最早的民主主义革命团体“青年会”，结识了黄兴、邹容、陈天华、章太炎等人。

　　清廷为了管束这些不安分的留日学生，特派遣学监姚煜到日本。陈独秀想教训这个专与他们作对的学监，和几位同道潜入其家，由张继抱住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剪去了他的辫子。事发后，清政府出面要求日方警察抓捕闹事者，陈独秀等人随后回国避风头。

　　1903年，沙俄背约，拒绝撤军，企图长期霸占东三省。消息传出后，上海、东京出现了拒俄运动。这一年，许多新式青年转向了民族主义立场，接受“排满革命”的思想。陈天华的《猛回头》和《警世钟》、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开始热销。

　　回故乡后，陈独秀与几个新派学生组成“青年励志会”，发起安徽首次拒俄大会。在藏书阁，陈独秀当众发表爱国演说，抨击清政府与俄签订辱国密约。

　　两江总督端方密令安徽巡抚缉拿“首要分子”。陈独秀逃亡上海。此时，因“苏报案”入狱的章士钊已获自由，随后创办更为激进的《国民日日报》，邀请陈独秀参与编辑事务，日日宣传“排满”。

　　《国民日日报》停刊后，陈独秀再次回到家乡，与留日学生房秩五和吴守一共同创办了《安徽俗话报》。这是皖省第一份白话报纸。

　　陈独秀寄居在科学社小楼上，日夜梦想着革命大业，臭虫爬满了衣服和被褥，也感觉不到。他以“三爱”为笔名撰写了许多政论，观点激进，吸引了大量读者。

　　在“排满”情绪的推动下，立意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党团体开始以“鼓吹、起义和暗杀”为手段，蔡元培、章士钊都曾卷入其中。当时，黄兴回国组织华兴会，谋划在慈禧寿辰时起义。在章士钊的邀请下，陈独秀从芜湖到上海，正式参与暗杀活动，天天和杨笃生等人实验炸弹。

　　1905春，杨笃生又组织了北方暗杀团，派吴樾狙击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吴樾回乡安排家事，路经芜湖，与陈独秀在科学社小楼上密谋。同年10月24日，吴樾在北京火车站实施暗杀行动，因火车起动时猛烈震动，炸弹自行爆炸，殉难。

　　暗杀“五大臣”事件后，陈独秀对这种革命方式产生了怀疑。他不再参加暗杀活动，而是联合芜湖安徽公学和安庆武备军的革命力量，与柏文蔚、常恒芳等人秘密组建了革命团体——岳王会，出任会长，从此投身“科学的革命运动”。岳王会后来与同盟会建立了联系。

　　多年后，陈独秀谈到暗杀，说那“只是一种个人浪漫的奇迹，不是科学的革命运动，科学的革命运动必须是民众的、阶级的、社会的”。又说：“暗杀所得之结果，不但不能建设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而且引导群众心理，以为个人的力量可以造成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可以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此种个人的倾向，足以使群众的社会观念、阶级觉悟日就湮灭。”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不久，安徽新任都督孙毓筠拍电报，邀请陈独秀担任都督府秘书长。

　　12月，陈独秀携妻高君曼取道上海回到安庆，第二年1月正式就任。孙毓筠比陈独秀大10岁，原为清廷旧官僚，好佛学，还有抽大烟的爱好，许多政事都落到陈独秀肩上。他大刀阔斧搞革新，常与同事发生口角。

　　1912年，孙毓筠进京改任袁世凯高级顾问。皖省都督一职由柏文蔚接任。陈独秀和柏文蔚是当年创办“青年励志会”的同道，他协助柏做了许多工作，被赞誉为“治皖有功”。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开始，皖督柏文蔚宣布安徽独立，并出任皖省讨袁总司令。陈独秀随柏回到安庆，协助讨袁，并起草“安徽独立宣言”。

　　二次革命失败。陈独秀被袁任命的皖督通缉，逃到上海，开始了流亡生活。安庆的老家被抄，两个儿子延年和乔年闻讯脱逃，亲侄永年被抓。

　　1914年，在章士钊的邀请下，陈独秀第五次赴日参与政论性杂志《甲寅》。 虽然过着“穷得只有一件汗衫，其中无数虱子的生活”，他的精神却再次振奋起来了。他结识了李大钊，开始用“独秀”这一笔名撰写政论文。

　　在引起巨大反响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他认为：中国人把国家和社稷、忠君等同，无丝毫自由权利与幸福。国家目的是在保障国民权利，共谋幸福。救国之道在于提高“国民之智力”，把中国人的思想引入现代化。

　　从“救亡”思想出发，这位“康党”、“乱党”的组织者和宣传家开始“转向”，走向文化启蒙运动。

　　新文化运动统帅

　　仲甫为天生领袖，一决定事，不能动摇。

　　—— 章士钊

　　1915年，陈独秀从日本回来后就着手筹办《青年杂志》。他明确指出：中国要进行政治革命，必须从“思想革命开始”，“要改变思想，须创办杂志”。

　　9月15日，《青年杂志》正式出版。为了与基督教上海青年会主办的杂志《上海青年》区别开来，从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

　　关于为何办《新青年》，陈独秀认为：当时的中国人“真心知道共和是什么，脑子里不装着帝制时代旧思想的，能有几人？”，“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他还提出20年不谈政治，要在此时间里造成巩固共和的“国民总意”。

　　创刊号上，他撰写了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在这篇后来被人视为新文化运动宣言书的文章中，他扛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由此拉开新文化运动的大幕。

　　《新青年》以猛烈的炮火抨击封建专制主义、旧思想和旧道德。陈独秀与当时尚在美国留学的胡适通信，在他的诱导下，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开启了“文学革命”。

　　陈独秀身边聚集起了一批有着新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撰稿人：李大钊、胡适、吴稚晖、马君武、苏曼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蔡元培、傅斯年，以及笔名“二十八画生”的毛泽东。

　　《新青年》迅速成为全国思想文化界关注的焦点，陈独秀也成为向往新思想的青年心目中的精神领袖，全国出现许多效法《新青年》的杂志和社团。中共早期领袖周恩来、刘少奇、恽代英、邓小平等都受到《新青年》的巨大影响。

　　当时还是湖南省第一师范学生的毛泽东也是《新青年》的粉丝，他给杂志投稿，并组织“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后到北京专门拜访陈独秀。他说：“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获正式任命的当天上午9时，他赶往陈独秀住处，邀他做北大文科学长。陈以要回上海办《新青年》推辞，蔡元培表示“可以把杂志带到学校里来办”。陈答应了，《新青年》编辑部从上海迁到北京。

　　随后，陈独秀把新文化运动的一批战将也带进了北京大学，其中有李大钊、胡适、周作人、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胜利宣告结束。中国也是协约国成员之一。第二年春，以美英法为首的“协约国”在巴黎和会上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取消“21条”以及取消列强在华特权的要求。由北京青年学生游行抗议开始的“五四”运动的导火索被点燃了。

　　严峻的国内政治局面，使得陈独秀再涉政治。1918年12月22日，他和李大钊等人创办了政治时事性评论刊物《每周评论》。

　　新文化运动声势浩大地开展起来后，守旧势力的反攻也趋于激烈。因为陈独秀的言论最为激烈，他所受的人身攻击也就最多。论敌们在思想观念上攻不倒陈独秀，便在陈的私生活上大做文章。北京的“御用报纸”对其“丑闻细节”大肆渲染。让北大一些上层知识分子对陈感到不满。

　　一心保护陈独秀的蔡元培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1919年3月26日夜，蔡元培和汤尔和、马叙伦、沈尹默等在汤家开会，讨论陈独秀的去留问题。会议一直开到午夜，蔡元培主张保护陈独秀，汤尔和却极力主张清除陈独秀，马、沈二人则附和汤。

　　4月8日，蔡元培召集文理科教授会议，通过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以“教务长代替学长”，废除了北大学长制。陈独秀被不动声色地解除文科学长职务，但仍保留教授职位。

　　6月11日，陈独秀因在新世界商场散发反政府传单被捕，胡适、李大钊等社会各界人士和诸多团体竭力营救。陈独秀在狱中关了83天，后被朋友们保释出狱。

　　16年后，胡适与汤尔和就此事在信中展开争论。谈到“3•26会议”时，胡适说：“独秀因此离开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

　　胡适认为，如果陈独秀当初留在北大，留在那帮信仰自由主义的老朋友身边，思想就不会十分“左倾”，也不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后面的一切事都不会发生；新文化运动也不会成为脱缰野马，造成中国社会思想政治的巨大分野。

　　出于自己的政治信念，胡适对这次会议永不原谅。

　　但在汤尔和看来，陈独秀乃“不羁之才”，无论留在北大与否，其思想都必然走向左倾。

　　按警方规定，保释后陈独秀只能在北京活动。但1919年底至翌年初，陈独秀未经警方许可即到武汉做学术讲演，回京后警察找上门来。李大钊闻讯抢先赶到火车站接陈独秀，陈先是躲到胡适家，后又躲到李大钊家，再后来，李把陈独秀化装成商人，坐骡子逃出北京，在李的河北老家躲了几天后，两人乘车南下上海。

　　这次的被捕、逃亡和失业，对陈独秀的思想和情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按胡适说法，逃回上海之前，陈独秀其实并无明显的左倾倾向：“事实上，陈独秀在1919年还没有相信马克思主义。”

　　逃回上海后，“陈氏又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代表维经斯基等来到北京，与李大钊接上了头。经李介绍，维经斯基等人到上海找到陈独秀，并向陈独秀建议组建共产党。陈欣然接受建议，立即着手进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

　　从1920年9月起，《新青年》改组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第8卷第1号《谈政治》一文中，陈独秀明确表示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革命立场，宣布“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立劳动阶层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并从第一号起设立“俄罗斯研究”专栏。

　　建党伟业

　　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

　　——鲁迅，《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

　　1919年春，当俄共(布)领导的第三国际了解到中国国内自“五四”以来激烈的社会政治斗争情况，决定派人前来“访问领导五四运动的人物”。1920年，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抵达北京。

　　与此同时，中国报刊登出了苏俄友好的对华宣言。《宣言》声称取消一切沙俄时代与中国签订的密约和不平等条约，放弃侵占的中国领土，将之前一切掠夺的都归还中国，还建议中国立即和他们建立正式关系。一时间，中国舆论界对苏俄政府普遍抱有好感。

　　维经斯基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两人“一见如故”。在维经斯基的建议下，陈独秀用自己的社会关系，组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不久，维经斯基正式向陈独秀提出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建议，大意是：依照苏联经验，组织中国共产党，加入国产国际是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

　　8月-9月，中国共产党经过短期筹备在上海成立，陈独秀被选为书记。

　　11月，陈炯明来电，邀他赴广州创办西南大学。陈独秀与维经斯基、李大钊商量后，认为广东是革命策源地，借此机会“可以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的新思想广泛地带到广东去”，也“可以在那里发展共产主义的组织”。

　　建党后，《新青年》的一班同人随着政治观点的分歧日益加大，而分道扬镳。

　　1921年共产国际二次代表大会后，莫斯科新派代表马林来指导工作。马林一到上海就敦促中共召开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

　　7月23日，中共一大会议在上海召开。在广州兼着大学预科校长的陈独秀，因为“正争取一笔修建校舍的款项，抽不出时间”，指派陈公博代表广东支部，包惠僧代表他个人出席“一大”。由于陈独秀的威望和建党过程中的作用，被大家一致推选为中央局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

　　对于革命，陈独秀有种“慢慢来”的态度。筹建工作进展到一半，他就去广东任职。召开一大时，上海连电催促，马林还派人去接他，他还是推辞了。马林不满于陈独秀身为中央局书记却长期在广州，派包惠僧赴粤，催促他回沪主持工作，他才不得不回来。

　　陈独秀对包惠僧说：“急什么，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早，可能要一百年上下，我们实现共产主义遥远得很。我们现在组织了党，不要急，我们要学习，要进步，不能一步登天，要尊重客观事实。”

　　回上海后，陈独秀和马林从一开始关系就紧张，两人稍有接触就冲突起来。

　　据张国焘回忆，马林为人骄傲，是共产国际东方问题权威，“说起话来往往表现出他那议员型雄辩家的天才，有时声色俱厉，目光逼人，他坚持自己主张那股倔强劲儿，有时好像要与他的反对者决斗”。

　　陈独秀觉得拿着外国援助来搞革命，有“雇佣革命”、沦为他人“工具”的嫌疑。当时，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已在报纸上骂他是“崇拜卢布，是卢布主义者”。而马林的傲慢，又让他的这种屈辱感加深了。据包惠僧回忆，陈独秀对大家说，“我们不能靠马林，要靠中国人自己组织党，中国革命靠中国人自己干，要一面工作，一面干革命。”

　　当陈独秀想要在中共与国产国际之间划上一条界线时，马林告诉他说：中共从成立之初就编入了第三国际，是国际的一个支部，你们承认与否没有用。这让陈非常反感。

　　10月，陈独秀在渔阳里2号寓所突然被捕，这件事意外地改变了他与马林的关系。

　　马林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所的各个关节，并请著名的法国大律师巴和出庭辩护。这次患难与共，让感情丰富的陈独秀颇为感动，两人“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适当的解决”。从此，中共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援助。陈独秀表示：中共拥护共产国际，对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议自应尊重。马林则表示：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央负责，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他只与中共最高负责人保持经常接触，商谈一般政策。

　　11月，陈独秀终于以中央局书记的名义，向全党签发了第一个《中央通告》，作为中共领袖走上领导全国革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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