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决定命运，风骨决定报格。以天下为己任，是知识分子的良心，亦是报业大厦的脊梁。

　　选择担当重任，就要历尽考验。8年时间，不长不短；一路坎坷，有利益集团的诱惑干预，更有人情社会的托付关照。偶有妥协，但不会动摇，朝着光明，蹒跚前行。因为有那份与生俱来的社会责任，因为有那缕割舍不断的理想情结。

　　路上有风雨，心中有阳光，鲜花在前方。无论何时何地，无论何种境地，责任不变，风骨永远。因为我们知道，有了责任，才有品质。

　　■ 报道档案

　　〖2008年〗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新京报从2008年5月13日至6月，整个采编团队密切合作，推出汶川地震特别报道400多个版，连续8天刊发号外，制作《逝者》、《活着》两期特刊。

　　2008年5月19日，新京报刊登北川芭蕾女孩李月的照片《腿没了，芭蕾在》。残奥会总导演张继刚深受感动，为她在残奥会开幕式上，量身设计舞蹈。

　　同样是那天，新京报首次报道，北川农行职工龚天秀锯腿求生的故事。她成了2008年感动中国候选人。

　　2008年5月28日，新京报报道唐首才“救囚犯，舍妻女”的故事。北京女老板肖月霞看了，哭了，给唐首才写信，表达敬意。后来，他们有了爱。

　　故事还有很多，三年过去了，被改变的命运还有很多。

　　“汶川地震报道是新京报创刊8年来，最能体现新京报办报理念，最能凝聚新京报人团队精神，最能展现新京报人气质的一场报道”，新京报执行总编辑王跃春如此总结。

　　现场！现场！

　　地震当天，新京报立即派出四组记者，奔赴灾区

　　和许多远离震中的人反应一样，深度报道部主编刘炳路在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最初的反应是“头晕”。

　　18分钟后，新华网发布消息：汶川发生7.8级强烈地震。

　　新京报4楼的整个时事新闻中心顿时忙碌起来。记者编辑们开始查阅震情。刘炳路立即想起正在西南采访的两名深度记者：在成都的吕宗恕和在重庆的杨万国。

　　孙献韬，时任新京报分管时事新闻的副总编辑。他指示，派这两路记者立即赶赴现场，同时加派摄影记者。

　　15时55分，新华社发布消息，温家宝已率多位部长赶赴灾区。

　　孙献韬意识到事情重大。他同意胡杰和摄影记者赵亢为第三批特派记者。

　　赵亢已提前预订晚间7时飞赴重庆的机票，那是最后三张。胡杰冲回家往包里塞进几件衣服，赶赴机场。

　　晚8点，公布了数千人死亡的数据。孙献韬决定，再派第四批记者，文字记者崔木杨和摄影记者王申出发。

　　报社更多的记者想奔赴一线，“李天宇、耿小勇、吴江等赖在我办公室不走”，王跃春回忆。

　　13日，新京报又派出记者李天宇和耿小勇，摄影记者韩萌、吴江。司机王成良载着他们驱车赶赴四川。

　　深度记者李增勇是重庆人，和驻渝部队熟悉。13日晚11：30，李增勇飞赴重庆，和部队会合。次日搭军车赶赴都江堰。

　　至5月13日，新京报已先后派出6批记者共11人。此时，正在缅甸采访的视觉部主编陈杰也转头，向汶川灾区进发。

　　“对于这样重大的历史性灾难，体现媒体的作为首先是抵达现场。当天就先后派了四组记者，这在全国媒体里面也应该是最多之一。”现为《光明日报》出版社副社长、总编辑的孙献韬回忆时，依旧显得激动。

　　最早进入映秀

　　记者像战士，第一时间进入孤岛映秀、茂县

　　地震发生时，吕宗恕在成都焦急地联系后方。

　　当天下午2:30，他看到街上突然跑出很多人，惊慌失措，一些人甚至穿着睡衣。他一把抓住身边一个妇女，问“怎么了？”妇女喊着，“地震了！”

　　吕宗恕给刘炳路打电话，手机无法拨出。他在街边公用电话亭，排队半小时，打通电话。刘炳路说，立即做地震报道。

　　吕宗恕从背包掏出相机，逆人流冲上一座楼梯已有裂缝的楼房，拍下街道上人们慌乱的全景。然后，打车奔向汶川。但道路中断，他折身回到都江堰采访，晚上10点多，他不死心，租了辆车，再次驶向映秀。

　　5月14日上午，吕宗恕抵达紫平铺水库岸边，乘船穿过水库，抵达阿坝铝厂，随后向映秀徒步走去。

　　他走了4个多小时，当日中午，抵达映秀，成为全国最早进入孤岛映秀的记者之一。

　　灾民遍地，一片空地上，躺满了老人和小孩。废墟，流血，哭泣。吕宗恕不断拍照，采访，忘记了饥饿。

　　晚上，吕宗恕用部队海事卫星，打通刘炳路电话。

　　三年后，刘炳路还清晰记得，当晚11时许，他突然接到这个陌生的号码，是吕宗恕！他激动得当场向周围同事宣布，吕宗恕进入了映秀！最早的记者。

　　电话另一头，吕宗恕一边口述前方情况，一边抽泣，“我旁边都是尸体，还有互相搀扶的群众，身上满是泥，还流着血，我的巧克力都分完了，他们还在不停围过来。”

　　5月13日，北川死亡万人的消息已经传出来。杨万国决定赶赴北川。他找了一位黑车司机，连哄带骗地让他去北川，靠近辕门坝时，看到大量塌方，巨石下面是变形的汽车，残缺的尸体。司机不再前进。

　　5月14日一早，通过抗震救灾指挥部，杨万国联系到绵阳市野战俱乐部的志愿者——两个退役武警，乘坐他们的越野车，挺进北川。

　　后方，刘炳路在一张四川地图上标着各地记者分布情况。“像指挥打仗一样”。

　　汶川、北川、绵竹，……新京报记者已先后挺进这几大地震极重灾区。但茂县尚与世隔绝。

　　5月16日晚，李增勇联系上成都军区驻渝某集团军，乘坐直升机，成为最早进入茂县的记者。

　　5月17日下午，距理县5公里的一个叫高家庄的小山村，遭遇余震，飞石倾斜而下。

　　“声音非常大，是一种吼叫的轰鸣声，随着声音传来，那面山变黑了，整个山体被烟尘笼罩”，摄影记者王申回忆说，他拿着相机，扭身就跑。奔跑过程中，他本能地扭头把相机对准崩塌的山体，按下四次快门。

　　王申冒死拍下照片《生命线“惊魂”》，因其惊险和鲜活，获得2008年度新京报突发新闻摄影金奖和该年度中国新闻摄影金镜头铜奖。

　　“如果你拍的不够好，那是因为你靠的不够近！战地摄影师卡帕的名言，是对这张照片最有力的注解。照片背后，是摄影者生死一线间的恪尽职守。”现为新京报副总编辑的何龙盛这样评价。

　　发先声，建议举国致哀

　　评论刊发3天后，中央宣布设立“国家哀悼日”

　　震后3天的5月15日，新京报刊发评论，建议“全国降半旗为死难者致哀”。

　　“我们也担心被指责添乱”，评论部主编王爱军说，在15日正式刊发此评论前，评论编辑还专门查阅《国旗法》，找到相关法律条款。“我们认为，国旗往往成为联系民众和国家的情感纽带。国家通过采取一种庄重的仪式来纪念遇难者，既体现国家对生命的尊重，也更能激发生者面对巨灾坚强生活的勇气。”

　　王爱军介绍，新京报是首家刊发评论，建议“汶川情况查实后政府能通令全国降半旗为死难者致哀，电视媒体最好减少或取消娱乐节目，慈善机构和民间组织应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组织民众为灾区哀悼祈福。”

　　新京报这篇评论刊发3天后，18日，中央宣布5月19日到21日设立“国家哀悼日”，国旗首次为平民而降。

　　纪念“逝者”，祈福“生者”

　　30个小时赶制特刊《逝者》，又制作特刊《活着》彰显生的力量

　　中央突然宣布的“国家哀悼日”，打乱了新京报制作特刊的节奏。

　　报社原定于5月23日刊发特刊《逝者》。这是新京报副总编辑王悦最先提出的想法，延续新京报首创的“逝者”栏目，通过一组人物报道，纪念地震中，那些普通的遇难者。

　　王跃春展现她雷厉风行的风格。她提出，立即调整计划，赶在21日，全国哀悼日最后一天出版特刊。对于一份新闻纸，没有比抓住时机和热点更重要的了。

　　这时，从做出调整决定，到距离签片还有30个小时的时间，这是一场看起来完不成的任务。深度报道部副主编李素丽统筹特刊。

　　刘炳路则开始不断给前方近30位记者群发“煽情”短信，鼓励记者。

　　19日当晚，很多记者彻夜不眠地采访，写稿。20日早上6点多，许多人只睡了两三个小时，就纷纷爬起来，分头去采访“逝者”。

　　20日下午截稿，前方稿件陆续传回编辑部。

　　这一晚，整个新京报社4楼和5楼灯火通明，许多人匆匆扒拉下几口盒饭接着投入做版，“跑版”的身影穿梭编辑大厅。除了A叠采编力量全员发动外，经济、文娱等其他新闻中心的编辑也主动请缨，几乎所有的采编中层均参与了编辑特刊。

　　每个人都在战斗！王跃春形容，“当晚，新京报的采编力量发挥到了极致。”

　　次日，32个版的《逝者》特刊，顺利见报。

　　《逝者》出版后一天，王跃春在电视上偶然看到一个故事。

　　地震后，一男子骑摩托车回家见妻子，路不好，他不断的摔跤。一天一夜后，有身孕的妻子，见到胡子拉碴的丈夫，说，你变丑了。丈夫说，你变胖了。妻子说，那你还要我吗？两人说完抱在一起。

　　王跃春说，当时看到这个故事就哭了。“我在BQQ上告诉大家，我们应该再做一个特刊，就叫《活着》，在这场灾难中生存下来的人们，他们身上所展现的力量值得记录于历史”。

　　李素丽再次统筹特刊。5月28日，《活着》顺利见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陈力丹，保留着《逝者》、《活着》。她认为，这是中国新闻工作者成长的记录。

　　“地震报道中，新京报整个采编团队密切合作，配合默契，达到一个高度，它是一个里程碑。”王跃春说。

　　本报记者 杨万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