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改变中国，还是中国改变世界？

　　文|本刊记者| 石  勇

　　2001年11月10日，中国大步走进世界贸易组织大门时，传递的信号清楚不过：对于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和1840年不同，中国拥抱这场游戏。

　　10年已然过去。穿过重重迷雾，当初的担忧、疑虑、设想、憧憬，不断得到证实或证伪。而世界政治和经济的版图，也因中国的“入世”而发生巨大变化—尽管还不能说是重写。

　　很多东西都有迹可循。至少，中国摇身一变而为世界经济“老二”，并获得和西方列强同台登场说话、共执世界政治经济事务牛耳的江湖地位，没有超出当时敏感心灵的想象。

　　仍然不确定，但政治意义大大凸显的是，当中国以自身的改变作为自己改变世界的条件参与“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博弈时，会把自己带向何方？

　　大谋划

　　如果说中国“入世”，给国内带来了什么可以确定的东西的话，那就是，计划经济要想重温已经不可能。

　　事实上，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对“全球化”把任何一个国家“卷入”其内的能力就目光如炬。经济发展严重依赖或放纵资本的逻辑，而资本一定会进行全球性扩张。经济全球化的巨大历史车轮滚滚而来，碾碎一切悲壮的抵抗者。

　　而在今天，全球在经济上已构成一个复杂的等级结构，成为各国生存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拒绝“全球化”，隔绝于挥舞“自由市场经济”旗帜的世界贸易组织之外，在某种意义上等于自杀。

　　中国当然不会继续干这样的傻事。

　　不过，这个世界就像一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病人。所以奇怪的是，尽管全球在经济上已经如此密不可分，在经济上杀人一千，往往自损八百，但在国际政治上，仍然是一个弱肉强食的霍布斯丛林。

　　表现在经济上，就是一系列游戏规则，几乎按强者的利益和意志来制订、解释，它们拥有最大的话语权。弱者要参与这场游戏，只能按这样的规则来玩。“世界贸易组织”，形成一个以西方国家为顶端的等级结构。它实际上是对国际关系等级秩序的粗陋复制。

　　在这样的游戏规则下，一个小国家“入世”并不可能给西方世界带来惊慌，它根本无法“挑战”这个等级结构。但是，当中国这一庞然大物表现出固执要参与这场游戏的姿态时，疑惧和戒备四起。它们以另外的话语方式延续到今天，并且像宿命一样，将延续下去。

　　“入世”10年，中国确实有一个大智慧昭示人间，它演绎了一个后发大国在重重危机中“崛起”的经典案例，实属一种“大谋划”。

　　有人说，如果说中国入世是“入党”，而10年后，已经进入了“常委会”。非常精辟。

　　新的自我

　　入世10年，并不迟钝的观察者不难注意到，中国在对外关系中，所一再重复或强调的话语，与“入世”前已不太一样。而在姿态上，更为务实，也更“敢于维护自己的利益”。

　　比如“和谐世界”的理念感召，比如对“做负责任的大国”的宣称，比如“双赢”的频频强调，都意味着中国已经改变了一些“自我认同”，进而让“他者”认同。

　　中国的自我改变，用官方话语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化”，而放到“入世”的大背景来看，则是自我施压和他者压力下的必然结果。

　　冷战结束后，中国很清楚，意识形态对国家形象的塑造已经彻底终结，以它来介入“自由民主”价值观取得了胜利的世界，必陷入不可化解的“包围圈”中。最终，无论是国际政治博弈，还是国内政治格局，都会蒙上保守、封闭阴影。

　　幸运的是，经济发展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已经成为定位政治的实际判断和国际关系调整的重要坐标，而价值观，很多时候作为博弈的“软实力”，还服务于实际的利益需要。因此，经济可以成为“突围”的一把利刃。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而且正处于急速发展阶段，消费需求被空前释放。这么一个让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黯然失色的庞大消费市场，没有谁能阻止自己不流下口水。在中国市场上攻城略地，其诱惑力和幸福感，就像是听到了上帝的声音。

　　前提当然是：中国要改变，要按“世界贸易组织”，也即西方列强们所制订的游戏规则来玩。

　　因此，“入世”本身就意味着中国对改变自己的历史性承诺，这一承诺的对象是所有世贸成员，但主要是在经济上持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理念，在政治上持“自由民主”理念的西方。这是在此前从未有过的。

　　因此这种改变，在意思上显然不仅仅包括“所指”，即对那些不符合游戏规则的法律法规的废除，以及政府管理体制的某些变革—就像入世以后，中国清理了3000多部法律、法规和规章，对贸易体制和政策全面开刀重组，并调整了与经济运行密切相关的几个部委一样。

　　它还包括了“能指”：中国在国内和国际政治上，随着它在经济上对全球的融入，应该接受在全世界被大多数国家接受的价值观，具有所谓“文明社会”所认同的行事准则。这是一种隐含的，对中国在政治上也“融入”全球的期待或压力。

　　这类期待或压力以道德的说服力为后盾，在表层上很难拒绝，而它也可以作为让他者认同的一种手段。因此，执政高层对“民主”和“正义”一再发出的政治承诺，正意味着“入世”对中国的改变，逻辑地延伸到制度的合法性依据层面。

　　只是，昭显这些价值必然要求的政治体制改革会推进到什么地步，能否有一个不能拒绝的理由冲破“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这仍处于未知的领域。而对未来的清晰描画，只能交给先知。

　　谁改变谁？

　　10年前，中国还在感受到屈辱，而美国和欧洲则横扫全球。10年后，中国似乎已经成了这个世界的“救世主”，而那些繁荣强大的西方国家则疾病缠身。欧债危机，有些国家还可怜巴巴地希望中国这个历史上被它侵略过的国家帮一把。

　　这种角色的巨大转换和反差，让人一时间瞠目结舌，甚至感觉到有些讽刺，极不真实。

　　然而，在表象上，这是事实。

　　如此的“乾坤倒转”，或许并不全部是“入世”带来的结果，但它一定说明，中国的“入世”，确实已经改变了这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欧美无论是否真的已经江河日下，但中国确实已经不是当年的中国了。

　　大国的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托“入世”的福，好像已经触手可及，或隐约可见。

　　可以清楚地看到的是，在经济的话语权上，过去就是几个西方发达国家坐下来讨论，主导世界经济的运行，在发言者席位上并没有中国的份。而在中国“入世”后，随着“Made in China”在全世界的所向披靡，中国经济实力的壮大，要把中国排除在外，不拉进来，连西方自己都不答应了。G8变成G20，对于世界经济等级结构来说，就是一次调整。

　　而因为这种调整，中国和一帮世界经济新贵，一改以往只能在一边看戏的角色。

　　不仅如此，中国还具备多方合作，以增强自身博弈优势的能力。无论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还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博弈平台，以及“中国—东盟”经济体的建构，都具有这一功能。

　　在经济和政治上，中国参与，甚至主导的多极世界的建构，确实已经动摇了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所说的“中心—边缘”格局。欧美虽然还在这个“世界体系”里占据神坛，居于中心地位，但光环已经相形暗淡。而中国虽然在分工上还具有明显的“依附性”，廉价地给别人打工，让别人赚走了商品高额的“附加值”，但就实力和发言权来说，也早不再处于边缘。

　　正因为如此，很多人半真半假地弄出了一个“中国模式”。这是一个政治和经济高度纠缠在一起的东西，政治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保证，而经济发展反过来论证了政治的合法性。或许中国一些人可以陶醉于这个模式的言说之中。但对于西方来说，无论要借此打什么主意，都不是一个好消息，那相当于承认中国政治模式的魅力。

　　很多人当然看到中国存在“虚胖”的嫌疑，在一片欣欣向荣中，埋藏着发展的诸多隐患。然而，只要这些隐患没有让中国的实力突然之间消失，那就必须正视它、承认它。

　　以经济实力去改变世界仅仅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在“卷入”世界时的一部分内容，中性地描述的话，它是一个大国在发展过程中的伴生现象或效应。但是，政治考量让它失去了这种中性色彩—尤其是，中国与西方还具有不同的政治特点和文化观念，只存在以“双赢”这一利益驱动为基础的政治妥协，可以像西方内部那样整合经济利益冲突的政治认同并没有出现。

　　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政治经济格局会如何演变，中国的实力，成为一个明显的变量。

　　按照“历史终结”的肤浅理论，本来一切都确定无疑，但是，中国的“入世”，中国以强大的实力出现在21世纪初的地平线上，却给这个世界会怎样改变增加了变数。毕竟，在这10年中，中国不仅增强了在世界政治经济事务上的发言分量，在国际上所受到的压力，也得到减轻。

　　怕就怕“中国模式”，终于无法延续。

　　中国当然肯定会在对世界的继续融入中，和世界形成政治文明、制度伦理等方面的诸多共识，但这个问题，更多地具有时间上的意义。正如中国仍然会继续开放一样，问题本身也是开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