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背后的金融变革

　　当时以英国银行为主的约10家外国银行形成了一个主宰中国金融的网络。它们垄断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国际汇兑，发行货币，操纵汇价，利用给清政府放贷攫取各项政治特权。

　　文 | 芦

　　1911年1月24日，刚刚宣誓就职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不足一月的孙中山批准了一份报告。报告由原大清银行秘书长项藻馨与中华民国首任财政总长陈锦涛(原大清银行副监督)一并上书，建议改大清银行为中国银行。

　　辛亥革命前后，金融业的发展在中国已经不可阻挡，新政府亦将此视为政权的重要根基。中国银行因此迅速诞生，一直到1928年11月国民政府筹建中央银行的16年间，一直履行着中央银行的职能。

　　事实上，此时金融业在中国的发展还很短暂。清末民初，正是中国金融业经历从无到有、从混沌走向有序的过程。而金融的力量，也成为左右国家走向的重要因素。

　　清廷之中，维新派是最早开眼看世界的人，对现代金融业之于国家的影响，他们有着深刻的认识。因此在危机到来时，他们将金融视为拯救朝廷的途径之一。这其中，首推被誉为“中国第一商父”的晚清重臣盛宣怀。

　　1896年11月，盛宣怀向光绪帝上奏《自强大计折》并附《请设银行片》。在奏折上，盛宣怀提到，中国自办银行的一个好处就是“仿借国债，可代洋债，不受重息之挟制，不吃镑价之亏折”。

　　此时，清廷已为洋债负重累累。据统计，清政府可以确认的外债有208笔，总额约为 13亿余两。而在19世纪末，清政府的年财政收入不过1亿两左右。

　　藉此，当时以英国银行为主的约10家外国银行形成了一个主宰中国金融的网络。它们垄断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国际汇兑，发行货币，操纵汇价，利用给清政府放贷攫取各项政治特权。它们不但在商品竞争上压倒了中国的民族资本，而且在金融、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

　　上奏一年之后，盛宣怀成为中国开办银行第一人——他在上海外滩开办了中国的第一家银行通商银行。不过，盛宣怀不会想到，他和清廷后来还是栽在了金融上面。

　　晚清末年，世界各国掀起修筑铁路的热潮。为了发展铁路，财力匮乏的清廷一方面为各列强开放了铁路的修筑权、管理权以及收益权，同时，又颁布新策允许民间集股参与修路。

　　在盛宣怀看来，作为国家的支柱产业，铁路建设必须由政府出面筹款建设。但苦于清政府囊中羞涩，他不得不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借款合同，借款额600万英镑。在这次借款之中，盛宣怀将湖南湖北粤汉铁路及鄂境川汉铁路的收益权抵押给外国人。

　　至此，原本属于民办的川汉铁路、粤汉铁路收归国有。正是这个决定，使得中国的历史发生了巨变：保路运动便一发不可收拾，辛亥革命的导火索因此点燃。

　　新政府显然在这方面汲取了教训。尽管时局困难，作为央行的中国银行还是发挥了巨大作用，为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动荡的岁月中，初生的中国银行协助政府办理公债，收取税款，还在限制北洋政府的军费开支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有几组数据能够说明此时的中国银行的重要：到1915年底，全国已有15个省将税款交给中行，金额达1.3亿元，占当时税收的一半以上。而直到1940年，中国银行货币发行量一直是第一位，而且保证金也是最多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汇兑业务上，中国银行业发展迅速。据1935年的统计数据，中国银行占了总数的40%左右，在金融界独占鳌头。对于身处汇丰银行等国际金融巨头包围的年轻的中国金融业，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银行各项业务一直居旧中国各大银行之首。中国银行首任副总裁张嘉璈曾说：“中国银行饱经风浪，未见动摇，内部组织既已革新，银行实力足与驻在上海的欧美银行相抗衡。”中国银行的发展，使中国的国际金融地位有了明显的提升，在中国近代金融史上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