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道德事件有不少。小悦悦事件击穿公德底线之后，扶不扶救不救的故事已经不再有冲击力了。此时，一个叫廖天野的深圳公务员及时出现，使得道德话题获得了新的激发点。及时，不只是因为他挽救了小悦悦事件后道德话题的相对平淡，还因为他打开了道德话题的另一个领域，就是家庭道德。

　　廖天野殴打父母，是以“娶了媳妇忘了娘”的情节登场，而且有公务员、高知人士等身份保证“票房”，但很快转变为关于乡村与城市、生活与职场、压力与释放的探诊式叙事，由此从讨伐“不孝”变成解释病因。随着廖天野向公众致歉和向父母下跪，全部的冲突达成谅解，“深层次思考”朝着对廖天野加以理解和同情的方向前进。

　　我并不是说要不放过某个人，任何人都有按其心理轨迹去加以理解的必要，并且不能进行赶尽杀绝的个人讨伐。然而，行为的真实意义应该得到评价，而非被“理解”的模式扯远。“压力—反应”可以对暴力进行解释，但不足以对暴力给予原谅。殴打父母是伦理禁忌，这恐怕是天下共识。忙于为殴打父母探因，而疏于强调伦理禁忌，以为简单的道理无须多讲，乃至耻于重复简单的道理，这不是好现象。伦理禁忌很简单，不像各种理解模式曲径通幽，但唯其简单，人人应当坚守，而且坚守并不可笑，强调并不可耻。

　　差不多与廖天野殴打父母事件同时，中国伦理学会慈孝文化专业委员会要在全国培养百万4岁到6岁小孝子。这当然是时间上的巧合。孝子焦虑，近些年一直存在。廖天野事件，也容易归于“不孝”例证。但我想，家庭道德的问题，或许在于怎样从注重亲养的慈孝传统，转向注重亲情的现代伦理，而非在孝子语系里借鸡生蛋，塑造当代家庭道德。

　　职业道德，又是一个紧张关系经常被回避的领域。最典型的如“范跑跑事件”，明明是一个职业道德问题，被解释成“本能需要理解”。今日中国，任何一个职业，几乎都面临道德形象崩塌的问题。这种普遍崩塌定有社会机理，这是不言而喻的，不改变社会机理而强调道德拯救，这不是混淆视听，就是避重就轻。但如果认为职业道德不该存在，就相当于否定我们要有应然生活的判断。

　　国务院公务员局近日表示，要在全国进行公务员职业道德轮训，每人时间不少于6小时，且已制定大纲，其中包括中国古代官德修养内容。舆论反应赞弹参半，有针对道德轮训本身的，也有针对内容包括古代官德修养的。

　　我想，对公务员进行职业道德培训，指望改变官员行为，肯定天真。古代官德是怎样引入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没有看到教材，无从评论。大纲中对公务员职业道德的归纳，放到现代政治学视野下，估计也有可讨论之处。让公务员接受“职业道德”这个概念，而不是认为售票员、服务员才要有职业道德，并知道有哪些道德规范，总是好的。而且既然要培训公务员职业道德，就意味着公务员不是只服从违纪违法的制度追究，而完全没有耻感观念。这也意味着承认公共政治应有道德，而不是只要达到管治的目的就好。

　　今日中国，人们害怕“道德大棒”，以至道德几乎荡然时，仍然拒绝道德概念。人们相信制度。是的，我也相信制度。我们应当剥夺道德存在的正当性，应当把道德从社会生活中驱逐出场吗？我坚持，每个人应当是一个道德自治体，有关于个人生活、家庭生活、职业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道德标准。能够治得怎样，固然不应仰仗，但因为不仰仗，就否认道德的意义，或认为道德全在个人且不受他人追问，不必在意人们是否有道德观念，这就是否定人应当有是非界限。

　　是的，道德并不足以保证个人和社会的美好，道德确实容易变成打人而不律己的棍棒。事实上，在一个荒谬的社会，法律也难免变成打人而不律己的棍子，但大家还是坚持法治理想，因为人们相信法治须经由公众认可的规则来进行平等的治理。法治本身意味着良法的治理，良与不良就是道德判断。一个良好的社会，伦理也应有公认的部分并平等地规范人人，而在个人生活的领域能让人充分选择。

　　道德确实面临困境，我们对道德主题的呈现不必反感，可以探讨自己的应然生活，确立必须坚守的价值原则，而不是跟随虚假道德的步调，如同在法治不彰的情境下追寻法治的真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