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八毛门”宝宝强强从武汉同济医院康复出院，他的父亲通过院方官网发布感谢兼致歉信，“八毛门”终于完结。不过此时，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儿科有一位父亲，在治疗过程中对医护人员的对话进行录音，而院方也要求患者家属步步签字确认，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开始了。

　　医生与患者真的是敌人吗？虽然有千万种否决的理由，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恐怕让人一时无法给出明确的回答。

　　一家欢喜一家愁

　　2011年10月28日，备受关注的“八毛门”宝宝强强在武汉同济医院接受巨结肠手术后康复出院，院方受当事人父亲陈刚之托发表了一封感谢兼致歉信。信中，陈先生表示“对专业知识的无知及一时冲动，使深圳儿童医院受社会舆论的冲击，因而承受巨大压力，在此我真诚地向深圳儿童医院的全体医生护士道歉。你们当初对我孩子的诊断是正确的，是我错怪了你们！”至此，“八毛门”画上了一个相对完满的句号。

　　不过此时，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儿科的徐先生却很担忧。据《南方都市报》报道，9月20日，做煤炭生意的徐先生独子小涵被诊断为手足口病，22日到妇幼保健院接受治疗。一住院就进入了ICU，给予呼吸机通气等综合治疗10天后，医院认为达到治愈出院标准，建议出院继续康复治疗，家长不同意出院，但认为孩子回家休养更好，于是在9月29日带着患儿离院回家。10月8日，小涵出现低热，9日返院治疗。10月28日病情恶化，下午5时进了ICU。病情诊断为噬血细胞综合症。

　　因怀疑院方存在过度治疗，徐先生在治疗期间一直对医护人员的对话及会诊情况进行录音。这种做法无形之中给主治医生及护士带来了极大的压力，院方为安全起见，每一次诊断结果及账单都要徐先生签名确认。

　　此事引起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的关注，他在博文《医生的医疗行为到底该听谁的？》中表示，“看病录音、会诊录音，最后是谁的损失呢？其实，这正是‘小悦悦’事件在中国医疗领域地演绎。医生没有‘见病勇为’的敬业，处处‘明哲保身’，句句‘外交辞令’，事事‘签字为证’，谁悲哀？”

　　有误解，少沟通

　　作为患者，得到医院全力的医治，尽快解除病痛是最大的期望。小涵的父亲徐先生在接受《羊城晚报》采访时就表示，录音、记录主要是为了对孩子负责，“之前我感觉医生说的一些情况不怎么合适，毕竟是嘴上说的东西，我要对孩子负责，就做了录音。”徐先生所指的不合适，是因为一入院就进了ICU，院方并没有向他做更多的说明。他私下曾将诊断书复印请其他医院的医生看过，对方表示没有严重到进ICU的必要。或许此时，徐先生的不信任感让他有了全程记录治疗过程的打算。

　　身为医生，此刻承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压力。妇幼保健院的副院长陈运彬表示，“从法律上来讲，患儿家长要录音录像，是合法的，可以录，但结果是医生们很尴尬。如果平时说话都要录音，这也太缺乏信任了。家属抱怨医生老躲着他，其实医生也是人啊，为你服务，你却时时提防，心里会很不舒服。”对于院方是否存在过度治疗，陈副院长表示，“患儿需不需要进ICU，应由当事医生作判断，因为他有第一手资料。院外医生没有看过病人，判断不一定准确。”

　　《中国青年报》早前报道提到，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讲过一句名言：“医生有三大法宝，第一语言，第二药物，第三手术刀。”面对患者，医生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胜过药物。良好的沟通，是医生与患者之间的润滑剂。

　　乱收费

　　不过，在医患关系中，触发信任崩塌的根本问题可能还不是沟通不畅，更多的是在院方的乱收费。据新华网援引《扬子晚报》消息，2011年4月，发改委会同监察部、国务院纠风办、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解放军总后勤部等相关部门，在全国选择部分大型医疗机构进行直接检查。在江苏省抽查的20家大医院中，初步查出8大类、50余项违法乱收费行为。八大类乱收费成为医院的潜规则，包括超差率收费、自立项目收费、取消项目继续收费、擅自搭车收费、重复收费、回扣等等。

　　在看病难、看病贵的情况下，治愈不顺或失败往往容易引发冲突，发生在医院的闹事、伤人事件频频出现。而医疗服务体系、保障体系和药品生产保障体系不完善，长期存在的体制、机制和结构性矛盾，以及管理的不足和曾经的失误，是群众看病就医问题的主要原因。

　　2011年2月，卫生部部长陈竺在回应“看病难、看病贵”六大问题时曾表示，医药卫生资源总量不足且配置不合理，基层卫生服务体系薄弱，医疗保障制度不完善，公立医院公益性质淡化，药品和医用器材生产流通秩序混乱、价格虚高等都是造成目前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原因。他同时表示，卫生部门将加快推进公立医院深化改革，力争尽快探索出一条公立医院改革的基本路子。

　　但在成功探索出基本路子之前，紧绷的医患关系该如何维护，从何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