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波

　　胡润联合中国银行私人银行发布《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称14%千万富豪已经或正在申请移民，还有一半在考虑移民。这些人平均财富6000万元以上，平均年龄42岁。富人移民的问题，为媒体话题一时之选。

　　这份白皮书的数据，有多大的可信度，可能还见仁见智，但以专门研究“中国富人”的胡润和专门为富人打理财富的中国银行私人银行联合发布，应该也不会太离谱。诉诸经验，富人移民也实在是日常可见，不可谓稀少。

　　富人为什么移民，这是一个问题。有人说是为了财富安全，有人说是为了自己或子女更好的生活。富人为这些原因而移民说明了什么，是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看法上分歧就比较大了。

　　例如富人担忧其财富安全，有人会认为这表明社会需要重视公平，否则富人都不安心；有人会认为这表明财富分配是何其不仁义，以至于富人赚钱都赚到怕了；不免还有人会认为这表明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失败，因为这样并没有消除富人的政策恐惧，或者并没有使政策得益者与执政者站在一起。

　　为了更好地生活而移民，这也有多种解读。例如，有人会认为这不足为奇，因为每个人都有过自己认为的好生活的选择权利；而有人会认为，这表明即使富人，也失去了在中国获得高品质生活的信心。

　　这些解读都不是没有道理的，由此可见财富阶层移民本身所涉及的问题的广度，以及社会意见分歧的深度。任何人都有权追求自己希望过的生活，这毫无疑义，但一个社会出现财富阶层移民风潮，却不能不说是深刻的社会危机。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伴随移民而产生的财富转移和智慧转移，更在于这个让富人得以成为富人的社会似乎被视为飘摇的船只，使富人们急于弃船而去，只有无力移民者不得已而在此撑持，并继续充作使人富起来然后移民而去的“群众基础”。

　　这个社会固然要反思财富的分化，固然要反思社会的断裂，但尤其需要反思，是否为建设“美好生活”的未来而开放了门径。富豪阶层的移民，多少是因为财富产生的不安，多少是因为享受生活，多少是因为感到缺乏一个充分吸纳和包容的制度改进空间，这不能不思考。我并不以为这样的空间，只须为富豪所享有，也应该为所有民众参与制度改进提供通道。而实际上，空间和通道可能是堵塞的。

　　事实上，正在移民的不只是富豪，还有官员的亲眷，所谓“裸官现象”，就是官员亲眷移民蔚然成风的概括。正在移民的还包括中产阶层的相当一些人，他们或自己寻找移民渠道，或者将子女送到海外读书，今年8月媒体报道中国首部华侨华人研究蓝皮书《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1)》发布，报告指出，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2009年底，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即国家公派、单位公派、自费留学)的总数为162.07万人，留学回国人员的总数为49.74万人，不足三分之一，有评论指出，30多年中国的海外移民，是“历史上第一次不是因为战争原因而出现的中产阶级的大移民”。

　　因为人们有移民与无力移民的区别，从而产生对移民者的愤怒，这未免简单。那些吸刮民脂民膏将亲眷家人送往海外的人，足以令人愤怒，但大量的人离开这片土地，仍然是依靠自力。即使“裸官现象”，也能够让人看到，这个社会中有弃船心态的人不止是富豪和中产阶层，还包括官员及其亲眷。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加明白，“有条件和机会就移民”后面，是何其沉重的社会问题。

　　很多人在讨论我们应当拥有一个怎样的社会，使人们能够留恋故土，而不是一有机会就移民，例如更公平的市场环境，更有保障的财产权利，更加公正的公共分配，更加轻松的生活节奏，更加幸福的生活方式，更加符合人们意愿的价值理念等等，以保留人们对这个社会的希望……这都是题中应有之义，而我想的是，如果人们只是被安排到这样的一种社会状态之中，那么这种状态是否能够达成、何时能够达成，实在是可疑的。建设一个“好社会”，应当是所有人都被包容其中的事业，应当是社会共同参与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