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第一村” 大家长

　　从328米高楼，到金牛、“万米长城”、“小天安门”，华西村和吴仁宝渐成一景。对上，吴保持着高度政治敏感；对下，他是大家长，不断给村民超前享受。最后，吴仁宝和他的家族，成为这个村的最高统治者

　　本刊编辑部

　　11月10日，华西村形象宣传片结束了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为期两个月的亮相。两个月来，每天50次的播放频率，刺激着世界各地到此的行人，传递着华西村跨出国门的雄心。

　　这期间，华西村建村50周年庆典办得轰轰烈烈。投资30亿建成的328米高楼比肩北京最高楼；楼内置一头重一吨、价值3亿人民币的金牛，加上各种装饰，整幢楼价值近五十亿；而村后龙砂山上的“万米长城”、“小天安门”和“美国白宫”，是来华西村游览和学习的国人眼中的神奇景观……随着“大华西”并村，从0.96平方公里扩张到35平方公里，“天下第一村”即将彻底改写它的身份，它将不再是一个村，它的目标是成为“华西新市”。

　　吴仁宝治下的华西村一直以来饱受争议。他被认为是这个“独立王国”的“国君”。各种具有象征意味的建筑与行为，是吴仁宝及华西村在经济成功之后的一种资本转化，如同富人的成功总要通过慈善和捐款来转化一样，他需要这种表征：把经济地位转化为另外一种地位。

　　对于只读过几年私塾，却执掌一个村级政权四五十年的吴仁宝来说，他从没想过自己会有这样的成就。

　　自1961年建村以来，这个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1600多村民连吃饱饭都困难的村庄，蜕变为2010年销售收入512亿元、人均纯收入8.5万元的超级企业集团，村民都变身为股份持有者。

　　严格说来，华西并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因为它有严苛的村规民约；它与纯市场经济的股份制也不同，村民的股份无法抽回，如果离开，一切浮华转瞬成空。因此，华西村注定是一个无法复制的成功。

　　在这个典型背后，鲜为人知的是，华西村已经成为吴仁宝家族控制的企业。有研究者统计后指出，吴仁宝4个儿子可支配的可用资金(可用资金被定义为扣除所得税后的净利润)占华西村资金总量的90.7%。(据《北京青年报》2003 年7 月17 日)

　　从党内职务来看，华西村党委的五十多人中，“以吴家为核心的圈子达到36人，占党委总人数的72%”(2003年07月16日《21世纪经济报道》)。有学者整理了42年来华西历任村干部的名单，一个不变的事实是，华西村最高掌权者始终是吴仁宝。

　　吴仁宝曾经说，“如果我吴仁宝搞个体，华西这些财富就是我一家的了。”

　　但是，华西并没有走上这条路，他们现在还在坚持集体主义道路。本刊记者曾和吴仁宝及其儿子辈、孙子辈的人交流，感受到他们思想活跃、眼界开阔，与很多现代市民不同的是，他们头脑里集体不散的意识非常强烈。

　　学者指出，吴仁宝之所以能在华西屹立50年不倒，关键在于“两头保持一致”：对底下，一定满足他们(的需求)，不断地满足他们，总是比外面超前；对上面，他有着高度的政治敏感，永远走在时代前列。

　　吴仁宝在学大寨时期办工厂，在“苏南模式”乡镇企业初兴之时开始走集体股份制，在乡镇企业式微之际搭起海运、航空、金融、旅游的转型平台；政治上则从政治挂帅的年代，集体主义的“主体思想”勇立潮头，一路先进“典型”……

　　但是集体的不朽如同南街村的“永动机”一样，令人生疑。84岁的吴仁宝说村民希望他活到1000岁，但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随着“一分五统”政策下的并村扩张，“拆迁”矛盾在这个“集体王国”中也日益凸显。

　　如学者所言，华西村和吴仁宝迎来了“后集体主义时代”的各种挑战。以家族掌控的集体，能否不朽？吴仁宝作为华西村的精神和物质领袖能否不朽？他的后来者能否顺当地安排吴仁宝留下来的政治、经济乃至道德遗产？这一传奇还能持续多久？

　　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

　　吴仁宝的“管理”学

　　本刊记者 赵佳月 发自江苏、上海

　　2011年10月8-15日，华西村建村50周年庆典。来自五十多个国家175家新闻媒体的五百余名记者像报道一场大型国际盛典一样赶赴现场。江苏省电网主动与华西村联系，专门下了长达8天的华西村村庆保电任务。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热地，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梁保华，江苏省领导石泰峰、黄莉新、张艳，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等近百名中央和省部领导出席纪念大会开幕式。央视主持人朱军、朱迅、水均益等一一亮相。

　　村庆过去20天后，吴仁宝拖着一个黑色拉杆箱，没有人搀扶，走进华西村大金塔二楼餐厅。他的步履略带蹒跚，但步步自信。在儿孙面前交代一番，然后拉着曾孙子的手上台，台下围坐着二三十桌乡邻朋友，每桌摆一个生日蛋糕。

　　吴仁宝清清嗓子，像课堂上的老师对小学生一样，向下面端坐的人群喊道：“安静，大家不要讲话了！”往日开会般的领导讲话开始了。背景板上写着“辛卯十月初六”，这一天，是吴仁宝84岁生日。

　　特殊“景点”

　　华西村的中心位置是幸福园。

　　园内林立的塑像，将古今中外的“典型”圈到了一起，像极了一场各路神仙的“神仙会”。塑像大多偏矮，唯一高大的是邓小平、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五人，一字排开，坐北朝南。

　　“天下第一钟”区域，一侧是女娲、夸父、屈原这些源远流长的古代身影，另一侧则是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嫉恶如仇的青春脸庞；马路边一侧是如来佛祖，另一侧则是耶稣和玛利亚。

　　《三国演义》中的“桃园结义”被塑成像，立在华西村民族宫的门口，只是刘备稳坐桃树下，张飞、关羽则坐到了树上。

　　“华西村的天是共产党的天，华西村的地是社会主义的地……”由吴仁宝亲自编写的《要看稀奇到华西》和《华西村村歌》每天12小时在中心村区域播放。

　　在通往华西村背后的龙砂山路上，村民赵望高创作的《西游记》“八十一难”图被雕刻在山崖上，用以象征华西村建设的艰难。早年建起的悉尼歌剧院，墙体已经斑驳，看起来如同烂尾楼；“美国国会大厦”的“美”字也已剥落……

　　此外，还有华西的新地标——328米的“华西增地空中新农村大楼”。328米，是要和北京最高楼同高，至于为何命名为拗口的“华西增地空中新农村大楼”，吴仁宝的用意在于“三增”：增地，并村之前的小华西可用土地只有800亩，现在仅大楼就可“借天增地”三百多亩；增值，大楼到最后落成总投资是三十多亿，而按照如今的市值至少要50亿；增效，大楼不仅可安排三千多个就业岗位，而且将为华西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这个名字实在太拗口，最后，华西村将其改为“龙希国际大酒店”，取“龙的希望”之意。

　　现在，随着华西村声名远播，村里年接待游客量超过200万人。村里特意在去年购买了两架直升机，开通“空中看华西”项目，花1000元可在华西村上空飞一圈。但是，很多游客看到的却是“不土不洋”的景观。“怪怪的”，是很多人的第一观感。

　　当然，游客中，很多人是冲着吴仁宝而来。

　　吴仁宝的演讲是“免费”的。没有讲稿，孙媳妇、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周丽坐在一旁，将他的外人难以听懂的江阴方言翻译成普通话，一句男声方言，一句女声国语，形式颇像苏州评弹。

　　与台上诙谐、激昂又细致入微的语言相伴的，是台下村民专注的目光。吴仁宝曾自豪地对原中共总书记江泽民说，“吴仁宝10分钟之内能够迅速召集起全体村民大会。”

　　这一点毫不夸张。与外来游客看热闹相比，经过50年风雨考验，华西村民对于吴仁宝，很多人是发自内心的钦佩与依赖。

　　一些略带神话色彩的说法是：老书记不在家，村里就出事；老书记召集开会，从来不下雨；我们外出办事，一提华西，外面人就提老书记的名字，事情马上顺利多了；我们华西村要上市发行股票，老书记给李鹏总理写封信，就批准了……

　　作为吴仁宝的贴身翻译，1981年出生的孙媳妇周丽是村党委班子中的年轻一代。她对于吴仁宝的魅力与权威有着比一般村民更为深入的理解，比如，在嫁入华西村之前，她在周边村长大，“和华西差距很大，都是来华西春游。”

　　到新西兰读国际贸易归来，周丽回到华西村。“要讲到家乡，我一般都说江阴的，江阴哪个村的，肯定没有人知道。后来我就跟人说，我家是华西村南面的。这样，大家都知道了。”

　　嫁入吴家后，周丽愈发觉得“老书记是个伟大的人”：“ 因为我这么多年来跟在老书记身边，觉得他从来都不考虑自己的事情， 24小时，只要清醒着，他都在考虑华西如何发展。都是在考虑公事。确实是大公无私的一个人。所以很伟大。”

　　今年吴仁宝在演讲的间隙，因为眼睛不好而摔倒，导致行动有所不便。但是在周丽印象中，2008年那一次摔跤直接使其卧床不起。“坐都坐不动了，眼睛都抬不动了，但是他想到什么事情就要召开小型会议。”

　　于是，吴仁宝把自己的休息室搬到了村党委会议室隔壁，接通一个麦克风，“我们在这边说话，他那边也能听到，他跟我们说话，我们也能听到，像是远程会议一样。”这样一个象征着吴仁宝权力不倒的场面，令周丽无限感动。

　　另一个值得提起的细节是，吴仁宝的四儿子吴协恩接受中央媒体采访时，被问到：“你父亲如此权威，你能在以后对华西村的管理中胜过他吗？”吴协恩坦承：“我们兄弟4个加起来，也比不了我父亲。”

　　“典型”的路径

　　“今天星期六是工作日，不是休息日。”吴仁宝在其生日宴上的第一句话就重申了华西村的村规：没有周末。

　　“最近华西喜事连连。50周年村庆国内外报道都很好。华西村获得了两个批示，一是胡锦涛总书记的批示：(要把)我(吴仁宝)的讲话要传达到国内外。(再就是)华西的文化建设获得中央政治局委员刘云山同志批示，今天三大新闻单位报道了。”

　　吴仁宝浓重的江阴方言，回响在这座当年华西村的标志性建筑——华西金塔内，塔内设有以建村“功臣”名字命名的各种大厅，但是，除了“毛妹厅”之外，其他几个厅基本都是吴的家族所有。

　　无可否认，华西的一切，和“总设计师”吴仁宝密不可分，但显然，3年的私塾教育，并不足以将他推到今天位置。吴仁宝说真正教育他的是实践：“50年代听，60年代顶，70年代拼。”

　　14岁前，长工吴仁宝“白天放牛喂猪，早晚照顾地主家瘫痪在床的儿子。一年下来，可以赚到40斤米。”1949年4月，江阴全境解放，21岁的贫农吴仁宝第一次分到了2.4亩地。紧随而至的抗美援朝，让这位一腔热血的青年决定从军报国，却因为“严重的关节炎”落选，一时报国无门。

　　此后，吴仁宝几乎事事先进，捐粮给抗美援朝前线，他跑在前；在互助合作中，帮工换工跑在前……很快，他被驻村工作组注意到，被任命为江阴县瓠岱乡(华西村前称)第三村村长、民兵中队长，后任乡财粮委员兼会计。

　　在浮夸风盛行的年代，吴仁宝被选举为华西村(时为瓠岱乡二十三社)党支部书记。一上任就遇上“大跃进”。“在一次报产量放卫星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支部书记报亩产2000斤，第二个3000斤……最后数字竟上到了1万斤。”

　　“1万斤是不低了，可还是跟不上跃进形势，比不过其他公社。吴仁宝同志，你们大队亩产多少，你们的稻子长势比其他大队的好，能突破万斤大关吧？”怀着当“种田神仙”梦的吴仁宝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几十双眼睛齐刷刷看着他，他猛抽口烟：“3700斤。”随着烟雾飘然吐出。“会场顿时骚动，但大多数人却暗自庆幸吴仁宝犯傻，垫了自己的底。”

　　“仁宝同志，你太保守，产量高低是政治问题，也是党性问题，你再考虑考虑。”

　　吴仁宝要求公社收割时，到队里监收监打，“多收一斤我们宁愿挨饿，也多卖给国家10斤，少收一斤，你们补给我一斤就行啦。”以此解了围。

　　这一段历史，被吴仁宝在以后的日子里反复提起，结合着他的著名论断“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

　　现在，华西村幸福园内，有一处“龙珠之地”。传说神龙天降，在此地戏水丢失了龙珠，生气之下便用龙尾将华西之地拍得高低不平，难以耕种，民不聊生。传说推演至现实，大至为1960年华西遭遇的罕见自然灾害，亩产锐减。每年18斤的口粮使得村民开始抱怨吴仁宝将余粮卖给了国家。

　　吴自是迷惘：“对党的话我时时听，事事听，结局却是如此？这难道是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为了缩减规模，以便管理，吴仁宝多次提出分拆管理，但未得允许。1961年10月，吴仁宝乘公社党委主要负责人外出，将公社拆分，华西村由此而来，这一日则被定为华西村的建村之日。

　　当时“华西大队下辖10个生产小队，人口667人，土地面积845亩，粮食亩产681斤，集体积累1764元，人均分配53元，欠债1.5万元，有12个自然村落”，这就是华西村的肇始，也是吴仁宝的起跑线。

　　分拆后的华西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平整土地，吴仁宝满脑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直至1964年学大寨风潮起，吴仁宝看到了“新农村”的目标。在淳朴的干劲和政治风潮引领下，吴仁宝带领村民将分散的村落集中，将弯曲的河道拉直，将高低的田地铺平。

　　在随后的一年里，水稻亩产1050斤，人均收入增加了40元。华西村很快成为江阴的5个样板村之一。这样的“典型”第一次为华西村带来了“独立王国”的称号。而一向以实事求是自居的吴仁宝，此时是惯于“顶”的年纪。

　　“仁宝同志，你这里废塘废墩多，适宜植树造林。”“树是要栽的，但只能在河渠旁。”

　　“仁宝同志，每亩地要施土杂肥400担，你们样板大队要带好头。”“我不能干，也不能让别的大队干这种累死人不见效的蠢事。”……

　　一而再的“不听话”，最终“吹牛大队”的称号取代了华西的“样板大队”之誉。吴仁宝在接踵而至的“文革”大潮中，被“造反派”推上批斗的台面。1967年，“造反派”分化，吴仁宝得以脱身到大寨学习，再一次被大寨打动。建电站、修水渠……轰轰烈烈的造村运动再次开始。1968年起，《新华日报》、《人民日报》等相继走进华西，吴仁宝就此带着华西村踏上“典型”之路。

　　“典型”的便利

　　华西金塔下，有两座桥，分别为山寨版“南京长江大桥”和“武汉长江大桥”。经过一片熊猫、牛等动物的石像，踏上“南京长江大桥”可以到达华西村的“动物园”。今天看来，这个“动物园”更像是养殖场。看园子的工人是连云港人，在华西已有五六年，他负责喂养“动物园”内的鸡鸭鹅，在金塔的宾馆需要的时候，为他们宰杀。

　　“动物园”内还有3只猴子。金塔工作人员称，起先有4只，前年饲养员给猴子喂食的时候，其中一只猴子挣脱了锁链，将饲养员的腿咬掉一整块肉，“畏罪潜逃”。华西村直接通知江阴市公安局，将这只在逃的猴子击毙。

　　“因为华西村是特殊的地方，所以，一只猴子跑了，连江阴市公安局都出动了。”事实上，走出华西村，国人眼中的华西和吴仁宝都是“典型”。正是这样的地位，为华西村换来特殊待遇。

　　这一点，90年代末期离开华西村创业的老村长朱兴度感受深切：“华西村集体的品牌相当管用。”他说，从华西出來，当个体老板，自由度和个人收益无疑是大了许多。但是工作压力很大，最头痛的事情是经常要与工商、税收、环保等地方政府部门打交道。他们总时不时上门找茬，但从不惹华西，与其关系相当密切。

　　六七十年代，吴仁宝初尝典型之味，在“顶”的年月里悟出“明顶”和“暗顶”之别。“于是一边争当学大寨的典型，一边在暗中办起了小五金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出者胡福明总结道：“因此也赚了不少钱，首先富了起来。”

　　多年以后，华西村八十多家企业遍及各地，而这一处最初被用作小五金厂厂房的4间小平房被保留在了“龙珠之地”旁边，门是开着的，屋子是空着的，屋顶爬出的绿色植物正再一次获得生长。

　　1982年底是胡福明第一次见到吴仁宝。此时的华西村已经盖了不少新房子，“有条很长的走廊，蓬蓬勃勃的，很兴旺。我也赞成乡镇企业。当时的无锡是全国乡镇企业的发源地，我们谈论起来一见如故。”吴仁宝告诉胡福明：“老百姓现在都有饭吃，有钱赚。有人说我们向钱看，我们是勤劳致富，三中全会不是号召我们要勤劳致富吗？”吴仁宝的自信给胡福明留下深刻的记忆。

　　此后，胡福明每隔一两个月便会到华西。

　　“有一次他问我：全国都在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想从实际出发，劳动力都在工业上，老农民去专门搞农业，分配也是统一分配。种田的和进工厂的一样，工厂加大了对农业的投资。”此时村里种地的人已寥寥，少数几人操持农业，大多数人都暗中转投了村里的工业。“这个时候分地，都没什么人愿意去种田了。”

　　“开了很多次会，在这个问题上基本没有人反对他。”吴仁宝表弟朱善达表示，即便当时他同意分田到户，“我们当着面也不敢说什么，心里应该是反对的。”“宜统则统，宜分则分”这一个政策如今每一天都会出现在吴仁宝对游客的演讲中，以证明他当时没有分田的科学。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吴仁宝认定将有经济上的开放和起飞，第二天就向无锡市委申请了1000万元贷款。长子吴协东曾经向媒体公布的数据是：“村里当时购进的铝锭6000多元/吨，3个月后就涨到了1.8万多元/吨。”

　　这1000万元的贷款，在那样的年代，普通企业难以想象。这一年上马的6000多万元以上贷款的线材厂，从上海钢铁二厂(国有企业)得到了一批廉价的设备和原料，这是华西集体工业大发展的标志。

　　1998年华西村计划上市。该计划由吴协恩力推，但是吴仁宝并不支持。“他觉得这是在骗人。”吴协恩在上市问题上也多次与父亲产生矛盾。

　　于是村党委开会表决，结果只有吴仁宝一票反对，“最后他只能少数服从多数。”计划通过后，上市的进程并不顺利。村民中流传着“老书记直接写信给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提出华西村上市”的说法。

　　当时的“铁姑娘”赵毛妹，是负责四处疏通关系的人。“我们去北京找了当时国务院办公厅副秘书长周正庆，当时的周是证券委的一把手……后来周正庆在他的工作会议上讲到华西的毛妹，又不打扮，又不涂口红，还表示了赞赏。”

　　这其中，又是托了苏州人范敬宜牵线搭桥，“当时范在《人民日报》，写华西的人很多，我经常去，所以认识。”赵毛妹说。

　　1999年，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交易，吸收社会成员参股，成为中国第一家村级上市公司。

　　成为全国知名典型的好处当然不止于此。

　　多年前，华西村的宝昌化纤厂以一个村的名义，突破烟草专卖的政策壁垒，申请到华西烟的品牌，此后，该公司长期成为华西村众多企业中效益最好的；2002年，华西村投入15亿元，在河北唐山合作兴建年产120 万顿的“北钢”，得到了原江苏省省长、后任河北省省长季允石的帮助……

　　华西村的50周年村庆，由于十七届六中全会刚刚召开，吴仁宝再一次以灵敏的政治嗅觉，率先搭起了华西村文化建设的高台——新华社、新闻联播等中央和地方媒体纷至沓来。记者们坦言，此次采访有高层批示。

　　就这样，84岁的吴仁宝，每天除了为一拨拨游客演讲、合影外，一项重要的工作是接受各路记者的采访。对此，吴协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解释是：“当一个村庄的名字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紧密相连的时候，它所承载的，已不单纯是个体命运的沉浮，而是整个时代的生动缩影。”

　　挑战者

　　2011年10月18日，华西村村庆、高楼和金牛揭幕后的第10天，距离华西村实施“一分五统”的并村制度已有10年，《江阴日报》发表吴仁宝的署名文章《“独立王国”与“华西爱国”——我对<民生中国，还是独立王国>的一点看法》。

　　很多人读到这篇文章或许一时摸不着头脑，而事情的真正起因是：“在华西村庆期间，被华西村合并的五村有位叫戴进兴的村民，准备了10万份题为《民生中国，还是独立王国》的小册子，在社会上散发，还准备了4条大型横幅标语和200个牌牌，要在华西50周年开幕期间进行游行。意在抨击我吴仁宝和影响华西村五十周年村庆活动。”

　　“一分五统”的“大华西”将华西村周边20个村合并进来，重新整合为华西一至十三村。2010年，华西三村的村道上，曾经因拆迁上演了大规模的村民堵路一幕。

　　这位叫戴进兴的60岁老人，在散发小册子之后的第二日，就被当地公安部门行政拘留。“没有拘留证，只有拘留释放证。”戴的儿子在父亲被拘留10天后，将其送到北京朋友家居住。

　　这本名为《民生中国，还是独立王国》的小册子，列举了“华西村近十年来干了些什么”，薄薄14页列举了华西村7条“损害周边村民利益”的事项，小册子的署名为“农民普法宣传维权协会”。

　　在这个小册子中，“非法侵占周边十三个村二万数千亩土地”、“利用拆迁大榨村民血汗钱”两条，是涉及华西村实行10年之久的“大华西”并村战略的。

　　对此，华西村党委工作人员反复向本刊记者强调：“并村实行的是自愿政策，想要并进来的村必须村民100%签名同意，才能并入大华西。”

　　但这个说法，中心村以外的华西一至十三村多位村民并不认同，他们表示：“关于并村的合同和文件从未看见，更无从说签字。”

　　站在龙砂山上，能清楚看到在一排排红色屋顶的别墅之间，很不合时宜地点缀着几处黑色瓦房，如一件新衣裳被打上了丑陋的补丁。

　　“那些都是不愿意拆迁的村民，老书记的政策是‘等待’，老书记说，要等掉一代人才能解决问题。”村党委工作人员转达吴仁宝的观点。

　　在华西一村和二村的别墅区，村民告诉本刊记者，“这样一套别墅的价格是52万，拆掉自家房子抵掉七八万，家中积蓄二三十万，然后再借十几二十万，换来这套别墅，还没有装修，再借点钱贴几片瓷砖，刷刷墙就可以住了。”

　　在华西三村和五村，这样举债住新房的村民并不鲜见。买不起别墅的，还有别的选择，华西村在华西商贸城后建了一片小区公寓楼。大华西村民在这里可以700-1500元不等买到一百多平米的公寓楼。无论是公寓楼还是别墅，非大华西村民可以目前楼市的市场价买下，当然还是没有个人产权的。

　　村民失去的田地以一年1500元补偿，大华西村民还能获得每人每年300斤大米、两桶油的补偿。村民称，1500元的土地补偿由华西村下发到各村村委，村委工作人员的收入从中支取之后，将剩余的分发给村民。

　　实行“一分五统”并村政策的过程中，华西村由原先0.96平方公里扩大到目前的35平方公里。人口则由原先的2000名中心村民，扩展为2万多大华西人口，华西村合并了周边20个村，分编为华西1至13村，加上3万5000多在华西的外来务工人员，华西的人口初具县级市的规模。

　　这似乎是吴仁宝所梦想的将华西变为“新市”的重要一步。但是这一步对华西来说并不轻松。矛盾不仅来自中心村以外，还来自于吴仁宝“任人唯亲”的亲属。

　　向阳村与华西村隔着一条泰清河。该村的党委书记是吴仁宝的外甥李国良。这位“流落村外”的外甥显然并不支持吴仁宝的“一分五统”政策。

　　不愿透露姓名的吴仁宝身边人透露，吴曾多次让李国良并入华西，而李国良的父母兄妹均已在华西生活，其弟李满良亦是华西村党委副书记。李国良回复吴仁宝：“娘舅，你年纪大了。”

　　“言下之意是娘舅你快要不话事了。”最终向阳村并未并入华西村。结果是，华西村在两村交界处建了一排外来工公寓楼，将两村间正常进出的通道堵上，留下一座小桥供打工人员进出。本刊记者多次约访李国良，其均以“不方便”拒绝。

　　拒绝采访的还有在2000年左右从华西村党委副书记任上出走的瞿建民。“瞿建民当时年纪轻，有文化，临时要叫他去做工厂里的保安，他哪里受得了，他原来是当厂长的。”如今瞿建民在华西村的区域内办了一家印染厂，“千万的收益，做做小生意还算满足。”一直留在华西村的赵毛妹，回忆了最初村党委几位骨干的离去。

　　比瞿建民早出走几年的朱兴度，是脱离华西村的几个人中，办私营企业最为成功的。离开华西村的时候朱兴度是华西村的村长。“他是因为当时从包头进货进来的钢坯质量不好，后来就降价了，产品出去不过关，最后亏损了2000万，不能再担任这个厂长了。”

　　朱兴度当时在高频焊管厂，本应该是赚钱的。“按照华西村的‘村规民约’规定，他要离开就要把家里的房产什么都交掉，他是拿了些衣服净身出户的。”朱兴度走后，吴仁宝开会还时常表扬他，“说他这人能力不错，但不会说想要他回来。”

　　一位华西村的研究者写道：“不管其中原因为何，早退者、被罢免者绝非吴氏家族成员。是否因家族精英的排斥？虽不得而知，但他们发生在家族精英对村集体精英的取代过程中，似又不可不疑。”

　　“家华西”

　　华西村对其中心村的村民而言，是一个离不开的家，离开家，一切的财富将化为乌有。而这个“家”，吴仁宝无疑是最大的“家长”。

　　吴仁宝的家居华西中心地带，但看起来鲜有人知。“万米长廊”经过现华西村村委小楼，再经过一张波尔布特参观华西村时的展览照片，从紧要处旁逸斜出，通向一家餐厅碗柜间的后门。长廊的尽头有保安室，后门入口有值班室。

　　从碗柜间进入一个70年代的院子，有直径7米开外的池塘，一座小拱桥立于其上。院内有些花草，在院子与长廊廊檐的结合处用铁丝网封闭。蓝色的斑驳墙体内部，便是媒体反复报道吴仁宝用以“作秀给干部看”的家。

　　屋内抬头45度角仰望的视野范围内，都是镜框装裱的照片。大多为集体照，从照片上几乎能窥见一个国家近50年的政治更迭。

　　妻子赵根娣坐在一楼西房内，几名妇女陪同。西边的房间据称是吴仁宝和赵根娣的卧室，房内像宾馆标准间一样摆放着两张床。小楼两层，就着逼仄阴暗的楼梯拾级而上，依然是空旷的房间，卫生间内的旧式浴缸保持着洁白。

　　穿过二楼西边一道暗门，50平方米左右的一间房顿时令人豁然开朗。南面墙上是红底白字的横幅：“华西村、党、企干部学习室。”有六七十年代惨淡的真皮沙发和家具，这里是吴仁宝经常半夜召集三套班子开会之地。屋内周边摆满社会各界赠送的藏品，门口的供位放的是当今总书记的塑像。吸烟室位置挂的书报袋内，插满了不同年代各界寄来的贺年卡，寄信人上到中央领导，下到平民百姓，也有其当年偶像陈永贵。

　　这是一处没有烟火味，只有政治味的住宅。屋内所有的家具都有恍如隔世的陈旧，吴仁宝将华西村再三包装，此处却连脱落的墙皮也依旧。

　　贫苦的出身在政治挂帅的年代为吴家平添了“先进”，农家的严苛也并未使其在日后的交往中失去礼数。父亲良善，“母亲管起家来厉害”：“家教很严，亲戚朋友来了，怎么吃饭，怎么服务，都很严格。但是如果你错了一点，她当时就看看你，等客人走了，就要打了，逃都逃不了。”吴仁宝对这样的棍棒教育表示感恩，“当时打了，我现在高兴。为什么？因为家教严格对我个人有好处。”

　　此后的吴仁宝家延续了这种严苛的家教。“5个孩子，个个被他打过。还没人敢去劝，弄不好连劝的人也要打。”老村长赵毛妹是目前村里和吴一同“开天辟地”的为数不多的几大元老之一。

　　有一年吴仁宝和邻居吵架，“因为那人拌嘴说他母亲留给他的房子比留给他弟弟的房子好”，吴犟得要去打架，“当时还摔了一个碗，赵根娣要我去劝架，我没有拉住他反倒被他掀翻了。”

　　在吴仁宝孙女吴洁的印象中，家里的衣食住行都有规矩。赵毛妹称吴一向注重礼数，早年带着村里技术员到上海接待客人，客人还没到，技术员就要动筷子，吴仁宝从他的筷子上把菜夺下来，狠狠批评。

　　1949年江阴解放前夕，母亲朱玉娥在弥留之际唤来21岁的吴仁宝，嘱其叫来唐家巷赵家之女赵根娣。按照当地习俗，在几年前两人经人说合订下亲事。赵根娣未及踏进吴家大门，朱玉娥溘然离世。一场因吊丧而起的婚事就此伴随了吴仁宝一生。

　　“我佩服我奶奶的一生！她默然无声，但一定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我对她的敬佩甚于爷爷。”吴仁宝最大的孙女吴洁拍着胸脯说。此时的吴洁已经是负责华西村教育的村党委副书记、华西实验学校党委书记。

　　吴洁的佩服不无道理。据赵毛妹称，华西创业期的吴仁宝很少在家，“家里5个孩子都是赵根娣一个人带，家中条件又差，常常5个孩子一字排开趴在一张木条桌上吃饭，只有一盆酱油用来蘸着下饭。”

　　吴洁的丈夫孙云南是华西村早期不多的大学本科生，毕业于大连海运学院国际贸易专业，随后被吴仁宝送往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3年，现任华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毕业于江阴幼师的吴洁，最初以为考上幼师就可以脱离华西村，“当时考上中专就意味着可以有城市户口，脱离农村了。”吴洁从小讨厌干农活，但是她的愿望最终因为被爷爷说服回村而放弃。

　　幼师在读期间吴洁就有了心上人，“我知道当时我先生心里也有”，这段姻缘似乎是延续了吴仁宝自己的经验，“将村里优秀的青年结合到了一起。”

　　现任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的人生经历，被广泛流传为“老书记”爱民如子的典范。11岁那年，华西村村民孙良庆12岁的儿子溺死河中。“孙良庆哭啊哭啊，老书记就去劝。劝到最后说：你别哭了，我把我的儿子给你。”赵毛妹对这段轶事记忆深刻：“阿四(吴协恩)是被他爸拖着去孙家的。孙家给他吃红蛋，筷子一夹二夹开，塞到他嘴里，他吐掉；孙家包了压岁钱塞进他皱巴巴的中山装口袋，他就掏出来扔地上。”

　　“但是老书记决定了的，”最终吴协恩仍然过继到了孙家。7年后孙庆良去世，孙家母女要求吴协恩成为孙家女婿。而此时吴协恩亦心有所属，但吴仁宝几乎没有多与儿子商量，便允下了婚事，将吴协恩入赘给孙家。今日其子孙喜耀已经负责起了华西在昆山投资创办的科技园。

　　订婚后的吴协恩愤然离家参军，前来车站送行的人只有姐姐吴凤英和嫂子，“因为家里是坚决反对的”。“我就是想试试，自己离开父亲能走多远。”吴协恩并没有走太远，也许是初次离家，他很快理解了父亲。“大概在当兵当了几个月以后，我想来想去他不是把我作为家里人，他把华西人都作为家里人来看待，他的心比我大比我宽，我那个时候想明白了，既然想明白了那就要全力地支持我父亲了。”

　　退伍后吴协恩还是回了华西。2002年，吴仁宝与吴协恩商量村委书记继任事宜。个性自我的吴协恩从之前无声的反抗，转为向父亲放出狠话：“你要是让我做这个书记，我就脱离华西村！”

　　此后吴仁宝再没有与吴协恩商讨此事。及至2003年开村党委会时，吴仁宝主动提出换任。吴协恩怕落到自己头上，急忙推荐了另一人。但是显然吴仁宝并没有听从他的意见，在推荐吴协恩的同时，还多说了几句：“我的看法，最好得票率能够集中一点，这可以体现每个党员的素质，是否讲党性，是否讲原则，是否讲良心。”

　　吴协恩心里清楚，父亲一定已经与几个哥哥、村党委主要人员都单独商议过此事了。事实上，早在1976年，吴仁宝大儿子吴协东就成为村支部副书记，后任村长。1983年、1989年他的二儿子吴协德、女婿缪洪达分别进入村党委班子，侄媳妇包丽君也开始执掌村、主办会计业务。

　　“选阿四是选对了人的。”赵毛妹事后感叹。当时的吴协恩管理着华西村宝昌化纤公司，即华西村众多企业中最为特殊的烟草行业，“他的公司每年都是效益最好的。阿四做人沉稳，不像老大说话没有顾忌，乱来的。”据赵毛妹透露，80年代吴仁宝落选党代表，是因为吴协东在老干部中的口碑不好，影响了父亲的选举。“一个县委书记，没有当选党代表，这在全国都是没有的事。”

　　吴协恩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坦言：“我在做书记之前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我负责抓经济。有些理论还是做了书记之后才开始学起来。”初继位的半年，吴协恩尤其不适应，“太多官话空话，我都不懂。我只知道低头做事。”

　　吴协平被称为是4个儿子中最为“调皮”的一个。他与严父的故事也广为流传。其在华西村宾馆负责期间，因为供销员用了劣质酱油，被父亲从总经理贬到厨房洗碗。如此故事，都成为吴仁宝在村中树立威信的基石。由于吴的严苛，其多位子女都曾表露过：内心里希望做个普通人家的孩子。

　　有研究统计指出，“自1995年起，华西村党委班子构成中吴仁宝的子女及家族共11人进入了村领导岗位。”从目前华西村的村党委成员可以看出，41名党委副书记中，以吴仁宝为核心的家族成员占据了二十多人。而华西集团八大公司负责人中，除了杨永昌是外来人员，其余都是吴仁宝的嫡系近亲。

　　这些，或许从一个侧面表明，外人想进入吴仁宝的信任系统，并不容易。一个曾被研究者引用的例子是，有一次，吴仁宝去查看金塔的工程进度，当时镇土地所所长正和华西负责基建的队长聊公事，见吴仁宝过来，基建负责人抽身离开。吴的第一反应便是，几人正在背后谈论他，于是问土地所所长：“你觉得XX(基建负责人)如何？”“他是你用的人，你应该比我更了解他，还用问我？”这样的对话后不久，那位基建负责人就被降职。

　　有学者认为，从村党委改选的结果看家族权力的产生，总不免像外人一样有改选是否真正合理、公正和民主的疑问。其实，深入其境，我们可清楚意识到：无论这个村的选举过程是否民主公正，结果都可能完全相同。

　　因为一方面在中国社会大环境中，家族成员作为村庄自治选举的必然结果已经被不少研究所证实。华西村不会例外。推举家族成员做集体的领头人，从经济学角度讲，存在一个最小风险的道理。在乡村熟人社会，人们一向排斥外人，不轻易相信外人，因为外人从来就被当作掠夺资源的侵略者；相反，人们对土生土长的自己人、家里人有一种天然的亲和与依赖，可以在共同利益意识中达成最低成本的社区整合。

　　另一方面在华西村小环境内，普遍的报恩心态促成了村庄臣民对族长式人物的绝对敬仰和顺从。“书记一家人都为村庄的富裕做奉献”，这句话既是村庄老少皆有的口头禅，也是他们依从权威领导的心理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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