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家辉

　　佛山“见死不救”事件过后，地方政府说要召开“公德座谈会”，群集探讨如何提高市民的道德情操云云。

　　乐观其成，但希望探讨来探讨去的结论不再只是“请各单位加强公德教育，透过演讲、教学、征文等等活动，强力提升和贯彻道德守则，让大家有爱心、有善心”之类，因为若仍依袭此等旧模式、旧方法，再座谈100遍，再演讲或教学或征文1000遍，恐必仍无济于事。

　　谈论公德和道德，如果永远从“如何提升公德和道德”的角度出发，甚难有效。因为，见义勇为或见死必救其实并不是一桩太难做或难懂的事情，先别说什么“与生俱来”的人性本善，即使仅在学校读过几年书，从课本或老师的口里，早已知道见义勇为或见死必救的重要性；就算是文盲，就算完全没上学，亦必能透过电视或电影或报纸知道见义勇为或见死必救的急切性。所以，座谈或演讲或教学或征文充其量只能强化公德和道德概念，绝对没法改善对公德和道德的行动实践。概念和实践，毕竟只是两回事。

　　若要改善公德实践，必须换个角度思考问题，亦即，必须从“如何提升”改为“如何不妨碍”，深入探究到底存在什么样的社会现实因素，使得人们不敢把早已熟知的见义勇为或见死必救概念付诸行动？到底是哪些压抑因素在发挥作用，使得人们不愿把见义勇为或见死必救实践于脚下？唯有清清楚楚地找出这些因素，并予以去除，当下回遇见悲剧或危机，人们才会不再冷漠、不再麻木，才会愿意救人、乐于救人。善良，若纯属概念，想想即感温暖，也不会有人禁止你去想，你要怎样想便怎样想，把自己想象得多伟大便多伟大。但善良若是一种行动，便跟其他许许多多的社会行动一样，受限于许许多多的现实环境。当你把压在大家身上的枯木摆走挪行，人们通常愿意自发善行，根本不必提供什么5000元的事后奖励或事前诱因。

　　在中国，有什么因素把大家的善行压住？太多了，也太常见了。当你每天读报纸或听广播，甚或只是从亲戚朋友那边听来许许多多的故事，有人在公路上停车救人，却发现原来该人是骗子，连同躲在路边的坏人把你洗劫；有人在马路边扶助受伤路人，甚至把路人送往医院，却被警察冤枉是贼，屈打成招，送去坐牢；有人拾遗报案，却被失主诬告偷窃，倒过来要赔钱消灾，吃不完兜着走……而最可怕的是，被诬告的人于事后总是有冤没路诉，“救了夫人又折兵”，几乎完全得不到法律公义的支持，仅得偶尔在新闻传媒或互联网上露点风声，取得若干热心关注和安慰。我问你，当你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地知道此等“中国国情”，你还敢做好人吗？你还会做好人吗？你还会提醒子子孙孙做好人吗？放心好了，不会的，绝对不会。

　　坦白地说，在香港，孩子们若要到内地旅行或工作，家长总会不断提醒：到了当地，千万别有好心，遇见可怕的事情，一定要装聋作哑，否则，你救不了一个好人，却容易遇上10个骗子；做不了好人，反而变成受害人，充其量，也只是“受害的好人”，代价匪轻。

　　我当然不是说大家不应做好人，我只是说，救人的拾荒妇固然是大好人，值得鞠躬致敬，但那些“冷血”的过路者亦不见得必是“坏蛋”，他们只不过受压受限于既有的心理制约，为了自我保护，为了莫名的恐惧，为了不明确的判断错误，做出了可怕的愚行，那便是，视而不见，见死不救。当夜回家，他们亦必睡不安宁。

　　善行的实践，受着太多太多的因素影响，包括救人者的年纪老少、贫富阶层、教育水平、健康状况等。曾有心理学家做实验，发现即使是在30分钟前听了什么音乐，亦会影响救人与否的判断。例如，如果刚听过忧郁的古典乐，遇上危难时，往往较易产生放弃之感，转头即走；但刚听过激昂的摇滚乐，或因情绪仍在高亢之中，热血仍在沸腾，肾上腺仍在飞升，则较易对别人伸出援手。又有美国心理学家要求大学生到非洲做义工救助贫困儿童，但他们先对不同组别的受测者播放不一样的录像片段，有些片段把非洲描述成宁静清幽之地，有些则提供了“风险暗示”，描述某些义工曾患重病，很明显，也极正常。不必问了，看过包含“风险暗示”片段的受测者，拒绝做义工的数字远高于另一组别。

　　善行，如同所有社会行动，尽管有最起码的底线，在某些时刻和某些状态下，大家会不惜自我牺牲、不计得失，但在大多数时候，尤其在所谓“大国崛起”的人人向钱看的大环境下，有着极高的成本。此时此刻，在善行实践背后有着某些并非口喊“提升公德心”即可对抗的心理学和经济学计算方式，若不从根本层面去看，见死不救的悲剧仍必一现再现。

　　在一个歪理横行、法治扭曲的社会里，良心和善行都是成本高昂之物，你，买得起吗？愿意买吗？你，敢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