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与重庆、成都并称为中国经济的“西三极”。成都喊出的发展口号，一直是“建设西部金融中心”；重庆的构想是把江北嘴打造成海内外金融机构在长江上游地区的总部基地，形成“上有江北嘴，下有陆家嘴”的局面；而西安主管金融的副市长黄海清公开对媒体表示，“西安要建设成西部区域金融中心和欧亚大陆桥国际金融中心”。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康正 | 成都报道

　　由“一行三会”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中国西部金融论坛，是第十二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的重头戏。四川方面借道国际展会推介金融产业的意图十分明显，四川省、成都市的行政一把手，都分别在论坛开闭幕期间登台，演讲省、市这些年已经拿下的金融政绩。

　　单就成都来看，2010年，金融业实现增加值437亿元，占GDP比重达到7.9%，金融产业已成该市“重要支柱产业”。而从金融机构种类、数量、市场规模、开放度四个指标统计，成都金融业在整个中西部地区城市中似乎坐上了头把交椅。有这个实力垫底，成都喊出的发展口号，一直是“建设西部金融中心”。

　　此次四川省政府与沪、深证券交易所签订合作备忘录的仪式，也专门安排在论坛上进行。虽然备忘内容并未公布，官方仅称在“共同推动四川省企业改制上市、并购重组和西部金融中心建设等方面达成多项合作协议”，不过，《瞭望东方周刊》注意到，成都政、学界呼吁在蓉设立继上海、深圳之后第三家全国性证券交易所由来已久，去年4月深圳证券交易所与成都合作设立的西部路演中心已经在成都金融总部商务区挂牌，而成都市市长葛红林在此次演讲中亦放出消息，“力争成都高新区成为‘新三板’试点园区”。

　　第二届西部金融论坛结束8天后，10月28日，另一场西部金融盛会——第三届重庆金融博览会在渝拉开帷幕。

　　重庆的金融业从2009年后即成为全市支柱产业，而这场往届由“金融市长”黄奇帆亲自操刀筹划的大会，到本届已将会址从长江南岸的国际会展中心室内挪到江北的露天商圈，展场面积一下扩至上届的2.5倍。

　　在金博会首日举行的“2011重庆金融开放论坛”上，重庆官方一如既往地向与会者推介其“打造长江上游地区金融中心”的发展计划。这是一个响亮的口号，单从地缘关系看，成都就在长江上游区域，两地动车时距亦不过2个多小时。

　　西安与重庆、成都并称为中国经济的“西三极”，西安提早于9月24日就召开西安金融高峰论坛，加大力度向外界展示其提振金融产业的决心。

　　此前几年，西安在发展金融业上的提法还仅仅是建设“西部重要的金融城市之一”，但此次论坛期间，西安主管金融的副市长黄海清公开对媒体表示，“西安要建设成西部区域金融中心和欧亚大陆桥国际金融中心”。

　　黄海清于2010年出任西安市副市长之前，在银行、金融系统浸淫十数载，其从上海银行浦东分行副行长位置上调任西安任市长助理仅1年，旋即出任分管金融的副市长，也一直被外界视为西安打造西部金融中心的重要人事布局。

　　上述三市的金融雄心在政府的产业规划当中，还有更加清晰的数据表述。据《瞭望东方周刊》统计，此前，三市已陆续拿出各自的金融发展规划，其中，成都计划在2012年实现金融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16%，占地区生产总值8%，而西安在《金融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中，将目标定在“金融业增加值力争年均增长15%”。

　　“最后谁建成，要比赛”

　　10月的重庆江北嘴，一组庞大的新建楼群正在浇筑混凝土的嘈杂声中拔地而起，一幢高楼临城市干道那一侧，楼身贴上了巨大的广告：“中国的江北嘴，世界的CBD”。

　　这是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形成的一块半岛区域。至少在2003年旧城改造以前，因为交通阻隔，这一片区正日趋没落，但到去年国务院在重庆确立中国第三个国家级新区——  两江新区时，地方政府已决意把地处新区核心地带的江北嘴打造成中国的金融高地。

　　眼前这些即将竣工的建筑，是为重庆现有部分金融机构准备，届时一批银行分行、保险公司分公司将把总部集中迁入办公。之后5年，这里还会建起3幢摩天大楼，作为主要服务金融的基础设施。其中的“重庆国际金融中心”预计建筑高度500米左右，直比世界第二高楼台北101大厦。

　　重庆的构想是以江北嘴为龙头吸纳聚拢海内外金融资源，在整个长江上形成“上有江北嘴，下有陆家嘴”的局面。重庆市长黄奇帆曾估算，未来江北嘴将汇聚各种金融和流通，产出价值逾3000亿。

　　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重庆计划背后，“筑巢引凤”的思路已经十分清晰，而这无疑也是地方政府一直以来发展产业的“常规路径选择”。 实际上，像这样庞大的金融基础设施投入和招商引资计划，在成都、西安两地早有自己的版本。

　　成都同样在城市重要区域规划建设金融总部商务区、金融产业集聚区、金融服务中心集聚区。其中，金融总部商务区规划占地5平方公里。《瞭望东方周刊》日前在区内看到，一期“天府国际金融中心”已投入使用，部分金融机构正式进驻办公。据成都市金融办数据，一期已引进31家金融机构。与此同时，计划斥资200亿元的二期工程已经进入筹建期，这些金融园区是成都打造西部金融中心的核心载体。

　　西安在这方面的建设工作相对靠后，但陕西省常务副省长娄勤俭在前述西安金融高峰论坛上透露，陕西省政府在2008年即做出部署，在西安启动建设浐灞金融商务区，该区旨在“聚焦国内金融机构和配套商务服务机构”。

　　2010年，西安市政府常务会议曾通过《西安金融商务区发展规划纲要》，给出时间表，“力争到2020年使西安金融商务区成为西安国际大都市的金融核心区、关中天水经济区金融服务支持基地、中国西部金融创新实验区。”

　　对于三地业已形成的竞争格局，从事区域经济研究的重庆工商大学校长杨继瑞向《瞭望东方周刊》分析，这是西部经济快速崛起的必然，“单靠企业资本，经济是算术级数增长，如果有金融资本助力，那就是几何级数的增长。”他同时提醒，三地发展金融切忌脱离实业，只要坚守住为实业服务这一原则就不会出错，相反，一旦脱离实业，金融就可能变成钱的游戏。

　　《瞭望东方周刊》则注意到，西安金融商务区位于国家级生态区——  西安浐灞生态区内，在浐灞生态区“十二五”产业布局中，金融业现在被提至首位。重庆两江新区的战略布局为“一心四带”，而江北嘴金融区就处在“一心”的核心。成都的金融区亦涉入“天府新区”内，天府新区则是四川“十二五”发展战略区，四川方面更有意争取天府新区成为中国第五个“国家级新区”。

　　这些脉络清晰地呈现出上述地方政府急于发展金融业的压力和动力，正如此次西部金融论坛上，一位金融办官员私下对《瞭望东方周刊》所感慨的：“谁丢了金融，就丢了园区，也就丢了GDP。”

　　中央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也乐见三地这一竞争局面。10月20日，他向《瞭望东方周刊》谈及三地竞争格局之下，会否出现“重复建设”、“恶性竞争”之类问题时，断言重复建设避免不了，但时下的竞争机制却是良性的，“都说要建金融中心，最后谁建成，要比赛，中央如果把中心直接给谁，让它建金融中心，那么拿到牌照的人就不会好好工作。”

　　磕磕绊绊的金融创新

　　竞争的另一个结果，是直接催生了金融创新。

　　如果说前述三地在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和招商引资领域拼抢的是“硬实力”，那么，金融创新则是各自在“软实力”上较劲。不过，据《瞭望东方周刊》观察，三地在这一竞争领域都走得磕磕绊绊。

　　重庆在2010年底推出了重庆金融资产交易所(下称“金交所”)。金交所作为重庆市政府设立的国有控股公司，一开始就被允许交易“信贷类资产”、“各类应收账款、债权债务产品”，以及“开展组合金融工具应用、综合金融创新业务”等。

　　通常情况，此类金交所的设立将首先活跃本地区金融资产流通。比如应收账款，以往应收账款作为企业的一笔资产只能趴在企业账上等待到期兑现，但现在企业不必等待到期就可以把这笔资产拿到金交所发售，即刻实现现金流。

　　重庆金交所一经推出，即被视为“填补了西部地区金融资产交易平台空白”。此时，连金交所在内，重庆已建立起“土地交易所”、“航运交易所”等七大要素市场。重庆方面推算，到2015年，七大市场年交易总额将达到4000亿元。市长黄奇帆则公开讲，一旦交易比重占全国30%以上，那么重庆的要素交易所就有了定价能力，才能真正带动、辐射全国要素市场交易，重庆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区域性金融中心。

　　然而，早早将平台抓到手的重庆“金交所”，正式发售首期产品已到2011年7月下旬，产品也仅为小额贷款公司的小贷资产包。《瞭望东方周刊》随即于8月前后展开对金交所的跟踪，这时正值金交所的促销开展得如火如荼的阶段，不但提供免费开户，交易门槛也放到了最低的1万元。

　　上市接受认购的小贷资产，根据存续期限不同，其年化收益率分别达6.6%、7.4%、8.9%。这个利率远超银行理财产品，投资门槛却比银行更低，一时之间投资客疯狂跟进。本刊掌握的交易情况是，一般金交所定期在周四发售产品，上午9时30分开市，上亿元产品常常在几分钟内被抢售一空。

　　但上市产品的信息披露，仅限于利率、担保等方面情况，至于该笔小贷资产的债务人信息、贷款使用情况等，此类关系到投资客风险判断的实质性内容，并不发布。本刊接触到的多位投资客则称，眼下不必关心过多信息，投资金交所乃是看好其在地方金融中的地位，“政府无论如何都不会让金交所出一单问题”。

　　9月15日以后，重庆金交所突然将投资门槛提高到50万元。金交所有关人员告诉本刊记者，这是市政府临时文件紧急通知后实施的变更。尽管目前诸多信息仍不明朗，但投资门槛骤然提高，即意味着金交所的市场口径已有收窄趋势。 

　　成都已经设立和正在设立的有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农村产权交易所等12家要素市场。其中，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在2010年底推开“地票”交易。

　　这种在当时已有争议的金融工具，甫一入市即受到强烈追捧，首批2000亩“地票”交易的溢价率甚至高达386%。然而，没等第二批“地票”上市，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即紧急将其叫停。

　　这一停就是4个多月，到今年4月左右国家政策渐渐明晰，成都重启“地票”交易时，相关交易制度已有调整，“降温”色彩十分明显。

　　对于西部金融创新当中的重重压力，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总裁熊焰颇能感同身受。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从成立到现在已经做到1500多亿的交易额，而风险控制是他的主要任务之一。

　　熊焰越来越意识到，一方面，对于具备区域中心的地方而言，金融要素市场是达成区域功能和发展目标的重要支撑条件，因此地方政府不得不高度重视要素市场的建设和投入。

　　但在另一方面，“金融这个业态的逐利性倾向太明显了，也太容易了，它对社会公众的影响非常强大，一旦控制得不好，其风险会蔓延得很快。所以金融创新，既要积极，又要谨慎，要慎之又慎。”

　　小微企业群融资创新的雷霆手段 

　　中国数量庞大的小微企业群往往“没有东西抵押，没有什么担保，甚至也没有财务报表” 。这个群体“融资难”的问题由来已久，在此次温州高利贷风波之后，问题的严重性更进一步显露。西部金融论坛自然不能绕开这一话题，实际上，在当前大气候下，包括农村、农民、小微企业等在内的“融资难”，已是西部金融竞争的必答题。

　　参与金融角逐的重庆、成都、西安，都决意在这个领域有所作为，这在各地方政府的官方文件和金融发展规划中，已有连篇累牍的表述。尤其重庆已开始推动“共同富裕”战略，亟待通过金融手段，给小微企业和农村地区创造更多发展资本。而成都在这一领域起步较早，诸多举措以及在制度层面的破立，已经拿出了改革的雷霆手段。  

　　成都在2009年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快金融业发展的若干意见》，设立了市级金融业发展专项资金，每年由市级财政安排不低于5000万元，对金融机构设立小企业贷款专营服务机构，且该机构对小企业年度贷款余额增加到一定数额的，由专项资金给予相应奖励。

　　在银行对小微企业放贷热情普遍不高的现实下，地方政府祭出这一政策，多少带有“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悲壮。据成都市金融办日前提供给《瞭望东方周刊》数据，2010年，成都共向金融机构和小额贷款公司兑现了专项奖励资金700多万元。截至目前，各主要驻成都银行都设立了小企业贷款专营服务机构，其中建行和成都银行还专门设立了科技支行，专注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融资工作。

　　成都还在统筹城乡的实践当中创新出农村产权直接抵押融资，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农村房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林权的直接抵押融资。

　　2009年，成都制定出台了《成都市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登记实施细则(暂行)》等一系列规章，明确区(市)县农村产权抵押登记机构和流程，由此打通了农村产权抵押融资路径。这是一项牵涉庞大的体制革新，前期已有农村产权改革等多项配套工程。改革的结果，实际就是要将农民手头的林、地(使用权)、房的产权功能解放，农民以此抵押给银行换回致富资本。过去，这些农村产权权属不清，银行也基本不认。

　　但放贷的决策权仍然握在金融机构手里。为了鼓励金融机构参与农村产权抵押融资，2010年，成都市又出台《成都市政府性财政增量资金银行存放考评挂钩暂行办法》和《成都市农村产权抵押融资风险基金筹集与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直接把银行机构开展农村产权抵押融资与成都市政府性财政增量资金存放挂钩。

　　成都市金融办解释，这一举措是为了“切实降低金融机构抵押融资风险和顾虑”，但如果把之前在小微企业贷款上的奖励措施看作是“恩”，此时的挂钩办法显然有“威”的成分。地方政府推动小微企业和农村融资，尚需要对金融机构恩威并施，犹见这一领域改革突破之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