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吴 海

　　“性”趣广泛的贝卢斯科尼如约在12日下台了。这位桃色风波不断的“情色总理”，终于在持续深度发酵的意大利债务危机前马失前蹄。

　　贝氏下台的导火索据说是因为在G20中态度轻率。当美英德法等国首脑在G20峰会上商讨应如何帮助意大利走出财政困境时，老贝居然打起了瞌睡。

　　其实，贝卢斯科尼在G20上的瞌睡固然让与会领袖大为光火，然而恐怕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掌权逾17载的老贝在意大利政商两界及媒体深耕多年，培植、构筑了稳固的、庞大的既得利益群体关系网。毫无疑问，如果老贝继续当政，欧盟提出的改革方案在意大利的实施将大打折扣。法德等国动用本国纳税人巨额资金对意大利施以援手，而如果意大利经济改革仍停滞不前，这显然是援助国所无法忍受的。因此，把老贝拉下马，扶持蒙蒂这样具有欧盟工作背景的经济学家充任新总理来推行改革方案就在情理之中了。

　　在此之前，曾担任过欧洲央行副行长的帕帕季莫斯被任命为希腊临时政府总理，以确保由欧元区伙伴和IMF提供的总额达1300亿欧元的救援计划在希腊被批准，这样希腊将不至于短期内因为出现严重债务违约而把欧元区拉下水。

　　帕帕季莫斯这样的技术官员非经选举，而是在欧盟施压下直接被任命为过渡政府首脑，表明援助国对希腊的政治、经济现状已缺乏足够信任，他们希望政治体制僵化，腐败猖獗、裙带关系盛行、惯于“不劳而获”的希腊能有所改变，当然状况类似的意大利也在其中。

　　事实上，对希腊这类经济竞争力低下的南欧国家来说，加入欧元区实在是一把双刃剑——虽然提高了希腊人的生活水平，有利于民主重建，但资金的流入却导致希腊人忽视了本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逐渐沦为德国等制造业发达国家的产品倾销市场。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10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欧元区以德国为代表的北部国家和希腊、意大利、葡萄牙等南部国家之间在竞争力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而欧元区成立后并未解决这一根本性问题，反而使其更加恶化，这是当前欧洲债务危机的根源。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教授谢识予告诉《新民周刊》，在一个经济共同体内，共同体成员的经济发展程度、财政、政策方面应该基本保持在同一水准上。如果差距很大的话，“在同一个体系里肯定会导致资源配置、产业失衡，然后经济发展发生转移和变化”。

　　缺乏竞争力

　　而在加入欧盟过程中弄虚作假的希腊，不仅经济竞争力薄弱，其经济模式也为外界所诟病。格林斯潘认为，从历史来看，“北方国家比南方国家更节俭自律，更注重长期发展”。然而欧元区成立后，欧洲南部国家依然我行我素，并没有向德国模式靠近，相反由于获得更多的借贷他们继续维持着那种财政过度的做法，甚至花钱更为随意。

　　据统计，欧洲南部国家在加入欧元区后消费率相对于德国持续增长。在1995年至1998年间，年增长率为1.26%，而在1998年至2007年之间这一比率增至每年1.63%，这正是这些国家在此期间不断获得巨额欧元信贷的结果。有观点认为，德国等欧洲北部国家实际上从欧元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为南欧国家的消费提供着补贴。而希腊真正的债务问题也正发生在融入欧洲的最近几年。

　　外国援助本身并非导致经济危机产生问题，但流入希腊的大量欧元借贷却被当局用来建立一个超出本国经济水准的高福利体系以及发展一个消费型社会，同时忽视了实体经济的成长，这就导致其经济结构更加恶化。因此，尽管在2001-2008年期间，希腊年经济增长率为3.9%，相比于其他欧元区国家，这个增长率似乎并不低，但经济增长的贡献90%来自消费，以及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乘数效应。

　　当然，希腊实体经济衰退的原因不仅仅在于政府的支持力度不够，还在于经济弱国加入欧元区所必然碰到的瓶颈。在统一使用欧元后，希腊、意大利等欧洲南部国家无法再通过货币贬值保持竞争力，同时由于与其他国家货币相比，欧元汇率相对较高，这样就会导致这些国家单位产出成本上升，导致其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降低。

　　在欧元区内部，较高的劳动力成本和价格也使得希腊等南部国家的竞争力处于下风。据统计，从1990年到1998年年底，欧元区南部国家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和价格的增长速度一直高于北部国家，欧元区启动后，这样的增长步伐也几乎没有减缓。比如，2000-2010年期间，希腊单位劳动成本上升了40%。因此，从1999年到2011年，一直持续存在着从欧元区北部国家向南部国家的商品和服务的净转移。

　　这样导致了希腊等南欧国家经济结构进一步恶化。比如，在1981年，希腊还是一个农产品净出口国，如今却已成为一个粮食进口国。而工业也因缺乏竞争力和方向迷失而不断萎缩。有数据显示，加入欧盟的10年间，希腊的国际竞争力显著下降，已经沦为了一个净进口国。2000-2010年的10年间，希腊的贸易逆差占GDP的比例达到10%，同时出口额缩减了12%。

　　陋习传统

　　希腊经济的结构性缺陷得以深化的众多因素中，文化也常被提及。欧元区北部国家历来有着高储蓄率和低通胀的特点，奉行重长线投资、轻即时消费的文化。而相比之下，自2003年起，负储蓄率，即过度消费则一直是希腊和葡萄牙两国的共同特点。

　　《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认为，很多希腊人存在理所应得和懒惰的思想，尤其是那些习惯了从国家的慷慨中获益的人。希腊的所有议员享有德国议员从来没有的特权——配用专属公车。与英国学生每年将要支付高达9000英镑的学费相比，作为岌岌可危的受援助国，所有希腊学生却享有免费上大学的权利，并且他们平均花费7年以上才能获得学位。

　　希腊人享受高福利，但其社会却没有形成一个积极创造财富的氛围，就连格林斯潘对此也似乎看不下去了。他在撰文中直接引用了基兰·凯利(Kieran Kelly)抱怨希腊文化的话：“如果我生在一个这样(希腊)的国家，我会觉得很难将自己的生活方式转变为德国式的——高税收、高资本积累、辛勤工作。周围就是没有这样的氛围。”

　　而腐败在希腊也早已见怪不怪了。一位希腊改革者曾给《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托尼·巴伯讲了一个故事：雅典政府某部门主管发现，手下所有职员都收受贿赂，只有一人除外。他并未思考该如何清除腐败，而只想知道一件事——其他职员为什么会放过这唯一的老实人。

　　遍布希腊政府部门的腐败和政治庇护现象可以追溯到奥斯曼帝国统治的那几百年。在那个专政体制时代，人们需要寻求官员的保护，才能免受强权侵害。1832年希腊独立后，其经济又不够发达，这意味着通常只有政府部门能够提供稳定的工作。因此，政府逐渐变成裙带关系的聚集地，这也使得希腊有着浓厚的政治寡头和权贵传统。

　　鉴于对现实的沉思，希腊籍的经济学家约翰·斯法基纳基斯(John Sfakianakis)撰文指出：“为使经济重获新生，希腊人必须重新认识、并严格要求自己。这首先需要一代人的改变——从道德、伦理和政治上做起。”

　　如何走出危机？

　　从长期来看，希腊要改变经济颓势需要从改变政治文化入手。然而对于目前的希腊来说，最关键的还是应对短期内的债务危机。对此谢识予认为，尽管很多国家对救助并不情愿并充满争执，但鉴于债务违约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还是会从大局出发，帮助希腊解决危机。

　　他认为，“假如希腊出现严重违约，导致其他国家包括意大利一路发展下去的话，那肯定对所有国家的损害都非常大。大家会本着这样一种精神，还是想把问题解决掉，不要任它发展。”

　　谢识予认为，在短期度过危机后，不排除希腊经济后续还会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因为应对危机的紧缩政策短期内会改善财政状况，但长期来看就会产生后遗症。“紧缩政府的投资和转移支付，减少雇佣公务员数量、削减工资，就会影响消费，影响刺激其他方面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比如说税源。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中长期可能对财政有很大的不利影响。”

　　他认为，这就意味着希腊必须在短期内利用紧缩政策和接受外援来改善财政政策，然后到基本平衡的状态下，尝试刺激经济，最后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当然“这需要有其他的措施配套”。

　　不过谢识予还是对希腊等国的未来持乐观态度。因为，法德两国还是不敢扔下不管，它们一方面会敦促希腊国内为度过危机付出改革代价，另一方面也会在欧洲内部和世界范围内寻求危机解决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