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捞中国人的“道德契约”

　　文|  本刊记者|  石  勇

　　佛山“女童遭两车碾压，18路人见死不救”事件不仅刺痛整个中国，也让国外媒体目瞪口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省委常委会议上称此悲剧令人“心灵受到巨大冲击”。

　　在近年来诸多和“道德”有关的公共事件中，能在民间和官方都产生如此冲击的，并不多见。可以说，中国那么多年的道德滑坡对人心的刺激，经过“累积”，在这一事件中达到了顶点。其耻辱，足以叩问国人的良心。

　　而反思，当然也一并出现。

　　但在公共领域，由于此事件营造了一个“剧场心理”，弥漫着诸多偏激、老套，甚至离谱的言论。

　　比如，很多人对“18冷漠路人”的指责充斥着话语暴力。比如，把一切责任都算到制度头上。又比如，在抒情中，“反思”成为一种言之无物的虚伪姿态。

　　这是滑稽的。“剧场心理”一消失，想象自己并不像“18冷漠路人”那样缺德的人们，是否真的有道德，还真的难说。

　　中国社会是出了不少问题。制度的环境，包括权力监督、法律审判等方面发生的个案，形成了恶劣的“示范”。就道德资源来说，这个社会也所剩无几，而制度，还没能生产出维护政治、社会、经济秩序所需的道德资源。

　　不过，这些都已经是重复了无数次的常识。完全钻进这种思路，把自己的责任豁免，倒恰恰是“路人”的思维。不客气地说，假如一个“彭宇案”就可以击溃人性本能的话，那只能说明，大多数人本来就已经打算放弃道德，而终于，找到了能够说服自己的合理借口。

　　道德行为和一个人内在的同情心、良知等联系在一起，相对而言，制度更多地只是一个激励或扼杀道德的心理动机的外部条件。当一个人的生命痛苦无法引发另一个人的出手相救时，那并不只是或总是制度的错，说明我们中的很多人，可能基本人性都已经守不住了。而离开人性，期待制度能够像变法术一样变出道德，只是一场春秋大梦。

　　反思是可贵的。但是，那么多年来，在道德本身，以及它和权利的复杂关系中，整个社会在认知上的混乱，事实上也加剧了道德沦丧。如果没有触及这一点，我们将又失去一次机会。

　　一种混乱，就是关于道德“律己”和“律他”的混淆滥用。

　　道德至少有两个方面：防止相互伤害、危难时启动救助；个人用来加强自身修养，或防止自己堕落。

　　显然，指向个人修养方面的道德是律己的，和别人无关，不能指责或要求别人按照自己认为的标准有什么样的道德修养，这无须多说。但道德当然并不仅仅是律己的，要维护道德秩序，就必须有社会舆论机制。如果一个人道德败坏，都不允许别人去指责，那就在逻辑上取消了具有一定强制性的道德规范，把道德变成了个人修养之类的东西。

　　但是，在打算指责别人之前，有一个约束，就是一个人必须先在道德上审视、剖析自己，同时，看一下别人的道德错误，他能够承担多少责任，这责任，自己有无一分。如此，方能阻止道德他律的滥用。

　　非常清楚，“18冷漠路人”，已不仅仅是18个单独的个人，而是这个社会所有人的符号，没人跑得掉。正因为如此，预设自己没有问题而谴责他们是苍白的，指向的，应该更多是每个人的自我解剖。汪洋呼吁用“良知的尖刀”来解剖我们身上的丑陋，认知是相当清晰的。

　　还有一种混乱，就是用“权利”吞没道德，结果，权利没见到，道德倒是被虚无化了。这一点，从“范跑跑”事件以来，就非常明显。

　　如果还要在今天澄清一下的话，必须说的是，假如在危及个人生命的时刻，范跑跑的“跑跑”有道德正当性，那也只是因为他生命的道德分量，压倒了他作为一个教师的职业伦理，这可以理解和原谅，但却绝不意味着放弃职业伦理本身是正当的，可以毫无愧意，甚至还是什么“自由”、“权利”。当“自由”、“权利”以这种近乎道德无赖的姿态出现时，道德只能死掉。

　　任何一种权利，正如制度一样，都要提供一个道德正当性的证明。比如制度经民主程序产生，比如权利不越出道德的边界，绝不试图挑衅人性。这决定了“见死不救”之类冷血行为永远无法成为权利。

　　人类组成社会一起生活，一般而言，相互之间有两种道德契约。一种是自然法意义上的道德契约，也就是政治哲学家们所说的“自然义务”，针对的是“人”：积极方面，看到一个人处于危难之中，你有道德义务去帮一把、救一把；消极方面，你不能去害人。还有一种，是一个共同体成员之间的道德契约：当弱者遭受灾难时，强者有帮助的道德义务。而强者之所以有这样的道德义务，是因为他受益于所有其他人和他的社会合作，他更多地利用了共同体的资源。

　　但这两种原本可以在人心中存在的道德契约，在这个社会逻辑上自败的“权利”话语中，悉被消解。

　　而在道德上没有形成契约观念，也就难以让人与人之间具有或恢复道德关系，挽救已经沦丧的道德。

　　现在，我们必须回到人性本身，以内省之心，打捞沉没的“道德契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