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道档案〖2003年〗

　　流窜4省，作案26起，杀死67人，伤10人，强奸23人，杨新海于2003年11月3日在河北沧州落网。

　　400字的新闻线索一出现，新京报便派出记者突破层层信息封锁，直抵大案现场。

　　2003年11月21日，新京报刊发了1万余字的《杨新海特大系列杀人案调查》，独家披露了杨新海的作案细节。

　　2003年11月21日，新京报诞生第11天，读者正怀着各种心态，关注着这张“另类”报纸。

　　在北京，它打破了报业的各种常规。当时，人们习惯5毛钱买份报纸，它却定价1块；人们还满足于翻阅短讯，它却每天用4个版做评论，再用更多的版面做深度报道……

　　“字太小”、“新闻太长”……一系列“负面”评论不绝于耳，但人们并未停止购买这个“另类”。那些“长篇累牍”的新闻，不断引起震动。

　　11月21日，韩福东买了份新京报。他当时是《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正要奔赴河北采访杨新海杀人案。他看了新京报的核心报道，马上给编辑部打电话，“我想我不用去了，新京报已经报了，3个版，关于杨新海的汤汤水水都报了。”

　　杨新海，一个河南农民，3年杀了67个人。

　　如今来看这篇报道，可以提出诸多不足。但在当时，许多媒体还没习惯用手中的话语权，去打破自我设限的报道禁忌，新京报却已突破层层信息封锁，直抵大案现场。

　　不起眼的线索来自“光明顶”

　　400字的简短消息，却蕴藏着杨新海案的价值。迅速突破是报道成败的关键

　　2003年11月14日，时任中国新闻部编辑宋书良在网上浏览新闻，不稳定的电力供应，让他头痛不已。

　　因创刊时条件简陋，网络时断时续，打开一个电子邮件往往需要十几分钟。

　　新京报员工不在意这些。他们不在意大楼里墙灰脱落，多处漏水；不在意数十人用一部电话；甚至不在意挤在过道里办公。

　　许多人沉浸在理想主义氛围中。他们把这样的办公场所称之为“光明顶”，因为当时新京报位于光明日报一栋老楼的顶层。

　　宋书良在网上看到一篇400字的消息，说杨新海特大杀人案，已被河北沧州警方告破，消息来源是燕赵都市报。他向时任中国新闻部主编陈志华报了题。

　　陈志华，当时还是一个28岁的小伙子，个子瘦小，留着平头，蓄着胡子。他通常说话简短，直击要害。他新闻经验丰富，还写过小说，曾供职南方都市报任深度报道编辑。

　　他很清楚，杨新海案背后的新闻价值。他也知道，其他媒体都会热衷此类题材，所以迅速突破，是报道成败的关键。

　　那天，太阳还未落山，一名记者已在赶赴沧州的路上。

　　首“战”副局长遭遇失败

　　记者软磨硬泡两个半小时，还是没能“撬开”副局长的嘴

　　被派出的记者叫刘炳路。统计学毕业的他，因为和新闻的某种因缘，告别了去海关工作的机会。如今，他已是新京报编委兼深度报道部主编。

　　刘炳路是一名以高效著称的记者。

　　在高速路上，刘炳路拨通了燕赵都市报记者的电话。他大学毕业后，曾在那家报社短暂工作过。但得到的消息，却令人沮丧：当地已禁止报道此案。

　　刘炳路用了一天的时间，完成第一篇报道。

　　在这一天里，他经历迷惘、焦躁、绝望，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他还要经受斗智斗勇中的挫败，以及真相可望而不可即的勾引，最后才是柳暗花明后的狂喜。

　　杨新海案，当时虽然媒体已有400字的报道，但报道没有提及抓捕地点、被谁抓获、被关押何处等信息，更没有杨新海作案的任何细节。

　　也就是说，刘炳路只知道沧州警方破获此案，此外一无所知。

　　当晚10点，他抵达沧州。在街上，他问遍行人，小贩，的哥，酒店保安、前台，“只要是会说话的，都聊上一聊。”

　　在沧州，刘炳路用尽一切采访手段，甚至钻进派出所厕所，找正在撒尿的民警搭话。

　　努力没有换来收获。

　　15日上午10点，刘炳路来到沧州公安局新华分局，先找值班民警搭话，没有进展。再去副局长办公室，想“撬开”副局长的嘴。

　　双方软磨硬泡两个半小时，最后以副局长的胜利告终。

　　一句“28岁”带来惊喜

　　跟民警套近乎，意外获得案件材料，两分钟背下抓捕信息

　　副局长微笑着送他和摄影记者下楼。他们经过报警值班室，刘炳路故意掉队，并用从容、厚重的脚步声，暗示值班民警，他和副局长的“亲密”关系。

　　再次和这位值班民警说话时，两人的关系有了微妙变化。放低戒心的民警，不仅告诉他，抓住杨新海的警察叫刘剑，还提供了那名警察的电话。

　　有时，突破不在于技巧，而在于执著和不畏难。

　　不过，欣喜没能维持太长时间，刘炳路在刘剑的办公室等了30分钟。此前，刘剑已答应接受采访。30分钟后，他改变主意，来电说要去执行任务，拒绝了刘炳路“见一面、递一张名片”的请求。

　　下午3点，刘炳路来到沧州市公安局，做最后努力。

　　他说要见局长，门卫说“局长不上班”。他来到办公室秘书科。工作人员说不能接受采访，但透露了一条重要信息——杨新海被押在沧州看守所。

　　走出办公室前，这名工作人员多说了一句：楼上还有个宣传科，专门负责外宣，但估计他们也不会说什么。

　　那天是周六。宣传科的一名男子刚好喝了酒，他满脸通红地重申着宣传纪律。刘炳路一边附和，一边说着恭喜立功的客气话。当得知刘剑28岁时，刘炳路表示出惊讶，“什么？才28岁？”那名男子抽出一份材料，说“局里正在为他申报沧州十星。”

　　刘炳路至今还记得：接过材料时，他的手哆嗦了一下。材料记录了抓捕的详细过程，包括时间、地点、杨新海住过的宾馆。两分钟后，他递还材料，而那些信息已刻在脑中。

　　走出公安局，刘炳路笑了。

　　重访杨新海作案地点

　　记者兵分两路走访。看完作案现场录像，记者整夜难眠

　　杨新海最后一次作案，是2003年8月8日。他在石家庄郊区的一片菜地里，杀死一家五口，奸尸两人。

　　但当时，刘炳路并不知道这些。11月15日，他在沧州公安局那份材料上，仅知道警方的抓捕过程，于是他决定重走抓捕路和杨新海在沧州待过的所有地方，翔实记录并将稿件传回报社。

　　第二天虽是周日，但这一个整版的报道还是引起了巨大反响。

　　随后，刘炳路去了廊坊，从警方处获得了杨新海的作案细节。但这些细节，让他3天睡不着觉。

　　警方将杨新海的20多个犯罪现场，制成一个录像片，里面全是血腥场面，头上流血的窟窿，残损的肢体，裸露的下半身，尸体上的精液。

　　刘炳路坐着板凳，在一个小彩电前，看了近两个小时，记下所有案发地点。

　　杨新海，河南正阳县人。杨家贫困，他自幼聪明，家中排行老四。他不爱和人说话，高三辍学，去山西、广州打工。此后，家里没了他的音信。

　　杨新海从2000年起作案26起，横跨皖豫鲁冀4省，杀死67人，伤10人，强奸23人。他常用一柄八角小锤，击打人头部。杨新海对警方交代，他在2000年以后，基本上以盗窃、抢劫为生，作案太多，他自己都记不清。

　　编辑部获得这些信息后，派记者钱昊平去河南走访杨的作案地点；让刘炳路在河北走访。

　　11月18日，刘炳路来到石家庄东良厢村。一个木棚子矗立在菜地中。

　　3个月前，魏家5口在这里被杀，包括几个放暑假回家看望父母的孩子。棚子周边的菜地几近荒芜。棚子里，床上的被子，一半还耷拉在地上。屋内一片狼藉，保留着案发时的原样。当地村民说，天一黑，这里就没人了，大家都怕。

　　晚上，石家庄一家宾馆里，刘炳路整夜难眠，录像中的血腥场景又开始浮现。直到他回到北京，噩梦才渐渐消退。

　　万字长稿像“巨石砸湖面”

　　当年报道流于案件表面，如今想探究背后的社会问题

　　2003年11月21日，星期五，新京报的《杨新海特大系列杀人案调查》刊发，原稿长1万余字，独家披露了杨新海的作案细节。

　　周桓，参与此稿的后期编辑工作。他还记得发稿前的激动，就像擎起一块巨石，准备砸向湖面。

　　周桓此前供职于南方都市报，2003年9月，他来到北京。在寻找“光明顶”的路上，他买了几份报纸，翻完每份报纸都没超过1分钟。那天，他还和一个房产商打了个赌。那房产商说，在北京办早报肯定会死，北京报纸太多。周桓说，一定能办活。

　　“都市报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老百姓的知情权。”时任新京报中国新闻部副主编的李列说，新京报想要做的是，政府知道的，百姓也有权知道。

　　杨新海案后新京报的很多报道，嘉禾拆迁，定州血案，王亚丽骗官，新圈地运动……都似一个个犄角，坚守着良心，保持着风骨。

　　“现在再来看杨新海案报道，只能算是突发新闻，不能算是深度报道。”李列如今对深度报道的认识，和8年前大不同。

　　刘炳路也认为，当时以为能报的、能采的，都已吃干榨尽。如今来看，还有不少角度可以纵深。比如，杨新海的生活环境是怎样的？哪些因素促使他大开杀戒？再比如，杨新海2000年犯案，公安部门为何2003年8月才并案？

　　记者钱昊平也认为，过去做的只是流于案件表面。他现在更愿意，探究事件背后的社会问题。

　　回望过去8年，新京报在新闻理解、新闻操作的专业技术方面，都有了更成熟的表现。对比今与昔的不同，能清晰看见它在倔强生长，虽然窗外时常刮风下雨。

　　什么东西，能够影响中国？

　　在新京报最初设定的理念中能找到答案：对事实本真的逼近，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看护，对理性的呼唤，对行政的制衡，对美好的追求，对公义的捍卫，对丑恶的揭露。

　　新京报成长的8年中，一直坚持着这份价值观，它坚守的每一天，都会对中国产生正面的影响。

　　如今，新京报已搬出光明日报那栋老楼，在幸福大街上，竖起自己的招牌，每当夜幕深重，那里就会亮起“新京报社”4个红色大字。

　　本报记者 闾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