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江“三角戏”

　　普通移民、地方政府和业主经年博弈，向家坝库区移民搬迁进展滞后。在大幅增加移民经费后，赶在蓄水前的最后冲刺开始了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汤耀国伍晓阳侯大伟

　　浊黄的金沙江水自西流来，临近终点宜宾之时，为一片大工地所阻隔，数十台塔吊机起伏摇摆。此地为向家坝水电站，正处主体工程攻关阶段。它是目前中国第三大水电站，与居第一的三峡工程、居第二的溪洛渡同属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下称三峡集团)开发。

　　由此上溯60公里许，江的右岸亦为一片大工地，一万多人紧赶工期。因向家坝水库行将蓄水，云南省绥江县县城整体搬迁，原地后靠上山。

　　这里将有沈云琴的新居。她是县城附近的一位中年农妇，房子和土地将被淹没，像绥江多数农村移民一样，她选择城镇化安置，“当了大半辈子农民，也进城享受一下。”说罢，咧嘴大笑。

　　也有不那么乐观的。按当前政策，农村移民进城后，除一套大小不等的新居外，所获补偿为每月160元的生活补助和50元的后期扶持款。“这怎么生活？买菜都不够。”一位凌姓老者对此颇为发愁。

　　因对安置政策不满，今年3月25日，绥江两千余移民走上街头，围堵县城长达5天4夜。《瞭望》新闻周刊其后发表了来自实地的报道。

　　日前，本刊记者再赴绥江。“3·25”事件成为多数干部民众不愿提及的伤疤，他们更愿意展望电站给他们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不过眼下，干部们普遍操心于如何在明年5月底前完成搬迁，以使电站明年10月如期蓄水，这是压在他们头上的政治任务。

　　普通移民也都知道非搬不可，纷纷表示：国家建设必须支持，但补偿能否多一点？标准能否早日明确？蓝图上的新城很漂亮，但自己的生活会好吗？

　　成都基地和北京总部的三峡集团一些人士则感到不无委屈，他们有种种数据表明，向家坝的移民政策，已是超国家标准的待遇，移民费用较原计划几乎增加一倍。“目前水电开发缺少一个强有力的协调仲裁体制。”三峡集团董事长曹广晶对本刊记者说，各方面诉求越来越多、越来越高，他们面对的是“一场完全不对等的博弈”。

　　移民

　　“听他们(指干部)的，咋个说咋个办，我们只是平民百姓。”袁生会说。

　　她是绥江老城中城镇一家干鲜店的老板娘，微胖，大眼睛，看上去比实际年龄52岁要小十来岁。家里有发放下来的移民政策宣传册，她翻过，但不记得多少内容。

　　即将迁入新城，她连居住条件也不在乎，只关心以后的生意如何，正常光景下，这爿位于老城闹市区的十几平方米小店，一个月能带来一千多元收入，供养全家四口。

　　“你看我们绥江老百姓多朴实。”同行的基层干部觉得她很“可爱”，好商量。

　　年轻的教师肖建明显然更有主见，笃信自己是向家坝电站的受益者。他与父母同住在一个破旧的老房子里，雨下得大点，屋顶就漏水，为了找对象，本来准备贷款装修一下的，听说即将搬迁，在一比一以旧换新的基础上，还能获得低结构补助，便先凑合着住了。他说：“只要配套完善，多搞这样的大工程是好事，利国利民。”

　　经过长年累月的宣传，“支持国家建设”已成为绥江县的一句口头禅，挂着一层道德的光氲，起着微妙的作用。有基层干部表示：“如果说是企业项目，老百姓不会那样作贡献。”

　　但人人心中仍有一杆秤，以切身的利益，称出那一巨型工程的分量。

　　凌伍在县城中城小学附近开了一家文具店，十几年来，生意一直不错，对于搬迁，她说：“担心得很，但没得办法。我现在住的房子好得很，比新城的房子还好，以后也不知有没有这样的生意。”

　　中城镇兴汶社区党总支书记刘正英快人快语：“搬上去后如何生活，揪心！”她介绍，兴汶社区是县城最“复杂”的社区，八千多人中，有六千多为无单位依靠的“纯居民”，下岗职工多，打零工者多，低保户多。“如果就业不解决，人心如何安定？人心不安定，社会如何稳定？”

　　刘正英对未来的担心，有以前的经历为鉴。2000年前后，刘正英开始听说向家坝电站将上马，“那时很激励、很兴奋，希望通过电站建设改变我们的生活，居民们也一直相信政府。但很多政策一直定不下来，反映的很多问题长期解决不了，还让人怎么相信？2003年就封库了，为啥子到今年才赶修安置房？”

　　向家坝电站早于2002年获准立项，2006年可行性研究报告获批并正式开工，业主三峡集团与云南省政府签订总包协议，移民工作于2007年正式启动，但其后，据本刊了解，业主与地方政府一再讨价还价，总包协议并未产生足够的约束力，安置方式、补偿细则长期难以定案，直至目前，除房屋补偿外，大量补偿标准仍属临时控制。

　　一位知情人士还告诉本刊记者，2010年，绥江县县长和县移民局局长两个关键岗位空缺多月，使移民迁建工作处于“半停滞状态”。

　　2011年3月初，因时间紧，任务重，绥江县城移民住房安置原定的联户自建方式改为政府统一代建，移民身份界定、安置意愿调查要求在当月底结束。但未及完成，“3·25”事件发生。

　　与事者主体为近郊农村的移民。比起县城的原居民，这些新来者更拿不准未来的生活，普遍认为每人每月160元的生活补助偏低。

　　绥江全县人口16万，以县城为中心的沿江精华地带处在淹没区内，移民5万多，占向家坝云南库区的绝大部分，其中约一半为农村移民。因地处滇北山区，无平原大坝，为数不多的临江良田又将被淹，多数农村移民无地可分，只得选择进城安置。

　　撇开各自的算盘，这座不久后金沙江畔唯一的新县城，对绥江的干部和普通移民都极具诱惑力。

　　政府

　　自2003年下达封库令以来，绥江老城的面貌便定格下来。

　　城里随处可见的禁毒宣传，带着云南的烙印。同样随处可见的茶馆兼牌室，为江对岸吹过来的蜀风。门市与小摊杂处，美容美发与足浴按摩兼营，小旅馆夸张其势地打出“帝豪”之类的招牌，则是全中国常见的小城模样。残破的文保单位禹帝宫大门上，还依稀可辨认出“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字样。泥泞满身的小三轮穿行城中，司机中不乏烫着卷发抹白脸皮的少妇。各个时空的元素，挤在这个国家级贫困县县城，热热闹闹中，透出几分安逸。

　　向家坝电站的横江出世，令小城人心开始躁动。

　　绥江县委书记卢云峰对本刊记者转述他对群众的宣讲辞：“前500年、后500年都没有这样的机遇。”

　　早在2004年，向家坝电站正式开工前两年，绥江县便贷款筹资1500万元，从美国请来两家规划设计公司为新县城进行概念性规划和总体规划，把绥江新县城定位为“以人为本，以水为主，依山建城，山水结合，集旅游、休闲、度假为一体的人居环境最佳的湖滨生态园林城市”。

　　不久后，县政府便做了一个新城规划沙盘，供居民参观，并多处张贴规划图。连表示不愿搬迁的文具店老板凌伍也说：“看到一个漂亮的新县城还是很高兴，毕竟我家祖祖辈辈住在这里。”

　　规划中的愿景也勾起近郊农民沈云琴洗脚进城的心念，“机会难得，人生的一个大转折点。”

　　新城在今年大规模开工，逐渐走下蓝图，移民们纷纷前往观察。“看没看到不一样，现在机遇意识已经被广大移民接受，这是移民工作平稳推进的前提。”卢云峰说，形成共识，要有一个长期的过程，需反复宣传，“3·25”事件之前，宣传还不够到位。

　　三峡集团向家坝工程移民项目部副主任程剑平也说，他从2004年被派驻向家坝以来，经历多起大大小小的移民群体性事件，“老百姓此前对政策不太清楚，对工程给家乡带来的变化想象不足。”他介绍，与绥江一江之隔的四川屏山也有类似情况，新城迁至岷江边上，移民近期被组织去参观，“一个个高兴得很”。

　　为加强政策宣传，与普通移民沟通，绥江县把所有干部都发动到移民工作中去，直接挂钩负责。本刊记者看到，在每户移民家和移民安置房的门框上，都写着挂钩干部名字、电话等信息。

　　卢云峰说，由于绥江新城建在陡坡地上，可利用土地有限，县里曾打算把规划图上的沿江景观带改为建移民安置房，但征求移民意见后，遭到普遍反对，“他们说一个县城不能都是房子。”他一度对群众这种“现代意识”感到吃惊，后来想想也是，他们长居在此，“书记、县长可能干三年五年就走了。”

　　然而，当从兴奋中冷静下来时，未来切身生计投下的阴影便挥之不去。

　　1.7平方公里的老城，将变为5平方公里的新城，与此同时，2万多原居民，也将迎来1万多新进城的农村移民，全县城镇化率将一举由不到20%升为40%。如何解决就业，成为地方主政者面临的一大严峻挑战。“如果土坏房变电梯房，但生活还不如以前，就要出大问题。”卢云峰说。

　　绥江为山区农业县，2010年全县生产总值仅12亿余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不到1亿元，财政自给率仅为15.8%，县域经济自身缺乏自我积累、循环发展能力，属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

　　近期有一外地服装企业老板来绥江考察项目，看到当地地理环境，便摇头而去。县政府着力打造的移民再就业工业园区，尚停留在空白阶段，几无企业入驻。自然而然，库区主政者期盼着在土地、电力等方面获得政策优惠，以利招商引资，以产业促就业。

　　而更多地方干部和民众对未来的希望，仍然倾注到电站和它的业主身上。

　　业主

　　在三峡集团受访者看来，三峡集团对待库区政府和移民，已经是超常规满足。

　　三峡工程基本完工后，三峡集团建设主力转入金沙江下游四个水电项目，即向家坝、溪洛渡、白鹤滩和乌东德。与三峡工程由中央政府直接决策不一样，金沙江项目由业主自行开发。为此，三峡集团专门成立移民局，从枢纽工程建设中分出精力参与移民工作。

　　“工程技术上没有问题，最大制约就在移民。”三峡集团总经理助理兼移民局党委书记梁福林说：“移民要求越来越高，地方政府也有诉求，加上业主，三者之间的矛盾比较复杂。”

　　按2005年、2006年分别审定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溪洛渡、向家坝电站共搬迁移民约18万人，移民经费共约230亿元，但后来移民工作进展滞后，如向家坝电站计划明年5月完成搬迁，10月蓄水，而到目前，5万多绥江移民才安置到位数千人。

　　三峡集团人士认为，滞后原因之一，在于地方政府对水电开发期望值过高，依赖性大，频繁提出超出现行移民政策的一些利益诉求，尽管三峡集团已与两省签下总包协议，但实际约束力不足，对此缺乏有效的仲裁机制。只得一再谈判，三峡集团不断追加经费。不久前，各方商定，移民经费在原基础上增加200亿元，接近翻番。

　　梁福林说，国务院2006年修订实施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下称《移民条例》)规定了“三原”补偿原则(原规模、原标准或者恢复原功能)，但金沙江项目在此基础上提高不少。

　　他表示，即以“3·25”事件中移民不满的每人每月160元生活补助为例，其来源为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统筹，当时补偿方案即高出《移民条例》规定的一般标准，未来还将进一步提高。

　　据程剑平介绍，事发之后半年多来，一共又出台一二十个新政策，如对移民建房困难户予以兜底，确定人均25平方米砖混结构的基本安置标准。仅此一项，向家坝、溪洛渡库区就增加近3亿元投资。

　　不过，程剑平和多位绥江县移民干部都表示，这些政策多在事件之前即已酝酿，只是在事件之后，已临近蓄水时间，才加速出台。

　　补偿之外，三峡集团在金沙江库区推行“爱心行动”，2007年以来投入1880万元，援建库区希望小学等公益事业。今年7月又与全国妇联合作，出资3000万设立“水库移民妇女发展扶持基金”。

　　地方政府层面的“胃口”则比移民更大。三峡集团追加的200亿移民经费，多数用于或将用于基础设施方面，单个项目动辄以亿计，许多还建的道路桥梁标准大大高于原标准，并“赞助”了不少非补偿项目。如在绥江，一条主要的4级公路还建为2级，当地云川金沙江大桥、罗汉坪水库等，都是以前没有的新项目。

　　三峡集团以“建好一座电站、带动一方经济、改善一片环境、造福一方移民”自任，目前地方干部和移民群众对移民政策也多表示“整体满意”，但仍能找出“漏洞”。

　　绥江县移民局局长穆志强举例称，房屋补偿标准过低，砖混结构补偿为每平方米800多元，实际建设成本需每平方米一千多元，其中差额需地方政府负担。但三峡集团有关人士认为成本并不高于补偿。

　　一些近郊种蔬菜的农村移民也说，其土地产值不同一般耕地，一亩地一年就能收入几千元，按平均产值计算补偿，他们很吃亏。三峡集团有关人士也承认，在移民整体受益中存在个别受损的情况

　　兴汶社区支书刘正英更在乎的是未来，她要本刊记者转问三峡集团：“该赔的赔，还能不能根据绥江实际多给点？能不能帮助引进一两个企业解决就业？”

　　梁福林介绍，这些正在他们的考虑之中，三峡集团计划11月中旬在杭州举办招商大会，为浙江的民营资本和库区产业项目牵线搭桥。

　　对县委书记卢云峰来说，库区后续发展固然令他忧心，但目前的精力主要放在移民搬迁上，距蓄水时间不到一年，“想尽一切办法赶进度。”

　　为加速搬迁尤其是移民安置房建设，绥江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黄勇暂时放下本职，全力投入迁建工作。在县城迁建指挥部里，本刊记者看到，进度表上有多个项目落后于原计划，也有多个项目缩短工期迎头赶上。

　　“白纸上画出的美丽图画”，新城工地上的黄勇一会儿兴奋，一会儿凝重，“最大的压力是在短时期内保证质量，不出安全事故，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