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死不救和“袖手旁观效应”

　　10月13日，广东佛山两岁小女孩悦悦，在马路上先后被两辆车辗过，司机撞倒人后扬长而去。在之后7分钟内，18名路人先后经过，但都熟视无睹、见死不救。小悦悦最终被第19名路人、一位捡破烂的阿姨抱到路边，随后送往医院急救，延至10月21日不治去世。

　　这则新闻让闻者无不愤慨，很多人都禁不住问：为何人性如此冷漠？今天究竟人间何世？

　　其实，类似事件并非只在中国内地发生。2007年8月，香港也曾发生过一宗让全城议论纷纷的新闻。当时，一名15岁的少年被童党活活打死，令人震惊的是，事发时有三十多名路人经过，却无人施以援手或挺身而出。事后，就跟如今国内一样，不少人慨叹香港人缺乏正义感，只晓得“自扫门前雪”。

　　当然，这些事情反映出社会的公德水平、公民责任感存在问题，有人因此痛心疾首，高呼道德沦亡，“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但除了道德责难，我们又能否对自己身处的社会环境及种种内在复杂的互动和情境逻辑多一点反思呢？

　　这些事令我想起43年前一宗震惊全美的谋杀案，以及两位学者因此提出的“袖手旁观效应”(BystanderEffect)学说。

　　1964年3月13日，纽约奥斯丁街发生了一宗谋杀案。年轻女子凯蒂•吉诺维斯在下班回家的途中，被狂人温斯顿•莫斯利杀死。案发时间为早上3时20分，但直到3时50分才有人报警，期间长达半小时，附近至少38人看到或听到女经理的反复呼救，却没有一个人出手相救，甚至没有一个人报警！事后，就像今天一样，传媒纷纷口诛笔伐，慨叹人间何世，为何人们会变得如此冷漠无情，无动于衷。

　　但美国心理学家约翰•达利(John Darley)及比伯•拉塔内(Bibb Latane)不满足于民众情绪化的评论，对此进行了研究。他们寻找了一些事先不知真相的参与者，与一名假装癫痫症患者共同进行了一组实验，让他们以一对一和四对一两种方式，展开远距离观察。事后的统计数据显示出有意思的一幕：当假装癫痫症的病人大喊救命时，在一对一的那一组，有85﹪的参加者冲出工作间去报告，但在四对一那一组，却只有31﹪采取行动！

　　在另一组实验中，他们找来参与者到实验室填写问卷，其中一组为独自一人在房中填写，另一组则3人同时在房中填写。期间他们把烟雾导入房中，结果，前者有75﹪向主办单位示警，后者则只有38﹪。

　　两人于是总结，众多的旁观者分散了每个人应负的责任。大家因为“总会有人做”的想法，为自己什么都不做提供了心理上的借口。这种“袖手旁观效应”可以进一步用两个概念来解释，分别是“责任分散”(Diffusionof Responsibility) 及“多重忽略”(Pluralistic Ignorance)。

　　所谓“责任分散”，简单来说，就是横竖有这么多人在场，总会有其他人帮手，无需自己操心。

　　所谓“多重忽略”，简单来说就是看到既然那么多人都不出手，便会猜度其中的理由：或是问题并未严重到需要出手，或者背后有些自己尚未察觉的原因，因而犹豫自己出手会否太过突兀，就是所谓“社会认可”(sociallyacceptable)的问题。前述凯蒂•吉诺维斯命案中，那38名没有采取行动的人，事后在接受调查时说，因为他们以为当事人是男女恋人，因此没有察觉他们的争执是一宗凶杀案的前奏，没有采取行动，是怕成为“不知情识趣”的闲杂人等。

　　此外，亦有评论将人们的不作为归咎于环境与制度。究竟这是一个鼓励好人做好事，还是因为高压而让人性受到扭曲的环境与制度呢？

　　在一个不鼓励人见义勇为，不为弱势社群请命、维权的社会，大家还剩下多少侠义之心呢？当卖假货者可以一夜暴富，太多人因司空见惯而变得麻木时，谁还会为区区一条小生命动半点恻隐之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