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航天的一段背水一战往事

　　要稳定这个队伍，要有饭吃、要有活干，不然大家都去干别的，中国的航天事业就垮了，就谈不上今天的“神舟”和“天宫”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葛江涛 | 北京报道

　　2011年，随着“天宫一号”以及“神舟八号”陆续升空，中国的航天事业再次走向高潮。

　　这段辉煌是从一段低潮期开始的。

　　改革开放初年，数十万人的航天队伍为了生计不得不转变“吃皇粮”的老观念，开始从市场中“找食”。

　　原国家航天工业部的一些负责人就此从科技专家变成了“商人”，力图通过将航天产品引入世界舞台，来解决中国航天的发展问题。

　　在一次有关是否研制适合国际商业发射的大推力火箭的辩论中，支持者亦提出：中国航天的目标不是发射卫星，而是载人飞船，这也需要大推力火箭。这次讨论的主角就是“长二捆”火箭。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后来说，没有“长二捆”火箭，就没有载人航天工程。

　　作为亲历者和决策者，曾任原国家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航天局原局长的刘纪原日前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采访，详讲了这段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往事。

　　(一)

　　航天事业在当时是名副其实的科研攻关试验：研制成功一颗卫星、一种火箭，就发射了事。然后由新闻单位发布消息。对于比较接近国际水平的火箭工程来说，耗资巨大研发一型火箭，发射一两次就无星可射。巨大的团队和经费保持的是“小而尖”的航天工程。

　　比如分布在全国的几个试验基地，几年才有一次试验任务。即使任务最为“繁重”的基地，大多也要两三年才发射一次卫星。

　　“航天工业走出国门，首先是有国家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我国从一个封闭研制高科技的领域里面走向世界，如果没有这个大环境，从人的思想、管理制度等方面都是没法走出去的。这个是要归功于小平同志提出来的改革开放的路线。

　　当时国家把重点转入经济建设，但是资金有限。对航天领域来讲，科研任务大量压缩，经费也大幅度压缩，过去依赖国家拨款的军工产品都下马了。我原来当副院长的火箭研究院经费减少了一半以上。

　　我是1983年到航天工业部当副部长的。那时候航天部还没改成企业，大概有24万职工。那个时候，军品任务基本上减少到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我们的队伍很大，这24万人怎么办？要稳定这个队伍，要有饭吃、要有活干，不然大家都去干别的，中国的航天事业就垮了，就谈不上今天的‘神舟’和‘天宫’。当时号召‘军转民’，要把航天原来的技术转为民用服务。但是过去的我们国家的航天工业都是小批量生产，精度要求比较高，一下转到民用市场，要有一个过程。这不是我们的长处。

　　后来就提出来要用我们比较好的运载火箭走向国际市场，承揽国际商业发射任务，然后依靠自身的发展推动咱们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后来这些成果，就取决于当时咱们的火箭能不能进入国际市场。我国从60年代开始研制运载火箭，到80年代已经有成功的经验，是我们比较成熟的技术，可惜过去我们和国外没有交往。”

　　(二)

　　在外部环境上，1986年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大力神”火箭、“德尔塔”火箭和欧洲的“阿里安”火箭相继发射失败，国际商业发射市场上出现了一大批卫星排队等着发射的机遇。

　　1986年7月17日，国务院举行会议，听取有关使用中国火箭发射外国卫星的情况。最终决定利用刚刚发射成功的“长征三号”承担国际商业发射服务。

　　“有这样的思路之后，我们组织了一个十人小组，经过广泛调研后，提出了可行性报告，国家计委、国防科工委和航天工业部联合向中央呈送了一份报告。中央领导明确表示同意，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还专门下发了文件。

　　当时遇到的最大阻力来自美国，因为大部分卫星是由美国生产的。中国要发射国外卫星，势必要把国外卫星运到中国来，就牵扯到他们卫星的技术保密问题。

　　经过激烈谈判，中国和美国签署了三个政府间协议。三个协议的核心实质，是美国的卫星到中国只是过境发射，入海关、出海关我们都不检查。另外，美国还规定了一共只能发射多少颗卫星等等限制。那时候多发射一颗，就有2000多万美元收入。开始定了12颗，我们想增加，美国人要减少。

　　那时候，我们还不是国际航天俱乐部的成员，为了扫清障碍，中国政府还承诺加入了联合国外空委三个有关国际公约。比如过去发射火箭和卫星，最担心掉到周边国家，被认为入侵，引起国际纠纷。现在加入了这些协议，一旦发生意外就可以按照国际公约解决。这样从美国的法律上来讲就可以走通了。

　　1986年美国国防部长访华，还邀请他参观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美国总统终于在1988年批准了首批8颗卫星的出境许可证，这样才签下第一个合同。”

　　(三)

　　1988年秋天，中国航天技术代表团终于启程赴美，进行技术谈判和对接试验。

　　1990年初，美国专家终于进驻西昌。这一路也费尽周折：一部分人从美国飞到香港转往西昌，另外一部分飞到北京后转飞成都，再乘火车到西昌。这样，美国人从万里之外的洛杉矶来到了西昌。

　　“通过闯荡、交谈，了解到里面有很多国际上的惯例，比如保险问题、第三方责任险。进入国际市场是有一套规则的，过去我们对这些规则并不熟悉。

　　我们的同志出去费用是有限的，一般住的就是大车店，就是汽车旅馆。一个国家的商业代表团来推销卫星，住这种房子在国外是不可想象的。

　　我也住过汽车旅馆，就住在一个公司对面。和这个公司的老板谈判后，送我出来时问我住在哪里，我说对面的大车店，老板就非常惊奇。后来条件慢慢地好了，因为身后还有体现国家身份的含义。

　　这样一点儿一点儿摸索，积累了经验再去跟人家谈项目，建议书都是一大摞一大摞的，美国人心服口服，这是逐步逐步走的很大一个过程。

　　种种周折之后，1990年4月7日，‘长征三号’成功地将‘亚洲一号’卫星发射成功。

　　‘长征三号’筹备发射的同时，由‘长征二号丙’为基础设计的‘长二捆’也获得了国际发射合同。然而与‘长征三号’不同的是，‘长二捆’这时仍是一叠图纸。

　　‘长二捆’1988年拿到了‘澳星’的发射合同，因为这个才列入了国家重点工程。

　　合同非常苛刻。按照合同，1990年，‘长二捆’必须先进行一次试验发射。失败或者推迟一次，罚我们100万美元。如果美方以合理理由认为应推迟发射，也罚我们100万美元。在国际上，研制‘长二捆’这样的新型火箭，都要三四年时间。但按照合同，我们18个月就必须发射。

　　1992年‘长二捆’发射成功， 不但让我们的火箭低地球轨道运载能力从2.5吨提高到9.2吨，地球同步转移轨道运载能力从1.4吨提高到5.3吨，而且，为后来的载人航天工程立项打下了运载的基础。

　　从1990年到今年10月，中国长征火箭共进行了32次国际发射，为国际用户发射了38颗卫星，完成了6次搭载服务，并实现了整星出口，向国际用户在轨交付了通信卫星。这些商业发射，从一个侧面加快了中国航天与国际航天接轨的步伐，带动长征火箭继续跻身于世界前列，促使中国继续保持航天大国的地位。

　　现在人们讲中国是一个航天强国和大国，我认为中国是一个航天大国，但还不是航天强国。从技术上讲，我们和国际上、特别和美国比还有差距。比如说元器件寿命问题。当然这和我们国家的基础工业有关系。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要立足于本国，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和技术，但是不能受制于人，一定要靠自己的力量，拥有先进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