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降临的温州市景

生产打火机的民营企业、东方轻工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中坚

温州民间资本投资中心董事长黄伟建

东方打火机厂生产车间

　　温州民间借贷危机调查

　　对温州习惯以债权关系来解决企业融资，并陷在以熟人关系为基础的借贷传统中的大量小企业来说，现在是最坏的时候，或许也是最好的时候。

　　主笔◎陈晓 记者◎丘濂

　　讨债的困境

　　李俊立的家在温州市新城区的一栋大厦内。2011年11月4日，当本刊记者来到这里时，看到房子宽阔寂静，缺乏生气。饭厅八人座的白色皮质圆餐桌、客厅呢质布料的大沙发上都空无一人，只有一大缸占据半面墙的热带红鱼在游来游去。屋里空空荡荡，却又隐藏着危险的气氛。木质露台上扔着两条粗铁链，是李俊立从自己汽车上拆下来的——债主曾用来拴住汽车轮胎。这只是高利贷追债的一个小伎俩。李俊立的手机上还保存着两张更具暴力意味的照片：宝马汽车的挡风玻璃裂成碎片，上面有3处击痕。还有一把遗留在现场的、用来戳破汽车轮胎的黄色尖锥。他们试图将此作为暴力讨债的起诉证据，但这样的诉求在公安那里并没有获得积极的对待。因为从今年8月开始，温州民间的债务纠纷就成为平常现象，而且讨债人虽然在法律上并不受保护，却在人情上占据了天然优势：以高利为载体的资金往来在温州的民间古已有之，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李俊立是一家生产洁具的企业老板，也是一位在这场民间借贷危机中，因资金链断裂陷入还款窘境的借款人。她因此面临与各路债主没完没了的谈判和解释。当债务纠纷达到高峰时，一位债主甚至派出自己的保安主管，住进李俊立的家里，还放话说，要对她的孩子不利。为了防范债主们的过激举动，李俊立已经将孩子的儿童房改为了自己公司保安的宿舍，4个保安人员住在里面。大部分时间，他们掩着房门，用DVD看上世纪90年代的香港枪战片，但也要随时监控外面客厅和走廊上的动静。保安业可能是温州金融危机下，少数受益的行业之一。因为高额债务而产生的纠纷，他们成为企业家讨还债务或寻求保护的武器。李俊立家中的保安，从山东或四川的保安公司被派遣过来，领着高于一个城市白领的工资。

　　但李俊立以及家人的焦虑感并未因此减轻多少。家里上小学的儿子回家后经常反锁大门，即使是李俊立回家也要拍门呼叫半晌，他才开门。“我们每天24小时不敢关机，如果上飞机，都要先跟债主打电话，说我在飞机上。怕他们打不通电话，以为我们跑路了，采取过激行为。”李俊立对本刊记者说。

　　他们的住所隔壁，是企业的办公室，李俊立的丈夫于令刚负责在那里和债主谈判。谈判已经进行了好几天，几乎每天晚上，于令刚都要和债主们周旋到半夜两三点，重复解释自己在广东的企业已经完成扩建，正在投产中，很快就会产生利润。自己的贸易产业发展良好，如果每周做一单，一年可以做到6亿元的收入。如果债主们能恢复信心，暂停利息计算，他就能将这断裂的资金链重新续上。当于令刚坐在一张长桌边，允诺着自己的还款义务时，债主们沉默地坐在办公桌边。这里面有穿着紫色衬衣、烫着黄头发、涂艳红唇膏、戴金首饰的中年妇女；有一袭黑衣、挂金色粗项链、腋下夹着D&G标志小包的红脸汉子；也有穿灰色夹克、两鬓花白的老年人——他低头沉脸，拿着笔在一张纸上反复涂写着：走出困境，不清盘，给我时间……于令刚感慨说：“我现在终于理解那些跑路、跳楼老板的心情了，真的是生不如死，还不如去坐牢轻松。”

　　这是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危机下的一个侧影。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本刊记者：“今年8～9月份，跑路的老板有100多家，而且都是有名有姓的，跳楼的有6个。大部分担保公司歇业，在温州民间借贷历史上，如此大规模的跑路潮实属罕见。”

　　这些企业家们是一个高速资金游戏上的失败者，高企的资金价格就是这场资金游戏的速度。从今年银根紧缩开始，银行的利率提高到了月息一分甚至更多，这是几倍于去年在货币宽松形态下的资金价格。“银行都相当于在放高利贷，民间更不用说。”温州市中安担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谭建国对本刊记者说，民间借贷的最高月息甚至达到了5分。

　　于令刚欠债主们本息约8000万元。他从今年1月中旬开始，分别从十几个相熟的债主那里借款，数量从200万元到1000万元不等。民间借贷本来是这里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资金来源，但在2011年下半年，由于这个游戏过快的运转速度，远远高于真实世界里经济活动可以产生的资金量，随着银行资金的大笔回收，金融市场上风声鹤唳，所有参与这个游戏的人都失去了信心。

　　民间借贷的历史和特点

　　民间借贷是温州的传统。本地一家生产警具的民营企业星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陈时升向本刊记者回忆：“最早的形式叫‘呈会’。比如一个单位的科室里有20多个人，由一个最急需钱用的人来牵头。每月每人都拿出10块钱，把钱凑起来给需要用钱的人。领钱的顺序由所有人商量确定，不同的人每月会有不同的事，最后会排出一个资金领用表，牵头的人就排在这个表的第一位。所有人都轮过一遍后，‘呈会’就结束了。这和按揭买房有一些相似，但资金没有利息，大家都是平等的。一个科室也不大，最多20多个人，大家一年轮一次，有时候两年轮一次，最多一个轮回不超过5年时间。”

　　“呈会”是最原始的民间资金流动模式，也是温州民间金融的基础，它的基本特征是熟人网络、信用基础和资金的封闭式循环。后来“呈会”慢慢产生一些变种。“大约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五六岁的时候，家里人都会参与‘抬会’。有一年我家造房子，我母亲就搞了个‘抬会’。比方说，母亲每个月要拿出990块，第一笔钱就全部归她了。第二个月使用这笔钱的人，每个月要拿出980块。轮到最后一个人是不等用钱的，他每个月交的钱也最少，最后一次性把钱拿回来，也挺划算。”温州民间资本投资中心董事长黄伟建对本刊记者说。但这种以熟人互助为主的私人拆借与陈时升他们的科室互助相比，已经有了一个最大的差别——资金以一种隐性的方式产生利息。“每个参与的人，付出的资金量不同。紧张用钱的人，出最多，也得到最优先使用资金的权利。”

　　民间资金的互助方式会随着民间资本量的增加而逐渐改变。上世纪80年代，温州的中小企业开始起步。“80年代的时候，我国外资奇缺。那时候，我哥哥李中方在香港经营香港东方国际推销有限公司。1988年他回来探亲，发现温州产的打火机不错，就搞了6万个去香港。于是香港的半个市场就布满了温州打火机。又因为香港是个国际化的地方，很快打火机就打入了国际市场。我们厂子从此以后就不仅收购别人的打火机，还自己制造打火机。90年代的时候打火机利润很高，一个打火机两三块钱，一个20万的订单我就能赚将近100万元。5万个左右打火机的订单一年能接到十次八次。所以当时温州生产打火机的厂家都围着我们厂子转，都愿意把最新最好的款式拿到我们这里来。打开国外市场的时候，是我们这个行业利润最好的时候，利润达到50%甚至100%都会有。在这个行业，温州每年都有好几个百万富翁。”当地一家生产打火机的民营企业、东方轻工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中坚对本刊记者回忆。

　　随着中小企业的财富积累，民间的资金流动呈现一种专业化的分工趋势。在双方的资金联系中，借方贷方截然分开，不再分享资金的使用权，而是以资金的利息作为联系纽带。陈时升告诉本刊记者，随着温州中小企业的发展，民间资金开始主要为企业头寸的调整服务。“我有时候也会去朋友那里借钱。我们投资公司的股东也会把钱拆借给别人，还钱的时候要给比银行稍高一些的利息。”黄伟建则对本刊记者解释，“一般企业的融资方式包括两种，一是债权方式，一是股权方式。一个企业正常发展应该采取股权的方式，缺款的部分可以发展成几位股东，但在温州，缺款的部分是用借贷的钱来顶上。”一个数据可以证明，在民营经济最早起步的温州，债权方式的融资远超过股权方式。“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两个城市，是福建泉州和浙江温州。在泉州，上市的中小企业有60多家。但在温州，这个比例只占到1/6。”黄伟建说。

　　温州人更喜欢以债权方式融资，这与当地的企业特质有很大关系。“温州人有个两个特点，就是‘独来独往’与‘互相交流’。”李中坚以企业生产的打火机为例向本刊记者介绍，“打火机比较复杂，里面有60多个零件，如果这些全部自己做，那么在80年代刚起家的时候，投资200万元也做不出来。所以我们有分工合作，有一家做模具，有一家做电镀，有一家做机械，最后是产品合作，资金不合作。20多家以股权合作的形式凑在一起，我们还没有一个文明的管理方式，比如对购买一套设备，各个方面难以达到一个共识。在温州小企业居多，没有必要把精力浪费在这种达成共识的过程中去的。”

　　民间借贷看起来是一种既能快速获得资金，又能保证企业经营效率的模式——它在时间上非常灵活。“获得银行贷款需要很长的申请时间。从申请、授信、审批到放贷，短则10天，长则一个月。而像这种投资愿望都是临时做出的决定，大家都会想到临时借用，一周半个月，还回去，成本也不会很高。民间借款大多是没有时限的，短期拆借甚至可以以天计算。”陈时升对本刊记者说。

　　民间借贷的另一个特点是在形式上的灵活。“企业在打时间差。一笔2000万元的贷款，他希望分成几笔，比如500万元一笔，分4期从银行获得。对于现金流都不太充裕的中小企业来说，一次贷款2000万元的财务成本，要高于分批次贷款。如果把2000万元拆成4笔，第一个500万元一还清，第二个500万就批下来了。企业只有500万元的现金放在银行，资金却能滚动起来。但银行不喜欢把资金拆得太小。比如一个支行，贷款的规模有10个亿，它可以找10个优质的企业。银行实施管理需要成本，如果放贷给许多小企业，银行就要有足够的管控能力。大企业资产优良，经营良好，非常容易监控。贷款给它们比分散贷给小企业要容易管理得多。”陈时升对本刊记者说，中小企业对贷款资金的细碎化要求，正好对应本就是集腋成裘的民间资金的特性。

　　但这些优势也是它的风险所在——为满足实用性，民间借贷牺牲了契约的完整性。借款因为是基于一种人情关系，所以很可能借钱的人家里急用钱，又随时把借款收回。这条环环相扣的资金链条庞大却脆弱，它利用的是所有参与这场逐利游戏的个体使用资金的时间差。信心是游戏根本——一旦信心丧失，所有人都害怕有限的资金被别人拿走，同时提款，形成挤兑，资金使用的时间差就丧失掉了。民间挤兑之后，你愿意给再高的利息，也没有人愿意把钱借给你。即便民间还有庞大的存量资金，都无法补充进这个已经出现缺口的链条中。“这是一个信心的问题。”黄伟建说。

　　中小企业的围困

　　李俊立和丈夫是2007年开始向民间借款。在此之前他们一直做洁具的OEM(定牌生产合作，俗称“贴牌”)。但由于没有自己的厂房和生产基地，不仅产品的质量、数量受制于人，而且还错失几次大订单。“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在展销会上，和几个外国客商谈一笔长期大订单，所有条件都谈得差不多了，但最后对方提出要去实地考察我们的厂房，我们没有，这张订单就流失了。所以，从2007年开始，我们决定不再做OEM，要建自己的生产基地。”李俊立对本刊记者说。

　　从2000年以后，李中坚的经营压力就越来越大。“‘9·11’恐怖袭击后，打火机不让带上飞机，对这个行业来说，这是个致命的打击。全球有几个知名的打火机品牌。登喜路(Dunhill)和都彭(Dupon)两个牌子是打火机中的奢侈品，而像芝宝(Zippo)这个牌子则从200块钱至2000多块钱的打火机都有。许多人的心理是，要么就买很贵的打火机放在家里摆着不动，要么就买个几块钱的，而同覆盖了中档价位的国际知名品牌芝宝来竞争，又非常困难。于是我们的发展战略分成了几步来走，首先是满足消费者的基本需求，然后再将打火机艺术化。不管你用不用打火机，都会觉得家中摆一个打火机挺别致，这对不吸烟的女性消费者也具有吸引力。接着我们将打火机做成收藏品，比如我们生产《红楼梦》和《水浒》的人物系列。现在我们找到的出路是把打火机变成促销品，和烟酒的销售来配套。”但这个行业的利润已经由最初的50%到60%，下降到如今的7%左右。”

　　李中坚说，这是一个中小企业不得不转型求变的阶段，类似于蛇蜕皮的时期。“蛇蜕皮的时候身体最脆弱，你不能去刺激它。”然而，宏观环境中的各种政策却没有停止对中小企业的刺激。“在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温家宝总理有过讲话，希望企业不要减员，也不要减薪。我感觉到国家很困难，很想为国家分忧，就提出来哪怕没有利润也要把订单接下来。当时我们的利润只有7%到8%，但当年我们增加员工100多人，工资提高了5%。利润那么薄，我们只能去提高生产量。”李中坚回忆说。

　　但随着人民币汇率的变动，扩大产量对企业来说并非是最佳选择。东方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告诉我们，企业目前仅开动了工厂产能的一半——一方面是因为金融危机后订单减少，另一个原因则是人民币汇率的变化，让他们在最近还推掉了一个大单。根据李中坚介绍，一个打火机毛利是两三毛钱，纯利润可能只是一两毛钱。“而从我们接到订单、生产到交货，可能两三个月的时间，在这个时间里，美元一跌，等于白做这笔生意。所以我们想和银行商量，让银行接受用订单做抵押品。我们一接到订单就贷款，贷美元。这对银行也有好处，减少币值涨跌的风险。如果这种方式不能搞，大的订单我也不敢做。”李中坚说。

　　虽然从外表上看，东方公司只是一个占地不足百亩的小企业，但在外部环境压迫下，已经做了好几次产业升级。随着时代发展，日本、欧美等国不断设置新的技术壁垒。产品检测室是最能体现企业为产业升级付出的成本。检测室里摆放了近10台机器，其中一台最近刚从日本进口的设备，用来测量打火机按钮的按压力。今年日本对进口的打火机提出一项新的要求，产品必须符合日本刚刚拟定的CR法案(Child Resistance Law缩写，儿童安全法案)。这台设备就是要保证东方公司生产的打火机儿童不能轻易打着火，而大人去按那个按钮又不会很吃力。“整个检测室里购置设备的资金花费大约是100万元。每一个新样品检测，至少需要一个月的周期。把打火机放入恒温箱，检测是否有气体泄漏这一环节，就要28天。”

　　陈时升被称为温州中小企业里的“高科技先锋”，但和经营传统产业的李中坚比，高科技企业走得也不轻松。“我们这样的高新技术企业基础比别的企业好。由于销售对象是政府部门，所以我们的客户群要稳定一些，但大环境对我们也有影响。工人的工资是1300元保底，现在2300元都留不住工人。原材料平均涨价都在20%以上。我们不是垄断行业，在市场定价上没有话语权，终端销售价格始终涨不起来。我们的原材料也无法和供应商去压低价格，因为所用原料都来自垄断行业：铜、铝、钢材和稀土，像稀土价格今年翻了整整一倍。现在实体经济的利润都很低，我们现在的利润连10%都不到。”陈时升对本刊记者说。

　　货币充裕下的民间借贷阴影

　　一个宽松的货币环境或许可以缓和甚至掩盖以上矛盾。2008年第四季度，国家启动“4万亿元投资计划”。从年度安排来看，2008年四季度为1030亿元，2009年为4875亿元，2010年为5895亿元。中国投资协会会长张汉亚评价说，“4万亿投资计划”保证了当时已经陷入危机的中国经济继续以超过8%的增速发展，同时为地方创造了千载难逢的上各种项目的机会，催生了各类投融资平台大幅发债的局面。根据温州市统计局的数据，2009年温州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4486.68亿元，增长34%。2010年，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又在上年基础上增加23%。

　　银行开始了对中小企业前所未有的慷慨劝贷。“银行天天来找我们，告诉我们现在贷款不用抵押，只要担保就可以了，而且利息很低。货币宽松的时候，每个信贷员放贷是有指标的。那时候的利息是5厘2，信贷员为了把钱能够贷出去，利率都会有些下调，结果最后都是4厘多。”陈时升对本刊记者回忆，“在银行的诱惑下，很多企业都贷了款，之后四处寻找有什么项目可以用来投资。他们有些去做房地产，有些去买股票，贷款都快速用完了，救市效果就达到了。”就连并不属于资金密集型的东方集团，也在货币政策宽松时，增加了企业的贷款。“我们当时想做一个品牌策划，做一个民族品牌出来。”李中坚对本刊记者说。

　　企业融资原本有两条渠道：符合银行资质的，获得利率较低的贷款。因规模、企业资质问题，不符合银行要求的，则转向民间借贷市场。这个市场没有抵押、企业资质和贷款时限的限制，但却要付出高利的代价。这本是两个相互独立的融资系统，2008年后宽松的货币环境，却将两个金融系统连接了起来。“贷款越多，就越需要有资金来周转。还钱给银行时一下子拿不出来那么多钱，就需要借用几天高利贷。银行一般需要两周的工作日来给你做续贷工作，在这两周的空当里，也需要找‘老高’来填补这个空当。当时银行利率低，高利贷利率也不高，而且都是用于短期周转，这种收益对于‘老高’来说就很稳。2008年开始，有很多企业家转做贷款不做实业。”李中坚说。在实业日渐艰难的情况下，很多企业追求以投资为主的多元化经营，实业则成为他们的融资平台。“一个4000人的企业，即便亏损在几百万元，也可以做下去，因为它每年可以从银行获得五六亿元的贷款。”一位温州的企业界人士对本刊记者说。

　　在贷款泛滥的情况下，民间借贷以还款周转的角色大面积登场。陈时升对本刊记者说：“比如我们要去投资一个房地产的项目，投标的押金是2000万元，交了2000万元之后，半个月就可以投标了。如果投不中的话，半个月之后这个钱还会退回来。那么在这半个月里，企业需要去贷款来维持运营，但银行不太可能给你半个月来使用资金。像这种投资愿望都是临时做出的决定，大家都会想到临时借用，一周半个月后还回去，成本不会很高。以前银行贷款比较宽松的时候，这个民间借贷市场的利息也比较低，那时候银行是五六厘，民间大约是1分2厘、1分5厘。”

　　通过银行的数据也可以看出，在借贷规模与资金价格上，银行贷款与民间借贷有密切的联系。2010年，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行长吴国联在调查报告中写道：“目前，温州民间借贷市场处于阶段性活跃时期。估计市场规模约1100亿元，占全市银行贷款的20%。历史上，最近的一次较大规模的调查是2001年末，我们曾经测算过当时民间借贷规模约为300亿～350亿元。将近10年的时间，温州民间借贷规模增长了2.4倍以上，但同期银行贷款增长了7倍。”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的监测调查分析，当前1100亿元温州民间借贷资金的具体用途分布如下：1.用于一般生产经营的占35%，即380多亿元，主要是一般社会主体直接借出和小额贷款公司放贷的资金。2.用于房地产项目投资或集资炒房的占20%，即220亿元。包括一些人以融资中介的名义，或者由多家融资中介联手，在社会上筹集资金，用于外地房地产项目投资；也包括一些个人在亲友中集资炒房。3.由一般社会主体(个人为主)借给民间中介的20%，220亿元。4.民间中介借出，被借款人用于还贷垫款、票据保证金垫款、验资垫款等短期周转的占20%，即220亿元。后两部分借贷债权或资金(合计40%)没有直接进入生产、投资等领域，而是停留在民间借贷市场上。5.剩余5%即60亿元为其他投资、投机及不明用途等。

　　银行抽贷：第一块倒下的多米诺骨牌

　　可是许多投资都是有周期的。在周期内，如果资金一旦减少，即便已经接近投资末期，也会前功尽弃。为了应对国内的通货膨胀，从2011年1月开始，银行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截至6月14日，大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是21.5%，而1月份未调整之前是18.5%。“这相当于市场有9000亿元资金没有了，引发了金融市场的连锁反应。”一位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仅以一家国有大型银行为例，“今年3月，这家银行推出的速贷通产品，通过我们的担保，可获得与房价评估相当的100%贷款。我们当时就判断房地产在升值，因此对地产行业的融资需求就优先满足。但一个月后，贷款仅能为房子评估价的80%。到5月，贷款只能是房子评估价的50%到60%，最高不超过70%。所以我们停止办理所有关于房地产业的融资请求”。

　　随着银根紧缩，陈时升感觉到企业的资金压力明显增大。“供货商以前和我们一个月一结货款，现在变为半个月一结。我们做实业的领域，赊账很普遍。比如商品卖出去售价是100元钱，我需要给供应商那边80元，那么我想先给供应商60元，这样手里就有20元的富裕资金。于是我在向银行借钱的时候，就可以少借20%，就等于这个月的资金节省了20%。这20%没有成本，也不需要利息，因为是占用别人的资金。这个和供货商由一个月一付钱改成半个月一付钱是一样的。供货商一个月送两次货。第一次是不用付钱的，月底一起结算。但现在变成15日就要给钱。一个企业提前付钱，就是要增加提前付钱时间的财务成本。资金提前收回去和提前支付出来，这个时间差就要产生财务成本。”

　　除了供货商要求提前结款外，银行利息也提高了。“我们这样的企业，前几年贷款给我们利息一直在下调，下调10%的情况都有过。现在则是标准利息基础上调15%至30%。有几个银行是15%，有几个银行是30%。上笔贷款到期之后就提高利息了。”陈时升对本刊记者说。

　　李中坚也感受到了同样的压力，他说：“原来我们贷款，三五天就能把钱给贷出来。而不久前我们再想借款，3个月都没有搞定；还有现在银行的贷款基准利率是百分之六点几，而真正贷款的时候利率又要上浮了20%到30%。现在能以8%的利率拿到贷款，就算你企业很有本事了，企业各方面要和银行配合得非常好才行，所以说国家金融机构都已经放高利贷了。”

　　对于身处“蜕皮阶段”的企业，于令刚感受到的压力还要更大一些。他在2007年启动了自己的第一个5年计划：在广州投资兴建占地140亩的生产基地。现在他已经建成了7万平方米的区域，包括新的厂房、办公楼、商务楼和职工宿舍，并将手工的窑炉换为自动化的隧道炉——他说，仅这一套设备就需要2000万元投资。“温州制造”一度有“假冒伪劣”的恶名。但转型过程中的温州老板希望能完成高品质的蜕变。李俊立说，为了保证品牌形象，每个洁具不能有丝毫瑕疵，甚至洁具上的企业LOGO，在烧制过程中有一点断裂，都会成为废品，因此产品的收成率只有60%～70%。从去年底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基本完成，他们已经接到一些生产订单，虽然尚未能弥补巨大的投资，但已看到转型成功的曙光。

　　但从2011年开始，企业的一年期流动贷款，约有一半因为银行的贷款指标有限，而被改为信用证贷款。信用证是银行接受的另一种贷款抵押品——产品收款的一方开出信用证，但是真正的货款还没有付给生产企业。这种抵押方式风险比较小，但期限却是3个月一结。对正在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的于令刚来说，这相当于短贷长投，财务成本陡然增加。本刊记者看到，在李俊立记载的信用证还款记录上，各家银行的还款间隔不超过一个星期，有好几家银行的还款日甚至在同一天。“相当于钱刚到手中，马上又要还出去，资金被捆绑在借和贷的程序间，根本没有资金利用的时间。”李俊立对本刊记者说。从今年1月开始，他们向民间借入高利贷，其中利息最高的一笔是月息5分，按复利计算，到今天本息一共是3100万元。他们仅仅支付这笔贷款的利息4次，偿还了1450万元后，从今年4月开始就无力再支付高利。剩余的1650万元到现在已经滚动为2100万元。

　　在资金环境还未紧张的时候，民间借贷松散的形式还能维持这个资金游戏。债主对他们拖延利息表示理解，并没有过多追究。但随着八九月份银根紧缩后，银行推倒了这个资金游戏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开始对资质不那么优良的企业抽贷。收回企业的到期贷款后，不再向企业贷款。李俊立说，一家当地知名的大企业，因为涉足了高利贷业务，被银行抽掉了3亿元资金，已经宣布破产。在企业破产、老板跑路的风潮下，民间的债主们纷纷上门挤兑，要求于令刚归还连本金在内的所有借款。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的危机全面爆发。

　　民间的自我救赎

　　虽然资金领域风声鹤唳，但温州仍然有大量民间资本。温州市政府批准成立的国内首个专以民资为服务对象的机构——温州民间投资服务中心的资金库内，已经有180亿元的资金登记在册，希望能寻找到合适的投资项目。董事长黄伟健力推的全球唯一双体六星级豪华邮轮项目仍然在运行中。“温州民间仍然有钱，需要的只是信心。”黄伟健对本刊记者说。

　　这或许也是温州中小企业的一个机会——产业转型背景下产生的危机将倒逼金融转型。在这场危机中，民间依靠熟人网络组织的借贷资金链已经显示出了局限性：提供资金的个体能力弱，抗风险能力小，外部环境的改变，让贷款极具不稳定性。在游戏一旦做大后，熟人网络吸纳资金的速度仍然很难与资金游戏的速度匹配。传统依靠债权融资的方式，不得不面临转变。

　　黄伟建的民间投资服务中心致力于用股权模式将民间资金与项目结合。“如果我要买下一个厂，还缺钱怎么办？我不会去借款，而是找几个人做股东。有句话说‘财聚人散，财散人聚’。大家都基于一种贪婪的欲望，才会去借钱的。债权的风险在于信任风险，股权关系的风险在于经营。我们挑选项目会经过一定筛选。”黄伟健对本刊记者说，“我的投资服务中心，只是与股权发生关系，不是与债权发生关系。债权就是我借给你钱我可以随时拿回来，股权关系则是，我们几个人都是股东，我们共同承担风险，我没有权利把钱拿回来。”

　　由债权转向股权的谈判正成为解决温州债务纠纷的一种方式。11月5日，李俊立打来电话说，在律师的帮助下，他们已经与绝大部分债主达成了一致——所有债主停止借款利息的计算，等待公司正常运转起来后，按借款数量的多少，分享公司的利润。债主可以查看账本，监控资金的流向，但并不参与企业的具体管理。债主们因此成立了一个小组，其中一位最具说服力的人被选举为组长，他要出面去说服最后一名还不愿意暂时放弃债权的债主。这是一种介于股权与债权之间的关系，这是民间在危机期间被迫达成的一种风险共担机制。局势的发展或许印证了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秘书长王巍在考察温州借贷危机后说的一句话：“温州不需要被救，如果有良好的舆论和政策环境，温州可以自己渡过难关。而且，如果温州能有机会依靠市场的力量来战胜危机，给全国中小企业一个模式，那就不是全国救温州，而是温州救中国了。”■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李俊立、于令刚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