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2001年，以地下工作者为对象的专案小组正式建立。郭峰提出口号：

　　擦去历史灰尘，重现光明的工程。

　　《望东方周刊》记者莫静清 | 沈阳报道

　　隶属于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的“落实历史问题专案小组”(以下简称专案小组)，自2001年开始已经承办了14件调查，为24人“查清了历史问题”，落实了政策。

　　“不求烈士，只要说法”——主管专案小组的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高峰告诉《望东方周刊》，前来申诉的当事人或家属，大都怀揣着这样一份期盼。

　　10年中，一个又一个逝者被重新打量。他们所经生平，从上千卷全宗档案、跨省多地知情人士的走访、访谈中，历时半年至两年时间不等，一点点筛选、比对，然后拼接，各自集成寸厚的材料案卷。

　　这些横跨大半世纪的案卷，又经专案小组比核精简，还原出几页至十几页纸的个人履历，最后落上专案小组的红章。

　　建立专案小组，缘起已过世的辽宁省委原第一书记郭峰。高峰介绍说，郭峰在工作中感到，党史部门有责任承担一项重要任务，即应为落实老干部政策，提供重要历史依据。

　　而这一背景，正是东北14年沦陷后又经过内战的复杂历史。其间东北地下党组织屡受破坏，隐秘战线几次断裂、几次恢复，人员失散组合多次，众多历史人物有着不为人知的经历。

　　孟昭堂，抗日战争期间担任恒仁县协和会会长，因此长期来被认定为汉奸。但孟本人却于1938年3月死在奉天陆军监狱。家属接到领尸单时，上面写着“叛徒”。

　　伪满的叛徒，正应是抗日志士。但无人能够证明孟昭堂到底因何入狱、为何而死。

　　2001年春，郭峰给时任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文清去信表示：查清民主革命时期一些长期被埋没的革命烈士及其家属的革命业绩，并给予正名，是党史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一种奉献。

　　2001年，以地下工作者为对象的专案小组正式建立。郭峰提出口号：擦去历史灰尘，重现光明的工程。

　　很长时间内，专案小组只有两名骨干成员：76岁的组长张大庸，以及身患淋巴癌女组员巩书民。

　　两人均非“科班”出身，皆来自公安队伍。专案小组筹备时，张大庸被借调至省委，刚刚完成中共满洲省委时期“狱内斗争史”调查工作。

　　这项调查就具体工作而言，是查清这一时期，共产党被捕人员在监狱的表现。调查对象涵盖2000余人。

　　“落实历史问题专案工作，难度极大，若无党史情结，很难坚持。”高峰称。

　　调查困难还在于，证据材料和知情人匮乏。由于特殊历史背景，当时多为单线联系。“一旦中间环节中断，就很难说清问题。特别是知情人大多已去世，即使在世很多也不知去向。”张大庸称，“档案材料也有记载不全。”

　　比如孟昭堂案，与之经历相关的奉天陆军监狱资料，在日军投降前被尽数销毁。

　　证据匮乏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这些曾经具有惊心动魄往事的当事人，从某种意义上讲多是无名人物。张大庸说，调查的对象，当时大多数是一般干部、抗日志士及地下工作者，无论党史军史，都鲜有记载，知情人及能说明的材料更少。

　　“专案小组要想查清问题，找出事情头绪，犹如大海捞针。”张大庸称。

　　孟昭堂案柳暗花明，来自恒仁县史志办张士海早年收集到的，孟昭堂为杨靖宇运送物资的证据。该县公安局原办公室主任焦惠生，翻阅6麻袋尚未整理的档案资料，也从中找到重要证据。

　　最终，由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王意恒和副主任高峰支持专案小组调查清楚了全部情况。此外，时任中共辽宁省委常委、秘书长的曾维等两次专门与专案小组面谈，并批示要办好此事。

　　2006年，专案小组作出了关于孟昭堂历史问题的调查结论：该人虽系伪恒仁县协和会会长，但他秘密建立恒仁县救国会，亲自担任马圈子地区救国会长，变卖土地，为杨靖宇部队购买军需物资。1935年被日本宪兵发现后逮捕，坚贞不屈，最终被杀害。

　　孟昭堂的9个子女，也不再背负父亲“大汉奸”之名。

　　10年过去了，专案小组仍在辽宁省委大院的几间办公室里默默地工作着。高峰称，专案小组将继续这一“擦去历史灰尘，重现光明的工程”，“完成党所赋予的一件极有意义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