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利益边界的年代

　　文|  赵 义

　　众所周知，利益分化和多元化是转型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随着利益多元格局的形成，不同利益诉求之间的矛盾就会日益凸显。

　　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改革是从增量做起，新的利益是从旧体制的边缘地带生发出来的，由此产生的利益矛盾主要就是增量对于存量的冲击，比如民企之于老国企，体制外的体力劳动之于体制内的脑力劳动，经商群体之于公务员群体，等等。所谓曾经的脑体倒挂、国企处于“死亡边缘”等都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

　　而在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日益成型之后，不同利益之间的矛盾更加复杂了。过去的利益分化结构在形式上看是反了过来，民企碰到天花板，大国企崛起；大学为代表的知识阶层成为新的“吸金机器”，普通劳动者失去了尊严；公务员成了金饭碗，在市场里创业遭到冷落。

　　本来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利益矫正过程，但其中存在的一个致命问题是利益边界的模糊。公务员成为金饭碗的背后，是政府对于社会资源的过度汲取；大国企崛起的背后，是行政垄断的如影随形；知识阶层待遇的改善，更是伴随着公信力的下降。于是，在社会层面上，在利益得到矫正之后，对于这些在改革开放中“翻身”的利益群体的评价却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比如师道尊严，官员的廉洁奉公，国企的社会责任，仿佛快变成了遥远的神话。

　　不无吊诡的是，利益边界的模糊，又不无是在“现代化”名义下进行的。所谓科学决策，有专家论证一说，结果有时专家成了“砖家”，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甚至公然造假。大国企的改造，上市是主要途径，结果在利润回报率的压力之下，有时候就像银行大规模收费那样来通过剥夺其他群体的利益来实现。

　　政府对于社会财富的过度汲取，情况复杂得多。过去，所谓高薪养廉被认为是先进经验，实在是过于扎眼，支撑理据单薄，在比较众多的大国之后就有了一个新的说法—“让公务员过上体面生活”。本来这个说法没错，体面生活面前，人人平等，没有理由把公务员排斥在外。

　　但政府汲取社会资源的利益边界却在大大扩张，尤其是在政府主导的高投资、对于社会财富的高汲取成为常用的发展方法的情况下，对于公务员体面生活，社会大众认同度极低。只有在政府的利益边界划分清晰的条件下，公务员体面生活才会成为一个再平常不过的问题。

　　这并不是说，这些所谓的现代制度就是不应该建立的。谁都不是圣人，难道还有比上市更好的建立国企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的方法？科学决策也同样离不开专业知识的支撑。也正因为如此，相关群体总能找到为自己的利益边界扩张进行辩护的理由，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会绑架公权力。利益边界的模糊就让“改革在解决了问题的同时，也制造了问题”。

　　利益边界的模糊带来的往往是对于其他群体利益的侵犯，以牺牲其他群体的理由来满足自己一时的经济利益，并以政策、专业等壁垒，与国际接轨等口号，来掩盖剥夺其他群体利益的实质。这一点就像毒品一样，吸食过多，就会上瘾。由此导致社会的共识度越来越低，社会的信任度也越来越低。

　　因此，所谓改革已经开始进入一个重新确定利益边界的年代。而对于这个重新确定利益边界的过程，房屋拆迁是个很典型的例子。

　　在房屋拆迁上，今天人们可以看到两种截然相反的现象：一种是暴力拆迁还在上演。今年国办专门发文，要求终结暴力拆迁。监察部等四部门公开曝光了11起强制拆迁致人伤亡案件。这说明，在利益博弈中，想用暴力来界定“价格”的大有人在。而另一种现象是大城市拆迁成本的上涨。比如广州、上海，城中村改造动迁成本让政府都很头疼，不得不设置上限进行限制。

　　这两个对比鲜明的现象暗含了当下中国界定利益边界的一般路径，就是从暴力到利益谈判。我们常说今天是和平建设年代，但人们界定自己权利的过程，却往往不是那么“和平”的。就是房屋拆迁本身，从第一天开始，也是充满了各种暴力冲突，然后才有政策转变、法律修订等变化的发生，越来越走上理性的利益谈判的道路。在利益边界模糊的地带，尤其是利益侵犯日益频发的时候，暴力现象就会容易产生。

　　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快从暴力到利益谈判的转变进程，也就是一个文明的执政方式和生活方式扎根的过程。近年来，高层多次强调要加快健全各个群体的利益诉求的表达机制和博弈机制。如果只是停留在纸面上，不落实在行动中，暴力就始终是萦绕在利益分化头上的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