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201145期封面

讨薪的工人

　　国家金融体系里的小角色

　　温州钱史

　　主笔◎陈晓

　　“危机尚存，但局势好转。”这是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对今年下半年爆发的民间借贷危机的现状总结。10月底，温州市政府设立了10亿元的救济基金，为贷款到期的企业做再贷款的过桥资金，并派了29个工作小组进驻银行，督促银行不对中小企业抽贷、压贷。10亿元虽然无法弥补在挤兑风潮下退出民间资金池的资金，但政府资金的注入可以是一个重启经济活动的按钮。它和国家将今年的贷款余额上调至7.5万亿元的消息一起，重新给市场注入信心。

　　民间借贷是一种民间的资金拆借活动，它缺乏严格契约性，利息和使用资金的时间差是利润来源，借款人的信用和银主的信心则是运转基础。但在2011年下半年，随着银行全面收紧银根，借贷链条的其余环节一损俱损。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市场研究室副主任尹中立的观察，在约20年前，中国曾出现厉害程度不逊于今日的高利贷风潮。他告诉本刊记者：“那时候，深圳等城市的银行存款利率达到25%以上，贷款利率超过30%是常有的事，与今天的民间高利贷几乎差不多。当时不仅城市信用社可以高息揽存，信托公司、证券公司等都积极参与其中，甚至很多商业银行也加入这个行列，不少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搞账外经营。当时深圳蛇口有一家银行的支行行长在账外经营的总额达到了20多亿元，这个数量超过了深圳当时一家大的银行支行的业务量。全国还出现了武汉、海口等资金交易中心，会员单位都是全国的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其热闹程度不比现在的差。”

　　在1993年高利贷风潮的前一年，1992年有一个宽松货币政策。“1992年小平‘南巡’之后，货币与信贷出现飙升，无论投资增长速度还是货币、信贷增长速度都超过35%以上，于是，一年以后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到1993年6月份开始进行宏观调控，主要措施就是收紧信贷闸门，整顿和规范金融秩序。货币与信贷在宽松之后突然收紧，必然出现资金紧张。在货币紧缩初期，企业和个人往往没有心理准备，其预期还处在泡沫上升的状态，于是，不惜一切代价筹集资金成为它们共同的选择。”尹中平说。

　　2008到2011年，宏观调控走了一条和20年前几乎相同的路。据尹中平的观察，从人民银行公布的社会融资总量看，2009和2010年的社会融资总量都在14万亿元左右，社会融资总量约占投资总量的50%左右。按照这个比例计算，2011年的投资总量应该在32万亿元，需要16万亿元的融资，但2011年，央行却连续6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在总体融资环境紧张的条件下，大型国有企业及国家重点工程项目及地方政府的重点项目是银行优先关照的对象，中小企业的融资只能到民间借贷市场靠高利贷来解决资金缺口了。

　　这是全国性的金融形势，也是今年下半年，在鄂尔多斯、安阳等城市传出民间借贷崩盘危机的共同推手。但温州又稍有不同——这里是全国民营经济最发达、民间财富最充裕的地方。温州有全国第一张个体经营证，第一家私人钱庄的金融执照，第一家在“入世”后打赢反倾销案，并获得市场经济定位的企业。温州的民营经济先行者们为自己，也为民间集聚了大量财富。“温州老板遍布世界各地，每年底有带点钱回来过年的习俗。去年春节前后10天，通过银行就汇回了38个亿，这仅仅是零花钱。”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对本刊记者说。

　　奢华的消费习惯，一方面来自企业积累的财富，一方面来自产业转型的迷茫。一位曾经从事民间借贷业务的企业家告诉本刊记者：“我是在温州最早介入民间借贷的。2002年传统制造业越来越不好做。我们从鞋厂退出来的时候，手里握着大量现金，陷入转型迷茫期，我就考虑把钱借出去赚钱。但到2006年的时候，我就已经预测到了今天会发生的问题。当大家都觉得做食利阶层很好时，这种业务就会泛滥，大家都不去通过劳动创造价值，而是去玩资本，气球会炸掉的。”

　　周德文告诉本刊记者，截至今年上半年，温州的银行存款还有7000亿元余额，温州民间仍然有钱。但缺少的是启动这些钱的市场信心。我们在温州短短的几天，仍然看到各地的人来到这里：韩国、美国，以及北京、厦门……他们有的带着项目，有的带着关系，希望能说服这里依然雄厚但已成惊弓之鸟的民间资本，在危机下掘金。

　　在政府的信心刺激下，温州人的自救也具雏形。传统温州人解决资金短板的方式是债权模式——这一部分源于独占利润的贪婪人性，一部分则受制于企业规模的弱小。但危机促使债权转股权的谈判在温州市内盛行——这是现代企业的经营模式，需要参与者有更高的管理水平。但当高利的债权模式已经无法兑现时，务实的温州人已经在开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